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静：《难民回忆录》的文史价值刍议

历史走到今天，关于“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能够挖掘的原始资料也越来越少。特别是早期文献，除了各种公文，民间以往公开的日记或回忆录主体，大多是第三方观察家（那些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仍然留在这座不设防城市的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等）对难民和保护难民的行为记录，亲历者记录中较常见的还以口述史居多，因与历史事件相隔久远，其真相细节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模糊。因此笔者最新发现的一位名叫“吴雁秋”的亲历者写作于1938年的《难民回忆录》手稿，其珍贵的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和日记体一样，回忆录也是一种自传体写作。《难民回忆录》手稿全文19137字，由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侵华日军飞机投弹日起、至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止，以七个半月的南京——六合——南京流亡经过为本，记述了期间种种遭遇、见闻和感想，最后署“雁秋记廿七年三月于五间厅住宅”。

由此可见作者安顿下来旋即进行了回忆录的写作，当属南京大屠杀史料中较早的一份一手资料。作者虽自谦：

因无日记参考之故，凭余头脑思索恐有不尽之处是所难免，以见拙之心虽一时不能尽情详记，以为引证搜罗其他材料补续于前，但亦不能不将暴日惨杀真实情形披露以留我子孙参考于后，文字之简陋虽不足以供高明大雅之见赏，关于世乱兴衰，余聊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应有记述。余不学无术，幼年失学中年谋生于外，以老大年华徒增岁月之感，自愧一无长进，拙记自序置诸异日永作我子孙勿忘国耻之纪念耳（第三十页）。[1]

可见作者是一位有远见和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具有留存文字以供后人警醒镜鉴的自觉意识。手稿书写工整，虽然记录日期偶有误差，但无论是对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情状的描摹，还是对时局和社会的分析，对设立难民区的前因后果，对偷渡过江的士兵的描述，以及对乡村匪患、船票飞涨等时事世风的记录等，都以实录文字为还原历史提供了许多可贵的真实细节。

而其对大屠杀期间普通市民一家日常生活的详细而生动的记载文笔，又凸显了作者的文学行文功底。所亲历者都化作了笔下的文字亲诉。因此，《难民回忆录》无论从文学还是史学、社会学等角度来看，都具有十分突出的史料价值。

一、《难民回忆录》的文学价值

吴雁秋逃难之前为最高法院实习书记官，日常写作公文，而《难民回忆录》给我们展示的却是极具个性化的写作风格。作者的文学书写修辞非常成熟老到，文章教养显见高出常人。

比如，回忆录对环境的描写，信手拈来特别具有画面感。逃亡路上，“是日气候酷冷，寒风逼人，沿途田野间布满白色银幕，一望无边，公路上难民往来络绎不绝，肩荷重担，扶老携幼，大都由江南岸而来，各奔家乡安全地迈进，真是一帧实地流亡图”（五）。

尤其是写到南京沦陷后，作者第一次返家，

午后三时抵故里五间厅，门前排列棺柩三五具，其上浮桥至余处沿途无一人，在万籁无声鸡犬不惊中家家门户紧闭。寂寞徘徊良久，余觉得置身另一世界（十九）。

此情此景，恍然不像是在熟识的人间。居然“门前的棺柩”连守灵人都没有，门户紧闭“鸡犬不惊”，都是一派战争灾后的死寂。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作者把世界末日的绝望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相比之前炮轰三天三夜，各种逃难场景的鸡飞狗跳、左冲右突，都没有此刻的无声之境来得惊心动魄。这样的场景式叙事，在画面感和戏剧性之外，已经具有了更为深层的社会悲剧涵义。

作者的叙事行文虽然文白夹杂，但顺畅流利，而且在遣词造句方面有特别讲究，极善传情达意，描摹人事情景氛围，这或也是他的职业能力体现。

全文近2万字，其中“幸”字用了32处，除去几处“不幸中之幸”的强调，有17处是表示庆幸，类同于“不幸中之幸”。如“余之行装幸赖秋平世兄之助搬运，一一送上尾车。”“闻若辈均江南夜间偷渡过江。所幸近日气候适宜，江中风平浪静，得能生还。”“幸赖蒋公坐镇中原，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未几敉平，”“犬正在无隙逼近中，幸有附近农人赶至，呼唤而散。”“所幸本年丰收，粮食可告无虞，”“当时受吓过剧，被日兵推倒以后完全不知人事，幸蒙邻人救起”等。

