1933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解体，与吉鸿昌等作最后抗争的居然有这个人

历史，有很多事情是出乎想象的。

1933年8月，冯玉祥发出歌电，说“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诸国人”，轰轰烈烈了三个多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此宣告解体。再过几天，冯玉祥坐上铁甲车又回泰山隐居读书去了。人们纷纷告退，张砺生率众复员还乡，佟麟阁退居香山奉老修心，阮玄武以及更多的人跟了宋哲元，还有人直接走入了蒋委员长的帐下。

但还是有人不想走，方振武、吉鸿昌就是。方振武对打定主意的阮玄武说：“既然如此，那么你就留下来听宋改编，我还是要抗日到底。”这话代表了那些留下来的人的心声。

方、吉把部队带到张北，改名为“察哈尔民众同盟抗日军”，字没有增多没有减少，意义有了重大变化。然后部队开始远征，先是北上商都，接着东进独石口，一路昼伏夜行，备极艰难。部队有段时间无盐缺粮，以苞米、地瓜、花生充饥，六天未吃盐，体弱无力，直到进入密云、怀柔，才有了油盐菜面，生活得以改善。

但困难的局面有增无已。原来结成的同盟，汤玉麟按兵不动，刘桂堂为蒋收买，在独石口还跟抗日同盟军打了两天，说不上多激烈，却是一个不小的警讯。路越走越窄，各路围剿军队在从四面压过来：东、西、南三面为蒋军包围，北面为日军包围，天上还有日机绕来绕去。

进军昌平，汤山像凶煞的门神挡住去路。抗日同盟军已由运动战陷入四面包围状态。夺取汤山也许还有一条路，激烈的战事就开始了。

时任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政治部政治指导员的张继五，在时隔四十八年后，对此战还记忆犹新。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南来枪声不断，全军集中在昌平县汤山柳林里。这时各部的最高领导，临时在这里集合。先看到骑兵师王英骑着一匹白嘴白鼻子的黄色大洋马到场；接着一个中等个子，鼻下两道黑须，身着灰军装穿大马靴的人，原来是方振武；忽然一个黑眉大眼雄赳赳的大个子，骑着黑灰色大骏马一到场就跳了下来，是吉鸿昌。他们会合了，这时枪声更密了。吉鸿昌袒着右臂，抽出大刀；接着别的领导和全场战士都照样袒臂抽刀。吉鸿昌狠狠说道：‘我们穷人就是不怕死，我们现在不用抢，就拿刀和他们拼！’说着‘杀！’的一声就一齐冲上前去；方振武后边的大刀队，人很多，跑的也最快；这时王英的骑兵也冲上前去，一会儿对面的枪不想了。”

这是一个让人热血澎湃的搏杀场面，但这又是一个令人有些诧异的段落。

文中其中提及了三位蹈锋饮血、冲锋陷阵的将领，方、吉，还有一位——王英。在诸多回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文章里不见这个人的身影，但张继五却多次提到。

张继五回忆一开篇，在讲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代表性人物时，说有方振武，有吉鸿昌，然后还有“赫赫有名的绥远义勇军骑兵战士王英同志”。张用了好几个形容词，来说明此人的不寻常。

后来，张讲到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后，方、吉决定整军张北，继续抗日，又一次提起这个人物。张说，“吉鸿昌团结方振武，王英及部下爱国志士坚持抗战”。这表明，在转折关头，王与方、吉是紧密站在一起的。

张这样反复提及当年的一位将领，是可以理解的。张当时是同盟军十八师政治委员，职务名称很响亮，但说白了，就是一个宣传员，抄抄写写，不算官也不是兵，不参与军机大事，也不要求上阵杀敌，对政治相对敏感，对上层人物会相对较为关注。作为同盟军骑兵师师长，王英给张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但为什么这样一个人物却会为他人频频忽略呢？

原因也不难理解。这个王英不是别人，就是后来在至绥远赫赫有名的汉奸。1936年，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打了一场痛快淋漓、令国人扬眉吐气的抗日战役，所打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王英伪军。1937年，王英任伪绥西自治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又任伪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在日本人指挥下，对傅作义部一直骚扰不断。要突出一位大汉奸的抗日事迹，回忆人都过不了自己心理这一关。

但就是这个人，在1933年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冯玉祥任命为察北游击司令。在其他人纷纷走开后，这个王英还和方、吉高举抗日大旗，一路艰苦行军，一直挺进到昌平，直至抗日同盟军为商震部缴械解散。此后，王英退居兰州，担任甘肃省政府参议。直至1935年，王投降日军，被梅津美治郎任命为大汉义军司令，开始了此后耻辱的汉奸生涯。

然而，1933年王英应该也是敬慕方、吉这样的人物，也有着胡尘乱察绥，铁马啸西风的慷慨激昂。国运垂危之际，许多人都不乏这样的昂然意气。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的人物何以后来那么轻易就做了汉奸。

理由纷纭，个人恶劣品质自然不能排除，但1933年吊轨的政局会令人迷惘。5月长城抗战死了那么多人，《塘沽协定》还是签订了，冀东二十二个县成为日军势力范围。退回关内的义勇军被指为匪，收复了康保、沽源、宝昌、多伦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却遭围剿，还是国军和日军的联合绞杀。抗日有罪，妥协受奖，是非无从裁判，忠奸已然难分。

在一个颠倒了的世界，一点魔鬼的引诱，某些人就会堕向地狱。王英是否也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