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纪录片，也是一面照妖镜 | 关于移工议题作品《九枪》

「这部电影再过一会儿要做首映，它会获得什么样的回馈？老实说，我完全不确定」，在《九枪》世界首映的那个夜晚之前，蔡崇隆向我们这样说。

采访撰文：蔡晓松 万孟贤

编辑：裴嫣柔

曾制作《岛国杀人纪事》三部曲（2000－2011）、《再见可爱陌生人》（2017）等纪录片系列，长期追踪社会议题，导演蔡崇隆是纪录片老将，翻开《九枪》的制作名单，他的工作人员更有许多都是在线导演，包括以《神人之家》一同入围的导演卢盈良。从制作到拍摄，蔡崇隆经验老练，访谈中谈到提案、创投，或筹资，他也笑称，自己早就看惯纪录片制作的种种关卡。唯有对于放映、对于把《九枪》公开在观众面前的这一关，像是投下一枚火药，剧烈碰撞之后会有甚么？蔡崇隆也不知道。

2022年11月5日，纪录片《九枪》于影展世界首映前的那个下午，导演蔡崇隆与制片阮金红、李佩禅，接受《放映周报》专访，谈及作品由前置、拍摄、后制到行销推广，四年多的历程，以及他长期关注移工议题之省思，和欲改变现况之决心，舟车劳顿的疲惫，难掩他们亟欲让视频问世的心情。关于观众可能的反应，还有片中几乎见骨，冲击台湾「多元包容」和谐面貌的批判，与极具争议的密录器画面，蔡崇隆都坦承「这部片，可能是我历年来对观众反应最没把握的一次」，尽管有担忧，但他仍希冀纪录片成为敲碎美好幻境的铁锤，带给观众起身改变之能量。

「枪响之前」

──计划起源与探寻真相的决心

尽管许多观众对他并不陌生，但要摸清《九枪》创作理路，需要重新叙述一次蔡崇隆的纪录片心法。大学念法律、研究所念传播理论的蔡崇隆，就学期间并未习得拍摄实务技术。毕业后，他进入电视台，从专题记者开始从做中学习。他曾任职在张照堂监制的超级电视新闻节目《调查报告》，底下完备的人员体制，对他尔后推崇「专业分工」的纪录片制作模式影响很大，直到后来进入公共电视拍摄纪录片，甚至到南艺大、中正大学等地教书时，也时常告诉学生，「台湾纪录片环境单打独斗的状况，其实是不得已、不正常的，你们也要学习团队合作。」

离开公视后，蔡崇隆结识现任妻子阮金红，开始尝试体制外的拍摄模式，以夫妻两人的团队，去深入、亲密地记录嘉义生活社群中的移工人像，陆续完成了《失婚记》（2012）和《再见可爱陌生人》等作。关注焦点转向移工与新移民议题，蔡崇隆提到，阮金红同时深耕关注在台越南人的社会处境。大多时候，他与阮金红在纪录片制作与NGO工作上互相是彼此的帮手，两人共同协力，去支持彼此的工作。如今推出《九枪》，是他睽违多年，回到以前熟悉的专业分工模式。

谈及《九枪》制作缘起，始于一股强烈好奇心，2017年8月31日，阮国非事件发生当下，蔡崇隆和阮金红正在吃饭，听闻这个事件，长期关注无证移工议题的他们，比常人更理解背后脉络，也知道移工为何「逃跑」，对案件感到震惊和疑惑──「开枪就算了，为什么要开到九枪？」

《九枪》剧照

之后，许多媒体开始追踪事件。刚开始，蔡崇隆没想太多，只是侧面协助媒体前往越南进行的调查，虽然更理解阮国非的背景，和来台的原因，但开枪事件本身的真相仍不清晰──「警方的官方说法不太能说服我，包含抢警车，之后看密录器也知道，钥匙根本在警察身上，他是不可能把车开走的，而偷车也没有直接证据。后来验出来他有吸安、酒精反应，但这也没办法成立『需要开那么多枪』的原因，阮国非几乎是被当街处决。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谜团，很想知道怎么回事，而不只是一直告诉我阮国非多可怜、他来这边多辛苦。」

验出吸毒反应后，主流媒体便不太继续报导，且社会上挺移工的人权团体与支持警察开枪的团体对立严重，讨论逐渐失去焦点。蔡崇隆认为，对立没有意义，基于提出证据的使命感，再加上去法院旁听陈崇文判决、目睹密录器画面带来的震撼，他立下一定要将此案拍成片的决心，于是策划纪录片提案，在2018年底，拿到国艺会2019年度纪录片创作项目补助，有了资金投入拍摄，并以《枪响之前》作为前期企划片名。