最特殊的是第一处的“幸”字，“所幸内人在乡间产生一女，出世即亡，否则多一累赘”。表层看是作者意图表达与上述内容相似的“庆幸”、“万幸”，但读者的感受并不完全受限于作者的字面之意，反而更加同情于作者的言外悲凉之情。怀胎十月，一朝分娩，一个生命的诞生本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可在作者的此时此刻，却是无比“庆幸”亲生小生命的消失。妻子乡间产女，不说感受不到一点对新生命降临的喜悦，反而庆幸在这局势危急时刻婴儿的死亡刚好能免于痛苦，否则还“多一累赘”。可见人性和道德在战争摧残下的无奈与痛楚。

作者当时本有三子二女，对在世的四个孩子，作为父亲的他一直都在照应庇护。文中提到名字的有三：延儿，年儿，佩女。延儿应为长子，祭祖也好，走亲访友也好，凡作者当大事记录、多费笔墨处，都是将他带在身边，俗称“见世面”的。

出城前，“旧历冬月初一（时1937年12月3日），……携延儿至汉中堂访鲍忠牧师，在途不期而遇，探听难民区情形”（三）；避居六合以后，坐吃山空，生活无着，拟作小本经营，“得梁家欣兄建议，各出资五十元赶至竹镇集采购。于废历十一月二十日，余偕延儿随同梁君前往”（九）；年前回祖籍祭扫并留宿两晚，也是“偕延儿前往”；回来后，“内人告余同来避难之丁府与蔡嫂未识近况若何，嘱余明日探望。余告知内人在冬月初偕延儿与袁大表兄以作初次之问候。次晨偕内人与延儿作第二次之问候”（十二）。

可见在文中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延儿都是作者非常器重寄予厚望的孩子。年儿最幼，逃难途中，作者时时体谅幼子，舍不得他太辛苦，走路走得好也是要表扬的。

记录的两次长途跋涉，出城时“只有年儿最幼，仅有八岁，尚能走二十里”（五）；年后返城，“年儿方九岁，骥尾相随，不言不语，精神活泼如作得意状，行走或歌或唱，毫无倦容表示”（二二）；继而心疼，“午后年儿精神疲乏，行走维艰，只得雇驴代步”（五）；即便是在经济最是窘困的时刻，“余爱惜小儿起见，在新街口雇黄包车一辆，嘱内人携带趁（乘）坐”（二四）。

作者对女儿同样呵护有加。文中佩女应接近成年，“体格健全，臂力过人”，能帮作者长途负重。这个年纪和性别在当时处境中显然最是危险，作者深恐女儿遭日兵侵犯，回城时纠结再三，独留她在乡下再躲一阵，各种提心吊胆，牵肠挂肚。

“余告知长女过江黄山尾附近有少数日军非法举动，青年妇女往来间恐遭侮辱均不敢冒险过江。为汝安全设想，单留汝在此少候，一俟无阻余亲来接汝。望汝善体斯意，好好耐守，不可大意，慎重门户，叮咛再三并托内亲关照一切而别。内人含泪，余目覩心酸，亦复难过，余又面嘱佩女，望汝耐守，稍安毋躁，不日接汝，留洋壹元以作零星日用”（二一）。

半个月以后，亲自去接，“父女间闲谈家事，其乐融融”；过江时提前将女儿“藏于船底舱以避风险”，暴雨来临时特地提醒安慰女儿“镇静躲避舱内，切勿声张”。每次外出归家，儿女笑脸相迎，“在细雨濛濛中车抵站时见双方儿女鹄候，笑容可掬，相见而归”，“到达西袁已灯烛明亮。儿女环绕，问余所购何物，答以花生糖是也。”

