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黑板下的课堂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我是在黑板下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的。因此，现在看到有老师站在讲台讲课的图片，内心就涌现出温馨的记忆。最近，看到关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的一篇报道，谈到邓教授正在讲解她的板书。她说，退休前，她还要写板书，给学生讲一次课。记忆里的许多科学家授课，从爱因斯坦、汤川秀树到钱学森，都有在黑板下授课的照片。

　　还在编杂志时，我有一位老同事寄来一篇回忆他中学老师的文章，我看过后，就在网上找了一张图片配文，请编辑部排版时参考。我找的图，是中国美术馆藏画：一位老教师站在讲台上，头发灰白，蓝色中山装上沾满粉笔末，像雪花飘洒在身上。粉笔末洒落在他的头发，不知哪是他的白发，哪是催他早生华发的粉笔末？

　　曾在读书时看到，有老教师自嘲，说他的职业是“孩子王”“教书匠”“吃粉笔末的”。过去的粉笔，好像是以石灰为材料，粉尘呛鼻，但还是有成千上万从师范培养出的教育工作者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走上“吃粉笔末”的光荣岗位。

　　当小学生时，我们坐在教室，天天看着老师转过身去，在黑板上书写；再转过身来，用教鞭讲解他的书写。一堂课结束，班上的轮值生跑到讲台，踮起脚尖，用板擦擦掉老师一笔一画写下的字。少年时能跑上讲台擦一次黑板，也觉得光荣。天天，月月，年年，我们在有黑板的年代上学，记忆里也有粉笔末呛鼻的味道。有一年，我刚升入五年级，上数学课时被老师叫上讲台做一道试题。数学是我的弱项，我捏着粉笔在黑板上拉开歪歪斜斜的式子，老是算不对，自己急得哭了。老师见我的窘状，他先慌了，连忙安慰我，不怕不怕，先下去。我低头走下讲台，听到了同学的窃笑，羞得无地自容。

　　从小学到大学，我们都是以黑板为媒介，与敬爱的老师建立教与学的亲密关系。

　　在《张政烺先生学行录》里，他的两位老学生忘不了他当年在讲台上的形象：“他每次上课，总是用布包袱包了一大堆书，带到课堂上。有一次，黑板上没有板刷，张先生并没有吩咐学生为他找板刷，而是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衣袖擦黑板。按当时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毛呢料的中山装还是相当贵重的。当我惊异之余，张先生拍了拍衣袖上的白灰，继续授课。”这是195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上课时看到的张先生，回忆者是历史学家王曾瑜。

　　时间倒回1950年，历史系的学生萧良琼在《纪念好老师张政烺先生》中说：“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张先生的辅导课，每周下午，张先生有一次辅导课，地点在北大图书馆的地下室。每到辅导时间，张先生准时坐在那里看书。最初去的同学多，提的问题多与上课内容有关。后来，去的人就少了。因为有些听不清楚的人名、地名，张先生会写在黑板上，我们也逐渐听懂了张先生带着浓厚胶东口音的讲授。北楼的暖气烧得很热，张先生有时讲得满头大汗，他一面解开领口，一面掏出手绢擦汗，边擦边说，热！热！热得我糊里糊涂！我讲到哪里去了？热字在张先生口中发出的是‘夜’字音。他这番慌乱，引得同学们低头暗笑，而此时的张先生已经把袖口上沾的粉笔灰抹到大襟上，胸口前变得一片白了。”

　　那时的大学，老师在课堂和课外辅导时，是像张政烺先生如此教书的。

　　张先生的学问有多好呢？中华书局的黄克在回忆张先生时说，张先生无史不通。在整理点校二十四史时，主事者问张先生搞哪一部？张先生答：你们看着办吧，剩下的给我。结果，他负责的《金史》质量很高。黄克回忆说，倒不是张先生专攻金史，而是他无史不通。

　　我读张先生的书，读别人回忆他的文章，不知为什么心里老记挂着一个站在讲台上的、朴讷的、带胶东口音的好老师。黑板、粉笔，用衣袖擦黑板的好老师，怎能让人忘记！

　　教育的时代、环境，教具的变化，绝不是小事情。当年，我们坐在教室里，每天看到的是黑与白的交替轮换，有如感受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反复，心里是对时间的感受和专注。黑与白这两种基本色，从学生专注的双眼到黑板的直线距离，既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也支起了我们的心理结构。最重要的是，有好老师在一笔一画地写给我们看，像春雨一样撒在我们头上，滋润我们的心田。

　　电化、网络、函授、PPT，现代化的教学，谁能说不好？只是，像今日医院普遍使用进口器械检查诊疗一样，病人仅仅与高科技的医疗器械发生关系，医生的人文关怀隐遁在了背后。我为什么感到医生戴着听诊器，用手摸着我的脉搏，轻轻问候一声才算看病？我为什么想念有黑板粉笔和好老师的课堂？为什么高科技缩短了时空，却拉大师生之间的距离，教与学好像存在那么一层模糊的绝缘体，学生对老师陌生？我不明白。但我理解华中科技大学的涂又光先生，即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第一位译者，为什么在进入21世纪后，他还手捏粉笔，坚持站在黑板前讲课。我还看到，如今在大学校园里，依然有坚持不用PPT讲演和讲课，而是吸引听众集中精神专注于“讲者”的老师。

　　多么可贵！黑板粉笔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