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林柏生被判死刑，死前要求体面：后脑勺先来一枪，补枪前额

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愈发不稳定的国内时局等情况，林柏生早年就曾跟随大时代一起，积极投身救亡图存的各类运动中。

1924年2月，经时任执信中学校长的曾醒介绍，年仅22岁的林柏生，在广州会见了国民党内红极一时的汪精卫。

在他们亲切地交谈后，决定开始由林柏生担任汪精卫的秘书，辅佐汪精卫的日常事务。

当年的林柏生一定没想到，为汪精卫奔走卖命这件事，会成为他这一生最为关键的转折点。

正所谓“屠龙者终成恶龙”，这时的他一定猜不到，积极参与爱国运动的他，最终竟然会成为反对爱国运动的幕后黑手。

有志之士

1902年，林柏生出生于广东茂名下辖的一个小县城。因为家里是南洋华侨，自幼读书习文，先后就读于茂名高州中学、广州岭南中学。

1920年，林柏生凭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岭南大学（今香港岭南大学）。

1919年起，五四精神开始在全国火速蔓延开来，学生、工人、商人走上街头，提出自己的意见，希望以此让当权者作出改变，以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

1923年，在广州的一次罢课潮中，林柏生在学生群中一呼百应，发表左派演说，成为了此次运动的领导者。也正是因为这次罢课风波，使他的大学生涯早早结束——被学校开除。

一年后的2月，随着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开始，在熟人的推荐下，林柏生开始为汪精卫卖命。

1925年，由斯大林（Stalin）倡议，苏在华顾问鲍罗廷（Borodin）操办，莫斯科中山大学秘密建校了。

这所由苏联人出资创立的大学，只收来自中国的学子，主要教授现代史观、马列主义等课程，目的在于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后备力量，培养中国布尔什维克干部。

在汪精卫的极力举荐下，林柏生也在当年，偕妻徐莹同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林柏生重返校园，自然十分兴奋，他开始在校学习政治经济学、世界通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地缘政治等等课程。

另外，莫斯科中山大学还开设了军事训练课程，不过林柏生在课上的成绩并不理想——他对枪械弹药并不感兴趣，到死都一直坚称自己只是个文人。

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堪称国民党内部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以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为首的多位国民党元老，党内权力被大大削弱。

蒋介石趁势而上，极大地提升了其党内势力。林柏生在这种情况下，被要求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之后几年，林柏生一直不忘汪精卫对他的恩情，随在党内斗争中败下阵来的汪精卫到往法国散心，始终追随着汪精卫的步伐。

在这段期间，林柏生奉汪之命，先后创办了《留欧通讯》、《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等刊物，为日后控制舆论、卖国求荣埋下隐患。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麾下的国民党部队，在前线节节败退。

眼见日军开始在中华大陆上肆意妄为，汪精卫一派开始倒向日本军国主义，鼓吹“和平论”，妄图在中华大地上与日方“和平共治”。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飞往昆明，又转机去往越南。这次，疲于党内斗争的他不得不暂避锋芒，为日后“联日抗蒋”留得一息机会。

同年12月22日，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的《近卫声明》，提出所谓“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三原则，希望国民党可以“投降合作”。

而远在越南河内的汪精卫一行，听闻第三次《近卫声明》之发表，动作很快，立即组织起草了亲日声明，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艳电》。

汪命亲信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携电报前往香港，交由《南华日报》社长发表。这位社长不是别人，正是创办人林柏生。

最终，由汪精卫一手起草，林柏生拍板的臭名昭著的《艳电》，于1938年年底的最后时间被发表在《南华日报》上，其“中止抗战，对日求和，共同防共”的主张为一系列爱国人士口诛笔伐，叫骂声时至今日不绝于耳。

在后来的南京高等法院法庭上，谈及汪精卫《艳电》一事，林柏生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将自己形容成了大义凛然的爱国斗士。

他认为当时只有同汪精卫一起，与日本军国主义达成和平协议，才能救中国于灭亡之危。

实际上，纵观汪精卫和林柏生二人的过往事迹，不难看出，这两人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他们在早期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革命热情，但都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力和意志力。

随着时局的变动，眼见自身既得利益的损耗，便开始依附于更强的一方，不再思量中国的革命道路，而是把关注重心放在战后，自己能坐在哪个位置，获得哪些利益。

为了日后自己这一点点体面，他们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民族尊严。

这次标志性的叛国事件，并不像他们形容的是一种“顾全大局的妥协”，反而是一种卖国求荣的卑劣行径。

这种自私自利的右倾机会主义，使汪精卫一派离国家政治中心越来越远，也逐渐将林柏生等人推向万劫不复的漆黑渊狱。

黄粱一梦

这之后，林柏生便在诸多事件上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分裂倾向。

身体力行、大力推动“清乡”运动，大肆号召对英美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宣战，推行参照于德国法西斯的“新国民运动”等等。