可见作者在家并不是传统的大家长形象，无论儿子女儿，亲子关系都非常和谐温馨。回到南京后，没有生活来源，为维持生计，不仅夫妻俩做小本生意，长子也“持香烟沿街纳（呐）喊”贴补家用，作者为此又专写了长篇感慨：

最令人痛心一般尚未成年儿童，平日受良师教导，生活无忧，度其天真烂漫活泼生活，值得父兄欣羡不已。经过此番浩劫，儿童变为难童。因父兄失业，在长期抗战中商业一时不易恢复常态，故将儿女暂充临时走贩以维现状，所见此类儿童逐日奔走往来于途，喊得喉干舌哑，一遇阴雨周身泥污，以半潮半湿之身满面憔悴，其状可悯，路人怜惜，父母心酸（二五）。

即便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作者首先想到的还是子女的童年生活情状和受教育问题，足见他对子女和家庭的感情观念。这种内在的人情人性和思想意识，都是在作者的叙事行文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可谓情动于中而显于形。毫无娇饰刻意之感。离乱文字，足见人心和修养的实况。

对比了这么多，再回头读“所幸内人在乡间产生一女，出世即亡”，这个“幸”字比初读又多了几许心酸悲怆，甚至还有对“转瞬即逝”的婴儿免受后世疾苦命运的安慰。读来不能不感同身受于作者用字之间的压抑情怀。

好的作品也是分析人性最好的材料。鲁迅在给柔石《二月》的序中，评主人公萧君（涧秋）“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2]

同样，回忆录作者也介于这几类人之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沦为难民的知识分子，既没有勇气弄潮又想努力挽住尊严。一个个吴雁秋们展现了离乱大时代中的“小我”和“大我”的矛盾，甚至尴尬。

作者在文中处处流露出一个中年男人对于时代和家庭变故的不安，流露出强烈的家庭观念。处事决定都是“得内人同意”。“比时得内人同意，决先进城再作计较”（三）；“结果得内人同意，通知周君”（四）；“得内人同意，遄赴谢家集原籍扫墓”（十）；“废历正月十四，内人促余赴南京，若再迟延，势必生活无法支持”（十七）；“加以内人催促，于废历二月十五日作第三次过江”（二五）。

连逃出避难也是刘天囚建议，又与姚瘦秋商议，再经周绍庭力劝，最后由内人拍板才决定。其他如做小本生意，是“得梁家欣兄建议”等。

最见内心纠结的是，作者在逃难时留母亲在南京、返城时留女儿在六合时，“时余母坚不允去，因老人心中不忍抛去置家庭于不顾。老人云：我已年迈，精神有限，只要家内柴米不缺，我宁愿看门以待汝等平安归来，此我所盼望，路上须要当心，务必将孙男孙女照应服帖使我放心。要紧促我登车。余此刻谨遵斯命，内心非常不安，我携儿女眷属逃命他往，独留老母一人在此，外人不明，而余之良心必受舆论责备似无异说”（四）。

笔下描写的各种痛楚挣扎，无不体现了作者的瞻前顾后之心。同时作者又知恩图报，逃亡过程中遇到的任何一点滴水之恩，都会“濡笔以记之”，“承xx做xx事”句式随处可见。

反之，作者对邻居友人也是重情守诺，“午后三时告别并向丁母声言：一俟交通恢复，余决计不避艰险，只身过江探听诸位仁兄下落，请丁母蔡嫂暂时耐守，静听佳音”（十二）；“茶余间余对老人表示：现闻长江开放，交通恢复，余不日过江一行，老人如有使命，余决不推诿。比（彼）时老人复云：君如过江，如见我儿女，以平安见告汝辈，能随君过江接我更好，否则听天由命，切勿免强汝辈云云。余以前犹疑，故未成行。今见老人迫切希于一行，若再迁延时日，恐发生不测均在意中。此行无论有多艰险在所不计，俗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揆诸事理均不容辞”（十五）。