命名为《枪响之前》，一开始是因为苏哲贤的高雄拍短片《九发子弹》已将「9 shots」概念用掉，不好再重复，而取作枪响「之前」，则指出创作者除了事件真相，也想关注前面的脉络与更结构性的问题；后来入选金马创投，改为较耸动、直白、简短的《九枪》，目的是让观众一眼就知道发生什么事；至于英文片名《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则由中正大学传播系系主任唐士哲构想，取材自Robert Frost诗作〈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的最后一句，唐士哲看过初剪，认为这首诗作和片中移工的心境类似，且「Sleep」也带有「死亡」的双关意涵，便敲定以此做为片名。

还魂阮国非：

电影叙事选择与「来自越南的声音」

综观《九枪》全片，定对里头萦绕不绝的旁白印象深刻，该内容皆撷取自阮国非生前于脸书留下的文字。蔡崇隆在前作《岛国杀人纪事》第二集开头，曾经以卢正的家书搭配空拍图像，形塑「灵魂视角」，但其余大多时间当中，仍有导演贯穿全片的旁白。对于《九枪》重新打造「灵魂观点」，叙述视角从创作者自身转向死者，他表示，刚开始思考如何「让阮国非活过来」时，本想以「调查者」和「死者」双线叙事构成，编写虚构的口白，并搭配手持摄影、以第一人称视角走经死者生前走过的地方，企图由电影施行还魂术，国艺会提案中也是这个版本；但当蔡崇隆发现阮国非的脸书后，深感「他讲的东西，有些是我想像不到、而且觉得没办法写得比他更好，所以就直接用他的。」于是，便透过阮金红共同协力检视留言，以阮国非的书写为旁白主轴，蔡崇隆则将自己从以前「诠释型」（注1）的作者往后退，佐以大量新闻画面代替创作者诠释，让观者直接接触图像不证自明的力量。

《九枪》剧照

片中第一场回到越南的场景，灵魂视角直接望向整个纪录片拍摄团队，即告诉观众视频是以阮国非观点进行，而团队人员只是其中的报导者；甚至，拍摄陈崇文姑姑讲话时，还另外架了一个在旁边游移的机位，像是阮国非看着两方对话，只是后来该镜头没有剪入正片。

为何如此坚持打造阮国非的视角？蔡崇隆表示：「我想强调，阳间的人在调查他的死因、做这么多努力，但对他来说，到底有什么帮助？我们不知道。片子里面访谈对话的还是我，但我不再特别去拍、去强调我了，也是想表达『纪录片的有限性』，有时候作者太突出自己并没有用，某种程度是比较悲观的角度。」

阮国非的脸书贴文除了做为旁白，也由阮金红第一时间翻译给蔡崇隆听，让他能在拍摄期间对阮国非有更立体的想像；而朗读旁白的重责大任则交给住在「越在嘉文化栈」的工厂移工阿尊，虽然是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素人，但在阮金红的沟通、引导之下发挥得很自然，加上阿村的工作经历与阮国非类似，年纪也与他过世时相符，因此很快便能同理他的处境并融入情感。

阮国非的文字，也被摘录并写成了片尾曲《为了你》。当初蔡崇隆和配乐史旻玠讨论，想要用葛利果圣歌（Gregorian Chant）风格，但不可能用拉丁文，必须加入越南元素，便决定直接撷取旁白内容，编辑后再以词谱曲。原定由声乐家林义伟演唱，但他不懂越文，硬唱不太适当，于是，蔡崇隆和阮金红便找来在工业区上班、爱唱歌的新二代赖学静，身为素人的他，虽然热爱表演，歌声也有自己独特的韵味，但面对不熟悉的曲风、由诗作改编的歌词声调拿捏，以及金马典礼大舞台表演，都略感压力，好在有史旻玠和林义伟协助，做为他坚强的后盾。

致命的30分钟，

「密录器画面」一刀不剪之必要

片中，长达30分钟、一刀不剪，仅分成三段（注2）呈现之陈崇文密录器画面，是让蔡崇隆对观众反应没把握的最大因素。大约在国艺会补助通过后第二年，蔡崇隆透过信任他的管道来源，拿到密录器档案，刚好适逢创投上台北，他找来团队伙伴于下榻酒店一同观看，确认彼此想法，并不是只有他一人在意「开枪之外」的部分──「开枪的时机、比例原则、开枪是否过当等，其实事件发生当年就讨论过了，警察也因此被判刑，虽然是缓刑三年，没有真的坐牢，但他也赔钱了，所以这事情其实是有个定论的。」

而让蔡崇隆和伙伴们疑惑的点在于开枪过后现场众人的反应，为什么让阮国非死在那边、不赶快载走急救？之所以选择一刀不剪地呈现，一方面是剪接会让素材有被编辑、后制过的嫌疑（仅为了维护死者尊严，在下体部位打马赛克）；一方面是蔡崇隆希望观众在这漫长30分钟的凝视间，好好观察、思考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九枪》工作团队，由左至右依序为王河洛、蔡弦刚、卢盈良、蔡崇隆、温伟轩、张智龙、史旻玠、詹皓中、李佩禅

