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骏捷：《明清澳门诗词选释》前言、后记

前 言

澳门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甚为特殊的中国城市，澳门诗词更是一种别样的存在。

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入居以来，澳门从一个海隅渔村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并作为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中心， 俨然一个中外文化和文明交流、碰撞以至融合的前沿地带。

语言肤色各异的西洋人，风格多姿的欧式建筑（包括楼房和炮台），钟声琴唱回响的教堂，怀抱宗教理想的传教士和修女，使得澳门这个中国的东南边陲之地充满着异域风情。这种异域风情与澳门原居民静谧安详的渔农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差别，产生了独特的文明和文化张力。

莅澳的中国官员、商旅、骚客，以及渐露头角的澳门本土文人，在这个充满张力的场域中，讴歌抒怀，撰写了众多的诗词作品。这一批作品一方面记录了澳门在变化中的独特风貌，表达了各种惊奇和感叹；另一方面，又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山光海色，热情地书写着邦国家乡的情怀。

新颖的题材，独特的景致，旅居的惊奇，家园的情思，加以时代的巨变与文明的碰撞，无不使得澳门诗词具有别样的魅力——这是中国任何一处地域文学所不能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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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诗词以至文学的发端，一般认为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所作的几首“澳门诗”。对于汤显祖是否曾经到过澳门半岛，尤其葡萄牙人管治的“澳门城”，目前学界未能定谳。

不过，汤显祖确曾于万历十九年（1591）时到过广东香山岙，并与当时的外国商人有过接触。他的《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香岙逢贾胡》、《听香山译者》（二首）等诗，就属于较早描写澳门的作品，可说是掀开了澳门诗词以至澳门文学的帷幕。

澳门诗词以汤显祖这样的文学大家作为登场人物，以其奇幻的诗作开篇，真可谓起手不凡。

随着澳门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明末清初士人多有莅澳者，如陈衍虞、张穆、吴历、陆希言等，他们皆写下不少有关澳门的诗文。

其中，吴历是当时著名的天主教人物，他曾在澳门三巴静院学道，研读天主教义，期间撰有《三巴集》。《三巴集》分为上帙《岙中杂咏》和下帙《圣学诗》，《岙中杂咏》（三十首）记录了吴历在学道时于生活上和心态上的诸种情况。如吴历学习天主教义时的艰辛，及其崇信和奉献天主、追求洗涤罪孽的心志等，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中国人在澳门学习天主教义的心路历程。

此外，《岙中杂咏》也有不少描写澳门风光景色，以及当时澳门不同族群生活状况的诗篇，描绘出一幅幅澳门社会各方面的生动画面。总之，在早期的澳门诗词中，《岙中杂咏》是一部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作品。

在清初莅澳的诗人中，还有两个重要的群体。一些明遗民如屈大均、释迹删、韩鹄等，他们在讴歌澳门风物之余，也寄托了亡国之思。屈大均十分关注澳门的情况，尤其是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后对国家的影响。他所著的《广东新语》卷二《地语》有“澳门”条，书中亦多有记述澳门及西洋、东洋的事物和情况，此皆由澳门而起。

屈大均的澳门诗有十余首，以《澳门》（六首）最为重要，其中既对因西洋人而引发的繁盛海外贸易，表现出赞叹的态度和兴奋的心情，又对西洋人占领澳门时刻表现出担心，可见其内心浓烈的忧患意识。屈大均与吴历的诗作虽然风格各异，但却并驾齐驱，前后辉映，堪称清初澳门诗的“双子星”。

与此同时，一些曾任职清廷的官员，如杜臻、刘世重、汪后来等先后来过澳门，幷写下了若干诗作。澳门原属香山县，刘世重是广东香山人，他应是较早创作有澳门诗的本县人士。他的《澳门》基本上囊括了澳门的主要人、事和风光的特点，为日后澳门诗的写作奠下取景和描写的基础。

在早期澳门诗中，“三巴寺”是一个重要的描写对象，而在众多的早期三巴寺诗中，刘世重的《三巴寺》可以说是最直接和全面之作。此外，汪后来的《澳门即事同蔡景厚六首》是继屈大均《澳门》（六首）后，又一重要的澳门组诗，亦甚值得注意。