离乱中的道德考验，在小节上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行。同样，作为“小我”的作者，为求生计能放下身段做小营生，面临危险（接受日军盘查）时为保护自己和家人发挥出小智慧，能屈能伸也颇有自得之情：“离开茶社进和平门，日兵络绎不绝，妻儿见而生畏，在未进城之先经余告诉一番，继而进城，日兵见儿辈活泼可爱馈赠糖果，儿童恐惧之心仍为稍减，由余指导接受变为欢迎状态，一路喜笑容容，一路无阻”（二四）。写出了遭受侵凌下的弱国子民的情态。

回忆录在记叙每个具体事件后，都会引发对事件的审视和反思，这些地方多超越了“小我”而体现出“大我”的思考意识。比如前文所述对儿童失学和师范学校停办的痛惜，开篇和南京沦陷后对国情和战事的分析，以及对六合民风民俗的描摹和评价等。

当然，最能体现“大我”思考的便是自觉留下了这本泣血之作的《难民回忆录》：“关于世乱兴衰，余聊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应有记述”。

文中还引用过顾亭林（炎武）名言“国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见作者毕竟有着传统士人和现代知识者的精神承传与胆识觉悟。历史正是在作者这样的有识之士记录中才保留下了丰富的史料。

二、《难民回忆录》的战争史料价值

作者吴雁秋是普通难民身份，因避难六合，回忆录本身对南京刚沦陷时日军在南京所作暴行的直接描述不多，但隔着长江听闻的三天轰炸声，江水飘红，沿途尸体，茶馆所见所闻，这一路的流亡历程同样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战争逃难现场和灾后民众惨境。

以下记录都是作者亲历：

关于日军杀戮之烈和同胞遇难之惨的记录：

所见街道两旁尚有芦席裹藏尸体，到处均有，南京破城已达三月之久，掩埋工作不为（谓）不久，而未能掩埋者比比皆是，足见死亡之众信而不诬，开南京有史以来惨杀之浩劫”（十八）；

“午后三时抵故里五间厅，门前排列棺柩三五具（十九）；

所见公路两旁房屋破坏，无一完整，田间死尸垒垒，或卧或仰，晒得黑而发赤，群犬争食（二三）。

关于城市民众财产受损被毁的记录：

（六合）进城所见最繁盛十字街竟成一片焦土，两旁摊户林立，完整住房、整齐商场已摧毁殆尽。十室九空，庐舍邱墟，疮痍满目令人视之真不寒而慄”（十五）；

“街市房屋毁坏无一完整，最繁盛下关商埠街竟成一片焦土，真是疮痍满目，令人不寒而慄望而生畏。路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荷肩负担苦力同胞小贩而已”（十八）；

“城内与下关破坏相等，凡是繁盛之区，高大建筑、完整房屋被炮弹炸毁或遭飞机燃烧。敌人进城到处烽火连天，不分昼夜竟达一星期之久。将若大南京灿烂首都烧成一片焦土，变为瓦砾场。所见芦舍坵墟疮痍满目，沿途扶老携幼不啻人间地狱（十九）。

关于陷城后日军掠杀平民的记录：

母告我汝等过江之翌日，在汝处看门，南京陷落，日兵挨户检查，进门时有一兵因言语隔阂无法传达，该兵酒后手持刺刀向我索钱，我用手表示身上没有钱，该兵气忿之下用力一推，将我推倒地下，险遭非命。未逾片时对门与隔璧（壁）被该兵用刺刀接连戳死，两人当时血流如注，尸身横倒地下已多日，经地方人收殓抬埋。日兵凶恶毒辣，言之历历可畏。其恐怖之心似未稍减，如我不在汝处，汝之东西早以罄净矣。限我之病由汝处而起，当时受吓过剧，被日兵推倒以后完全不知人事，幸蒙邻人救起，已患软瘫病，周身麻木不能行动近已两月尚未全愈，时时需人照应，望汝速即归来（十九）。