「那场景对我来讲既熟悉又陌生，陌生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处理这件事情，但熟悉又是好像能理解他们、理解台湾人为什么会这样对待移工。在整个大社会或生活环境中，我们都知道自己对待东南亚移工就是那个样子，没有到歧视，而是『无视』或『漠视』，那30分钟的后段，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完整呈现密录器画面可能遭受的风险，蔡崇隆以自身法律背景应对，强调现在处理的移工议题是公共议题，有其需要公开的社会公益性质，正如《岛国杀人纪事》中也曾使用未经当事人同意的围堵画面、秘密录音，以及检察官侦讯录音带──「尤其侦讯带的性质很接近现在这个执法中的密录器，它基本上是个司法证据。」

对于曾在法庭上播放片段的密录器画面，蔡崇隆表示：「宪法说司法审判必须公开，那是人民接受审判的权力，所以公开审判里面的司法证据，以这个逻辑来讲应该也可公开，因为它并不涉及个人隐私或妨碍风化等等。既然密录器能在法庭上播给旁听席看，那我现在放在纪录片中给更多的人看，就是更大的旁听席而已，我是这样理解的。」

于蔡崇隆而言，完整公开密录器便已经是对警政体系最大的批判，他无需再加更多力度，是非对错，观众看画面便可得知。

不同意见书的启发：正反观点并陈

尽管蔡崇隆为移工发声的立场强烈，他仍在片中放入警方、陈崇文家属以及支持「警方大胆用枪」团体的画面，不同于新闻报导需「平衡立场」放入正反两方观点，现今纪录片作者为个人风格或倡议需求，时常会舍弃这点；对此，蔡崇隆表示，「正反观点并陈」的确是他作品重要风格之一，这份坚持首先来自法律训练。他回忆，修习中华民国宪法课时，教授曾以美国宪法修正案做为对照，其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荷姆斯的不同意见书使他印象深刻，由于通过的修正案往往是众人妥协后的结果，反倒是「不同意见书」内可能藏有更多精辟、精彩的论证──「不同意结果的意见，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参考价值，跟主流不一样，主流常会有盲区。我知道自己是非主流观点，但我也得知道主流的意见是什么，不然就是故步自封。」再来，也考虑传播理论最基本的有效原则──正反并陈的效果一定会比单面传播的洗脑、灌输来得好，若做图像作品是为了和观众沟通、想影响他们，那正反并陈是较能达到效果的。

谈到一些创作者不在乎正反观点并陈，或者避开采访相对立场之人，蔡崇隆认为，访谈技巧需受专业训练，若创作者不喜欢或不擅长，那就不要做，但没必要将其讲成不好、不必要的；他也强调，就纪录片工作而言，以访谈为主的「真实电影」和以观察为主的「直接电影」，两种制作方法都很重要，而现今作品也常常混合两种，只是看以哪个为主。况且，就算访谈最后没剪进正片，也能帮助创作者更了解人物和议题，尤其若涉及争议性的社会议题，不做访谈，其实有点不负责任，因为不是什么都能查询得到──「如果做一个作品，只是坚持自己观点传播出去，那就是自爽而已，比较重要的政治社会议题，观点不做一定程度的正反并陈，我会觉得那是在做宣传片。」

《九枪》剧照

关于陈崇文姑姑在片中的访谈，一开始捕捉到她冲出来骂律师邱显智，的确是突发状况，经蔡崇隆说明纪录片来龙去脉后，顺利约到采访，制片李佩禅认为，可以理解她愿意出面受访之动机：「假设今天所有媒体都一面倒，大部分舆论都在攻击这个孩子，作为家人其实会想把握机会，公开为他辩驳。」对于姑姑的发言，蔡崇隆补充，最重要的不是她为自己家人辩护的立场，而是能由她反映出台湾许多中产阶级的想法，它具有代表性，并且是构成歧视或无视移工很重要的因素。

至于姑姑若将来看了片子，发现观点偏向另外一边而不高兴，蔡崇隆也表示没办法──「只能和她解释，我做为一个作者，还是有自己观点，我的观点就是，这是个悲剧，我没有特别要修理陈崇文，你的意见，我也让你讲了。」

合法或非法，都在死亡边缘

──台湾的东南亚移工处境

尽管蔡崇隆没有刻意连接，但《失婚记》、《再见可爱陌生人》和《九枪》接起来，像是「移民工三部曲」，他期待观众一起观赏，更能了解移工处境整体的脉络，尤其在做完前两部作品之后，他更觉得，《九枪》若只专注于阮国非个案就太可惜，必须去谈结构性问题。因此，他选择加入大量新闻素材，透过两年后制阶段的多场内部试片，逐渐缩减新闻量至现在的比例。「也有被建议，访谈或许要更少一点，电影才会比较好看。但我做这部电影，不是为了好看」，蔡崇隆如是说。

