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彭桓武：回国不需要理由

1985年，有人问“两弹一星”功勋彭桓武当年国外条件优越，为什么还要回国？彭老一听就火了：“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可谁曾想，他当年回国搞研究的仪器还是“捡破烂”攒来的。
1915年，彭桓武出生于长春一个书香世家，16岁时连跳三级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并称“清华四杰”。
1937年，彭桓武即将完成研究生学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故土东北沦陷，家人流落异地，学业被迫中断，这一切深深刺痛彭桓武。从此，他立志为国奉献，抵御外辱。
正当彭桓武报国无门时，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在云南创办大学，遍寻各方英才。彭桓武受邀出发，怀揣一包药，辗转来到上海二姐家，打算想办法去云南。
一天，二姐帮他收拾行李，一个油纸包掉了出来，就问：“这是什么？”
“药。”彭桓武没有撒谎。
二姐不解：“带这个药干嘛？”
“被日本人抓住，我就吃了它。”彭桓武笃定答道。
二姐心疼不已，一把扔掉油纸包，道：“我断了你的死路。从今往后你只有一条路可走，好好活着，别让鬼子抓住。”
彭桓武心中一震，惭愧不已，辞别二姐，乘船来到云南任教。
一年后，彭桓武以优异成绩，考取唯一一个“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物理研究生，前往欧洲深造。

9年间，他先后师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马克斯·玻恩和埃尔温·薛定谔，并与另外两名欧洲科学家提出“HHP理论”，蜚声国际物理学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已经回国两年的彭桓武见到好友钱三强。
钱三强兴冲冲告诉他：“中央要成立一个人民的科学院，设立近代物理研究所。这回可以大干一场了。”
彭桓武兴奋不已：“要干好，必须有人才。我来教。”可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开展科研工作连基本仪器设备都没有，根本不具备条件。
彭桓武想到了旧货市场。于是，他和王淦昌、钱三强、何泽慧等科学家老往天桥、东单旧货市场跑。搜集废铜桶、面积仪、计算尺……
一次，天已经很晚了，彭桓武还没有回来，大家都很担心，分头去找。结果还是钱三强有办法，把彭桓武“领”了回来。原来，彭桓武平时不修边幅，穿着十几年前的旧西服在天桥市场淘宝，被认为“形迹可疑”，当成“特务”带去审查，差点闹了笑话。
就这样，一件件“废品”经过加工改造，摇身一变成为金属扩散泵、镇氡装置、中子计数管……开展研究的仪器、实验室一步一步建成投入使用。
自此，我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艰难起步，并培养出黄祖洽、邓稼先、于敏、周光召等一代物理学家，以及914名攻关“两弹”的科技工作者。
正当各项研究大踏步迈进的关键时刻，国际形势风云变幻。1959年，“老大哥”撕毁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撤回233名核专家。
一夜之间，中国核武器研究重回“一穷二白”阶段。
一时间大家士气低落。彭桓武却认为是好事：“他们走了，正好培养咱们自己的人！”
1961年，钱三强找到正在原子能基地工作的彭桓武，开门见山说：“中央决定调你去核武器研究所顶替外国专家，有什么困难吗？”
彭桓武斩钉截铁道：“国家需要，我去！”

没有理论基础研究，造原子弹就是空中楼阁。彭桓武担任第四技术委员会主任，主抓理论研究，带领邓稼先等人想尽一切办法从公开、半公开的材料中收集数据、推算方程。
海量分析计算任务摆在面前。可大量计算只能靠一台德国产手摇计算器，每秒运算10次。苏联产“乌拉尔”电动计算器先进一些，也不过每秒100次。眼看任务无法如期完成。
彭桓武另辟蹊径，提出“粗估简化法”，粗估计算原子弹反应过程，只抓主要物理量。这样化繁为简，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和物理图像在短时间内得以掌握。
彭桓武称之为“穷人的办法”。
就靠这个穷办法，1962年，中国人自己的原子弹理论设计从迷雾中走出来，方案诞生。原子弹研制速度大大加快。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庆，举世震惊。
晚年的彭桓武卸任中科院一切职务，把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100万元，全部赠予当年一起工作，为新中国核武器事业作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2007年，彭桓武因病逝世。国家将一颗由中国科学家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彭桓武星”，以纪念他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杰出贡献。

彭桓武一生以国家大业为重，成就足以震惊世界，但他始终淡泊名利、鞠躬尽瘁。正是因为有彭老这样的国之脊梁，中华民族才能永立世界民族之林。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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