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基础理论探讨

本文西甲康先生在《环球时报》“二十大后的中国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2022.12.17）.

主持人少鹏强调了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认识。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命题，而且最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们得知有极有新意的指导，在重申“两个毫不动摇”的同时，明确指出还要消除对于“两个毫不动摇”的错误见解，这便是“问题导向”下的中央重要指导精神了。如果非常简要地说，2018年11月1号，领导人亲自主持座谈会，已明确地表述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但实际生活中间，这个“自己人”的地位并没有真正到位，感受到的有种种原因，至少主观方面有思维定势的问题，有宁左勿右思潮的问题，有种种直接可以挑战“自己人”地位的一些观点，比如时不时出现的“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说共产党人所有的主张援引《共产党宣言》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上民营企业这方面联系到现实生活中间种种不能不看到的问题，他们觉得悟到的跟在宣传口径上所说之间的距离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前面一段时间纠偏整改等过程中间，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潮还有一些时候甚嚣尘上，使这些民营企业家战战兢兢，“预期转弱”与这个问题显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影响到以民营企业人士为绝大多数的市场人士往往信心不足，长期主义行为难以形成。

在今天有限的时间里，我想接着前面姚洋院长说到的基本理论层面，谈一下我们研究者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努力。我简单提两点。

第一个是，姚洋院长他直接提出了我们原来政治经济学所讲的劳动价值论再到剩余价值、资本剥削关系，怎么说通？我觉得这一定要贯彻二十大所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些问题不能回避它。但是我也并不认为姚洋院长说的，把劳动价值论扔到一边就解决问题了，我们在劳动价值论这一个思维框架下，可以进一步讨论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企业家的劳动就不创造价值吗？马克思已经区分了简单劳动、复杂劳动，以及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涉及直接劳动、间接劳动和管理劳动、科技创新劳动等概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价值作为一般的概念，它体现在不同的劳动分类上，会有它的“倍加”。

主持人：普通的资本可以说是劳动的累积形成的。

贾康：原有的资本，马克思称为物化劳动形成的资本--如果看企业主，他掌握着一定的物化资本，他可以同时又做管理劳动，你能说他因为掌握了一定的资本、是过去的物化劳动，他就没有创造活劳动带来价值的这一种可能性吗？不能这么认为。他的管理劳动也在创造价值啊。这样一来我们应该按照二十大精神，百花齐放来讨论这种基础理论的问题。我认为企业家、管理者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间，他们固然可能占有一定的股权股份，而我们的产业工人、我们一般的社会成员就没有股权股份了吗？中国现在有几亿股民，不能沿用过去所说的跟这个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联作为标准，以有没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区分，占有的就一定是剥削，不占有的才可能是创造劳动价值--这些都必须澄清。特别是管理劳动、复杂劳动、企业家的劳动，可能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少多少倍的倍加，这是个以社会过程来解决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点，也是基础理论层面的重大问题，关于“消灭私有制”我们做了认真的考证，要指出这是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中的误译。当时陈望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有首创之功，非常值得肯定，但是他主要是凭借着从德文版转成英文版以后，英文版又转成的日文版，主要是凭借日语能力、借鉴了英文版所做的中文版翻译，以后就一直沿用他这个说法。我们是认认真真查找了在网上有的、现在中央编译局也有正式版本的德文版的原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不是写的“消灭私有制”，而是“扬弃私有制”，这就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对上了。扬弃和消灭不是一个概念，消灭使主体不存在，扬弃后则主体仍然存在，但是它升级了，有些类似于中国汉语里的“化茧成蝶”，“凤凰涅槃”这样的意思。本来这个词在中文里是音译，称为“奥伏赫变”（因为德文是“Aufhebung”），强调的是它为一种特殊的变，后来意译为“扬弃”，很形象--我们干过农活，扬场是干嘛呢？把主体保留下来，不想要的那些东西把它扬走、吹走。关于私有制，《共产党宣言》这个扬弃思路，在《共产党宣言》以后另外一部代表作煌煌巨著《资本论》里进一步得到印证了，即马克思有生之年就指出，股份制的发展带来了资本私有制的扬弃，所以，我们可以在股份制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间，在联合劳动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就说清楚了:个人的股权形式必然存在，但是它是在股份制带来资本社会化以后，对于资本私有制扬弃之后的这种破茧成蝶、否定之否定的更高级的形式。这就对应到了中央所说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很遗憾的，就是关于这些，我们学术界的人战战兢兢，不敢放开讨论，我们写了论文以后在高校、社科院的学报上都发不出来，我们关于这个扬弃私有制的认识，是做了充分的考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考察，将近两万字，后来发在培炎同志当理事长的国经中心的《全球化》杂志上，总算是公开发表出来了。其实在此之前，董辅礽老师、胡德平同志都明确地讲了德文版这个误译的问题，没人敢发表，或者说只能发表在边边角角的地方，到现在为止，我们学术界的讨论都是远远不充分的。至于前面所说的管理劳动创造价值，企业管理者的劳动创造价值，我觉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认识，我们已经写了文章，但我问了些学报，他们说这种事情我们不敢碰。我们就得找敢碰的杂志去发。

总之，我很认同，基础理论的讨论是我们学者的责任，我们必须对此正视，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聚焦到我们这个单元讨论主题的“未来5年的发展机遇”，我想从中央指出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层面强调一下:我们必须把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创新，和作为生产要素方面有第一生产力意义的科技创新，以及企业家们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管理创新结合起来，再加上研究者应负使命的理论创新的探讨和努力--这四个层次的创新，应该合成系统工程，成为我们抓住机遇推进中国高质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一条主线。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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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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