虽然主要的阮国非案是无证移工悲剧，本片仍提及其他案例，如因化骨水而死亡的科技厂女工、住铁皮屋宿舍被大火烧死的员工，他们都是合法劳工，却因雇主不重视工作场所及住所安全而送命，对此，蔡崇隆沉痛地表示：「我想要让大家有个感觉，其实台湾我们对东南亚移工的漠视状态，不管你是合法或非法移工，随时都可能死于非命，讲难听点就是这样。」

至于其中占幅较大的黄文团事件，当初国艺会提案版本原先想让黄、阮两案比例相当，后来因黄文团相关素材搜集不易，加上90分钟片长内难以说好两起大事件，便决定以阮国非为主，而黄文团仍占的比例仍比其他案件多，则是因为两案性质类似──「黄文团在山上做山老鼠被抓，掉到山下死掉，某种程度上和阮国非死掉的过程很像，因为他们如果好好去找的话，不一定会死，基本上他没有被当作是一个人，如果他是台湾人一定不会是这种结果。」他们皆是「不完美的受害者」、皆因台湾人的漠视而死掉，甚至在采访对黄案有所知晓的外事警察时，对方也表示看到黄文团便让他想起阮国非。

提到「不完美的受害者」，蔡崇隆认为不能只看到他们犯法的表面，得去理解他们做这些事之前，变成逃跑移工的原因，「中介费剥削」和「不能自由转换雇主」是他长年观察下的两大罪魁祸首──「中介费剥削绝对是结构性、跨国的问题，是台湾和越南政府某种共谋的状态，因为他们不处理，放纵这件事，造成移工背着债务来，需要赚快钱，才能还债、早点回去。」而规定移工不能转换雇主，则是在法令上非常明显地反映出阶级与种族歧视──「我们在政策面和制度面上，并没有真的把他们当成对台湾很重要的客人，或者有贡献的劳动者，这是很明显的，不然不会说对合法的移工都那么随便。」

蔡崇隆于《九枪》首映前接受访问，也准备面对视频问世后的对话过程

移工纪录片在台湾

──展现人道精神与挑战结构议题之平衡

回溯移工题材纪录片在台湾电影史的脉络，徐小明《望乡》（1997）、李道明《离乡背井去打工》（2003）和李淑君《印尼女佣尤尼西》（2003）皆是早期重要作品，三部片都反映了中介费剥削和不能自由转换雇主的问题，其实从90年代移工开始大量引入台湾时就已经确立，至今未获得太大改善。而蔡崇隆认为这几些作品与《再见可爱陌生人》较相似，是捕捉人物生活、劳动状态，带有人道主义角度的纪录手法，但这样的片一直拍下去，仍旧会走到得面对结构性问题的一天──「我们会同情他们，但还是没办法同理，或者说可能可以同理，但不会有什么行动。同情比同理多，难过比行动多，但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的参与、帮助和支持，而不只是同理或同情。」

当然，蔡崇隆也不否认人道关怀的重要性：「其实《九枪》讲了半天，一个基本的点是：我希望你们把阮国非当成人，他有他存在的精神价值跟尊严。」只是，除了展现人物故事，他更希望叙事策略能往前推进至足以挑战结构议题──「1997年到现在20几年了，结构性问题还是一样，我们对他们的歧视还是一样，不然不会发生这种悲剧，它是20、30年来不合理制度与政策的一次极端总爆发。」

当年曾有国艺会评审对蔡崇隆提出质疑：「你拍那么多移工，又没有甚么改变，干嘛还继续拍？」对此，他强调这是个不得不的选择，若有往好的方向发展，则不一定要持续拍摄，他的态度始终坚定：「就是没有改变啊，没改变我才要拍！」

拍摄纪录片时，蔡崇隆挂记John Grierson所言于心──「Art is not a mirror but a hammer.」（纪录片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打造镜子的铁锤），他坦言：「我们现在很需要铁锤，去打出照妖镜，照了之后会不会想改变那是你的事，但这个照妖镜必须要被打造出来。再那么温和地去反应，已经没用了。」

奖季落幕后，巡回放映将要接着展开，蔡崇隆说，他不想走传统商业纪录片的映演路线，如果可以，他希望之后每一场放映都能亲自到场跟观众对话。这是一条漫长的路，访谈结束后，蔡崇隆转过身，又开始与阮金红讨论移工联系工作的进展与阻碍。毫无疑问地，《九枪》亟欲面对的是整个社会，而他们都在同一条路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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