总之，从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雍（正）时期，应该说是明清澳门诗词发展中的第一个阶段。在此一阶段中的澳门诗作者，主要是一些莅澳的官员、文人以及中国天主教信徒，他们的诗作共同塑造了早期的澳门作为一座城市的文学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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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澳门诗词发展中的第二个阶段，是清乾隆至道光年间。

对于澳门诗词以至澳门文学史，一般分作明万历至清中叶，清中叶至辛亥革命（1911），以及民国时期（1912－1949）。这种三段划分的方式，基本上是参照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只是在清代以前，加上明代汤显祖一人，然而这种划分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到澳门文学的实际情况。

首先，乾隆八年（1743），两广总督策楞、广东按察使潘思矩等上奏：澳门为“夷人聚居之地，海洋出入，防范不可不周”，“现驻县丞一员，实不足以资弹压”。请求在县丞之上增设“澳门海防军民同知”，“专理澳夷事务，兼管督捕海防，宣布朝廷之德意，申明国家之典章”，“遇有奸匪窜匿，唆诱民夷斗争、盗窃、及贩卖人口，私运禁物等事，悉归查察办理，通报核查”，并指挥县丞衙门与澳门驻军。

此一建议得到清廷的同意。同知是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常驻澳门的官员由副知县升格为副知府，澳门从此成为广州府直辖的一个特殊地区。可见澳门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而澳门同知的设立说明清廷对于澳门的管治进入了新的时期。

其次，第一任和第三任的澳门同知分别是印光任和张汝霖。印、张二人是清廷直接管治澳门的最高级官员，他们不仅合撰了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的澳门史志之作──《澳门记略》，成为后世了解和研究早期澳门的重要著作。

同时，他们还在澳门写下了不少的诗篇，如印光任有被称为“濠镜十景”之作，而张汝霖则有六题二十二篇的澳门诗。两人的澳门诗各有特色，印光任诗以描写澳门风光为主，擅于写景，工于炼字；张汝霖诗则在写景之中，时喻个人心志。《澳门记略》和印、张二人的澳门诗， 在澳门文化史上划出了一道重要的分水岭。

最为关键的是，自乾隆年间始，澳门望厦赵氏家族的兴起。他们挟“父子登科”的美誉，代表了澳门本土士人的最高文化成就；而且他们的家族成员创作了大量诗文，毫无疑问地参与了澳门文学的队伍。

他们的出现，为澳门诗词以至文学创作，增添了一个重要且必须的区域文学内涵──本土人士的成份。自此以后，澳门诗词真正拥有了澳门人的声音。

综合以上三点，乾隆时期显然是澳门诗词以至澳门文学史上的一个划分标志。

随后，澳门迎来络绎不绝的客人，也诞生了越来越多的优秀诗篇。歌咏对象的不同，风格各异的作品，使得澳门诗词的园地愈发多彩。

在这一时期的莅澳诗人中，叶廷枢、叶廷勋、李鸣盛、潘有度等商人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曾在澳门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西洋人，以及社会的中下层人物，这就使得他们的诗篇有别于一般的官员和文人，展现出当时澳门另一个方面的情况，丰富了澳门的文学形象。

还有一个文学现象需要注意，就是三巴寺、妈阁庙、青洲岛、南环等若干景点，在诗人的反复吟咏下，逐渐形成了一些描写对象固定的作品群，它们共同构建了澳门诗词中的“文学风景”。

与此同时，澳门本土士人的诗文作品也在此时悄然兴起，标志性人物则是望厦赵氏族人。赵氏原籍浙江浦江，明洪武年间，赵彦方担任香山知县，卒于任内，后人定居香山。崇祯年间，赵彦方后人中的一支迁居澳门，历六世至赵勋（字封石），在道光二十年（1840）于澳门望厦村建有赵氏家庙。

赵同义，字镜江，清乾隆时人，擅诗，后人辑有《镜江公诗稿》。另一位赵氏族人赵元儒（号半农），自幼聪颖，勤奋好学，有《次张太守石壁原韵》（四首），由其子赵允禧刻于妈阁庙山石之上。

赵同义的后人赵元辂，字任臣，号九衢，亦善诗文，著有《自警日记》及《观我集》。他曾参加乡试，中乾隆四十二年（1777）丁酉科第十八名举人，是澳门历史上的第一位举人。可惜元辂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赴京应试时，卒于京邸，年四十二（详参澳门博物馆藏《赵书泽堂家谱》〔抄本〕中的《浦江赵氏家谱》、《九衢公行状略》）。嘉庆六年（1801），元辂之子赵允菁（字孔坚，号筠如）成为辛酉科第四名举人，担任广东始兴县训导。赵氏父子相继高中举人，故云“父子登科”。