其中，借学生之手，假借“倒烟”名号，实为达到敛财之目的，甚至自比于“林则徐禁烟”的“三禁”运动，成为刻画林柏生个人丑陋形象最为显著的历史事件。

在此次“三禁”运动中，林柏生声称要彻底扫除烟、赌、毒三大祸害。早年的学生运动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学生群体是最容易被煽动、最容易被利用的。

上千名学生在短时间内被发动起来，在示威游行中打砸了一大批烟馆、赌馆、娱乐场所，许多“非法所得”均被林柏生的手下收缴一空。

在闹剧结束后，林柏生干脆自己申请了经营许可，请人经营起鸦片生意来，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在这之后，林柏生几乎没干什么正事，除了完成汪精卫布置下来的任务外，倒腾鸦片生意，成了他唯一热衷的事业。

渐渐地，从鸦片的生产种植，到加工运输，到最后的渠道销售，林柏生已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鸦片网络，为国民、为国家带去了更为深重的危害。

1945年春夏之际，希特勒已在柏林的地下室内结果了自己的性命；而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败局已定。

同年10月，已经提前逃亡至日本的林柏生和陈公博等人被何应钦的部队押解回南京——一个此时刚刚战败、宣布投降的日本国又能护得了谁呢？

1946年5月25～31日，南京高院开庭审理林柏生卖国求荣一案。

尽管林柏生在法庭上巧舌如簧，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功绩赫赫的爱国英雄，但在确凿的事实证据面前，仅仅是程序正义都可以直接定他的死罪。

其妻徐莹也一直追随夫君，在林被判处死刑后，还是奔走四方，搜集对林有利的“爱国证据”——连一个人爱国与否都需要去举证，其爱国之心的真实性不言自明。

最终，再审申请被检察官驳回，维持法院判决，死刑。

最后的文化流氓

林柏生到死都认为自己是个文人。他日常的服装向来都是西式的套装，领带、金丝眼镜、钢笔一样不落。

早在香港时期，林柏生就曾遭到军统特务的暗杀，当时就是头上的精致礼帽救了他一命。

汪伪政府里的官员曾经建议他带手枪防身，他却表示自己是个文人，不会使枪，笔杆子就是他用得最顺手的枪。

听闻陈公博死在苏州，而眼见梅思平先自己一步被执死，临刑前的林柏生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更体面的离去——仿佛他是那大义凛然、向死而生的革命烈士。

走上刑场前，照例会让死刑犯留下遗言，林柏生拿出用于狱中度日的一本洋文书，写下四行七言绝句：

春来春去有定时，
花开花落无尽期，
人生代谢亦如此，
杀身成仁何所辞。

在场的所有文人、记者纷纷誊写下来，认为这是林即兴创作的绝命诗，直到有人发现这诗节选自汪精卫的一首诗。诗是好诗，只可惜出错了人，用错了地方。

“听说上次思平先生受刑之后，你们还叫仵作任意撕毁衣物检验，辱其遗体，这不免有点过分，希望这次不要故伎重演。”林如是说道，便摘下自己的眼镜走向刑场。

不知是否是因为摘下眼镜的原因，林柏生走向行刑角的路线不是那么笔直，如若行刑者是个新手，恐怕第一枪会打了空气。

几名法警跟在林柏生身后，亦步亦趋地走着，突然有一人脱离队列，上前一大跨步，瞄着林的后脑勺就是一枪！

林柏生应声倒地。

五分钟过后，众目睽睽之下前额血流汩汩。

警长助手见状，走上前对准前额又补上一枪，这一枪把林的脑花打得满地都是，活脱脱满足了林死得“体面”的要求。

弥留之际的喘息持续了十余分钟才结束，坏事做尽还展现出极强的求生欲。

林柏生一走，留下了妻子徐莹和儿子，据说徐莹后来改嫁，而其后人今已不知所踪。

参考各位大汉奸的后人，想必是就算知道祖上这段历史，也不会有人愿意大方地承认，自己就是汉奸的后代吧。

动荡的时局，历史的洪流总是催促着众人往前走，每个人都必须作出选择。

汪伪政府的各位也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选择成为维希法国下的顺民，因而抵制戴高乐自由法国下的革命者——这只是一种选择，本无可非议。

但既已坚持自己的道，享受着道带来的“体面”，那就坚定走下去；树倒猢狲散，风吹墙头草，若是临阵倒戈，“体面”便会最终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