赵允菁长年以教育为业，未出仕前即在澳门办有学塾，后在香山县凤山书院任主讲，门人甚多。道光六年（1826），允菁出任始兴县教谕，幷任文昭书院山长；八年（1828），任越华书院院监；十三年（1833），授连平学正，以道里迢远不就，又改授翰林院典簿。

此外，赵允菁作为地方乡绅的代表参与了清廷对澳门的管理，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香山县官员曾派赵允菁、监生叶恒澍会同地保清查澳葡私占官地的情况，可见赵家在当时澳门华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赵允菁今存《重修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碑记》、《重修妈祖阁碑记》及《书泽堂文稿》等。

赵氏族人的诗词等文学作品开启了澳门本土士人的创作风气，形成了本土和外来人士共同描绘的澳门文学图景。赵氏族人以澳门为主要的居住和生活之地，与之共生共荣，对之拥有深厚的感情，所以除了澳门风物的题材外，他们的诗作中也有个人所感所思之作。这使得澳门文学的内涵更加丰富，更能展示出澳门本土作者的独特性。

过往一些学者以为，澳门诗词的作者多是宦澳、游澳之人，所以从澳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的角度着眼，认为澳门人文基础薄弱，文学发展缺乏“草根性”，表现出明显的“植入”特点。然而事实却是，澳门本土士人的诗词等文学创作，最早可以追溯至清乾隆年间，望厦赵氏族人就是第一个澳门本土作者群。

因此，澳门诗词以至文学创作的发展显然并非单纯的“植入”，而是“植入”与“自发”的共生，并且相互作用，历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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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明清澳门诗词发展中的第三个阶段，则是鸦片战争至清代末年。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面对外国列强的挑战，国势动摇不稳；而葡萄牙人则在澳门借机发展，“近占七村，远夺三岛”，扩大占领地。道光二十六年（1846）4月，亚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出任澳门总督，开始了葡萄牙全面占领统治澳门的时期。

亚马留种种强暴横行的政策和手段，激起了澳门华人居民的反抗。道光二十九年（1849）8月22 日，亚马留在望厦龙田村附近遭村民沈志亮（又名沈米）等人刺杀。此事虽以清廷逼于葡人的多方面压迫而妥协，在前山处决沈志亮暂告结束；但是澳葡的侵略扩张并未停止，反而进一步加强，澳门和香山人民对此非常愤慨。

他们恨葡人之强横，痛清廷之软弱，厚葬沈志亮于前山寨城西门山坡，立碑“义士沈志亮之墓”，以志钦敬追怀。诗人更创作了不少作品， 抒发对事件的感慨。

刘熽芬的《沈义士歌》是较早记叙此一事件的诗作。《沈义士歌》开启了痛斥侵略者、歌颂沈志亮的传统后，郑观应的《澳门感事》、潘飞声的《澳门杂诗》（其五）、丘逢甲的《澳门杂诗》（其十二）等相继而起，形成了一个关于沈志亮事件的作品群。尤需指出的是，以沈志亮事件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出现后，澳门诗词中的时事题材日渐增多，现实性也越来越浓烈。

与此同时，澳门与内地的往来日益频繁，文士间的互动推动着诗词创作的发展。在这个阶段中，魏源、何绍基、康有为、潘飞声、丘逢甲等著名人物纷纷到访澳门，并留下了不少重要的诗篇。

此前描写西洋音乐的澳门诗并不多，较为重要的有清初梁迪的《西洋风琴》。其后，魏源的《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后来居上，成为澳门西洋音乐诗中的杰作。此外， 何绍基的《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往返三日，约水程二千里》也是长篇古诗，与《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是同类型澳门诗词中的名篇。

此外，在清代澳门诗中向来有创作“澳门杂诗（咏）”组诗的传统。关于澳门的“组诗”，较早的有屈大均《澳门》六首、张汝霖《澳门寓楼即事》十四首、陈官《澳门竹枝词》四首等（吴历的《岙中杂咏》实是一部诗集，与组诗尚不完全相同），稍后有钟启韶的《澳门杂诗十二首》等；而以“澳门杂咏”为题者，则应始自叶廷枢《澳门杂咏》七首。

“澳门杂诗（咏）”的写作套路，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成为澳门诗词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晚清时期，潘飞声的《澳门杂诗》（十二首），在描写澳门风物、人事之余，不时借景物故实，抒济世胸臆；丘逢甲的《澳门杂诗》（十五首）则题材广泛，诗风清峻。潘飞声和丘逢甲之作，堪称晚清“澳门杂诗”之双璧。

清中叶以后，澳门本土诗人不绝如缕。至于晚清澳门本土的著名诗人，则非被誉为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郑观应莫属。

郑氏世居澳门，不仅著有《盛世危言》，更有不少关于澳门的诗篇。郑观应的澳门诗平易流畅，感情真摰，如《题澳门新居》（二首）藉写新建成的郑家大屋附近景色，抒发了他对澳门的深沉热爱；且对新居的描绘，也是他对澳门美好的祝愿。《澳门感事》则是对当时澳门状况的全方位描写，幷为治理澳门的问题提出了个人的思考和建议，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积极的变革之心。

晚清时期因清廷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步步衰败，列强入侵瓜分之势日益严重，以及澳葡的肆意扩张，强占土地，导致澳门人民内心愤懑不平，所以在澳门诗词中，充满了悲愤的情绪，杨应麟（一名瑞初）的《镜湖感事十咏》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另一方面，澳门的商业和城市建设不断发展，加上葡萄牙人建造的小型欧式花园等，澳门社会面容一新，一时茶楼酒馆、妓院和新式戏院纷纷涌现，使澳门成为了一个特殊甚至带有点“畸形”的混杂式社会，诗人也就各抒己长，记录和书写着这一切。

其中，梁乔汉的《镜湖杂咏》（五十首）是继吴历《岙中杂咏》后又一澳门大型组诗，全面反映了当时澳门的风物人情，可说是一轴清末澳门风土民情的斑斓画卷。晚清的澳门诗词复杂而矛盾，绚烂多样而未必协调，甚至互有冲突，这或许是澳门文学与别不同的另一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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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澳门诗词因澳门的独特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中国区域文学中的一个别致样本。它既有对中国土地上的西洋人物、事物和景物的描写，也有对中国传统风物的歌咏；它既有外来人士的惊奇赞叹，也有本土作者的悠扬抒情；它既有对不同民族风情的好奇和探索，也有对民族冲突的激情书写。繁杂多样的主题，较为相近的手法，是其总体特征。明清澳门诗词的丰富多彩，是由生活在澳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感所思形成的，也是澳门历史的曲折而又真实的反映。

最后，略为说明本书撰写的一些情况：本书一共选取明清时期五十四位诗人的一百首澳门诗词作品，一般以诗人的生卒年为次，兼及考虑其澳门诗词的写作时间。选取的标准主要着眼于诗人在澳门诗词中的地位，及其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思想和艺术价值。

在具体评说中，先简述每位诗人的生平行实，尤为注意其至澳门的行迹，及其澳门诗词的写作时间、作品情况等；然后对所录之作品进行分析，特别注意诗中所涉及的澳门历史文化和诗风特色，力图较为全面地揭示澳门诗词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点，以及诗人对澳门的情感。

本书的撰写是探索澳门诗词的一次新尝试，更是我个人评赏诗词作品的学步之作。疏失、不当之处，祈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促进步。

邓骏捷

2021年3月20日

后 记

庚子之初，大疫骤起，遂键户不出。万般无聊，日取澳门诗词读之， 以解郁闷。随读随记，积稿渐厚，顿生整理付梓之想，以兹纪念。

中山大学章文钦教授《澳门诗词笺注》为澳门诗词研究集大成之作， 草稿之时，参考甚多。其他前辈时贤大作，亦时时览阅，灵神益智，深受其惠。稿成之后，蒙澳门大学邓景滨教授、岭南文化学者梁基永博士、南昌大学胡善兵博士审阅，发蒙匡正，不一而足。复蒙澳门理工大学林发钦教授推荐，文化公所同仁青睐，遂有出版之举。众人厚爱，感激之余，亦见澳门于中华文化之热爱，实薪火相承，久远不息。

谨以此书纪念艰苦岁月中之不幸同胞与坚强民族，愿死者安息，生者奋发。合掌敬祝中华文化之根深扎澳门，日益茁壮，枝繁叶茂，花开如锦，硕果累累，生意盎然。是为记。

邓骏捷 谨记于辛丑四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