关于日军暴戾欺侮无辜民众的记录：

同来汤君口吸香烟过街，被日军呼回严厉申斥，口中噜噜喃喃表示汤君无礼貌轻视意思。幸有其他之卫兵代为缓颊，嘱汤君行礼道歉。汤君低首九十九度一鞠躬，告毕而行，言道国未亡而身先亡，战败国人民受此侮辱，真是人民奇耻，勿怪江北岸人不愿回到江南岸，均视若畏途。我等同行睹此情状，只得付之一叹。由海甯门2进城，照例脱帽敬礼，由卫兵检查各人身畔。余告以进城登记（因无安居证故），甲兵阻余进城，乙兵面有和色，挥手指我进城”（十八）；

“翌日（即阳历二月十七日）4晨八时至水西门外领安居证，在日军严厉检视下，规定每四人一排分男左女右，各人循规蹈距（矩）秩序井然已达五小时之久，时交中午一时将护身符证书领回”（二十）；

“离开茶社进和平门，日兵络绎不绝，妻儿见而生畏，在未进城之先经余告诉一番，继而进城，日兵见儿辈活泼可爱馈赠糖果，儿童恐惧之心仍为稍减，由余指导接受变为欢迎状态”（二四）；

“午后一时距水斋湾不足里许，见乡人纷纷逃避，闻有日兵自由行动，在村中打鸡（劫）勒索人钱并有奸淫妇女情事。余因赶路心切，不避艰险，行至该处，果见日兵三五持枪鹄立村头，对往来行人注视甚严，余至此埋头而过，幸无若（任）何举动（二六）。

这些直接的史实记录以外，虽然作者本人名不见经传，但是对同为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工作人员，后来在抗战中编写了《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等救亡启蒙书籍的文化名人刘天囚[3]，《回忆录》第二页也有人物描写和神情刻画：

院中刘天囚君与余同事，此公谈吐有佳近于诙谐，在公余之暇闲谈中有时令人捧腹转瞬间又使人悲奋交加，如坠五里雾中不知其所以然。公性爽直为人慷慨，待人接物相见以诚。余在此三年受益良多。抗战时国府西迁，院务在未疏散之前公极力劝余一同赴汉，声言祸福共之。

记录虽短，也足以看出刘天囚的为人性格和不凡见识，有助于后世对于历史人物的丰富性进行了解。相比一般史料仍有特殊的价值。

回忆录作者受限于难民身份，仓皇之际，看到的还多是表面现象，所闻所感大多来源于日常生活和茶楼酒肆，不免带有片面性，有些判断也未必准确。但同样反映出了一般社会群体在战争期间的形象思维和心理状态，以及对于家国遭遇的评价立场。

比如对南京保卫战的说法就极为生动，犹如报纸新闻述评，或是茶楼说书的口吻：

回忆沪上苦战方殷之际，敌人由金山嘴登陆，庙行不守，影响前方军事关系甚大，敌人淞沪得手，采取速战速决以期攻下首都为当务之急。随（遂）以高压手段分海陆空并进，直捣南京。陆路分兵三路，一由京沪线，二由京杭公路线，三由广德泗安下宣城取芜湖威胁首都。水路攻江阴要险直取南京。空军担任掩护轰炸为任务，动员三十余万之众。

当时我军要坚强抵抗到底，陆路凭藉两年前建筑最新式昆山马奇尔防线，水路藉江阴新式要险加以沿江炮垒林立。敌人素以精兵之称，采取速战速决主义，我军虽然物质落伍，要是节节抵抗到底，纵然首都不守估计须要一年以上。

不料我军自庙行败北采取不抵抗，沿途闻风而溃。敌人以破竹之势，形同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仅有四十余日而首都已被敌人占领。如此迅速成功真出乎敌人意料所不及，证明我方军心唤（涣）散，士无斗志，于此可见平日我方军事当局对于兵额重量而不重质，缺乏训练，遭此惨败，真此国家莫大耻辱（六）。

三、《难民回忆录》的社会学价值

在《难民回忆录》中，作者记录了逃难避居六合的日常生活与当地的风土人情。战乱期间，六合小镇除了房租（每月三元）和川资（过江船资最贵的时候六角/人，最便宜的时候四毛/五人）水涨船高，其它生活成本较南京城低廉，全家吃一顿大餐才四角，日常开销三四百文。

在六合两个多月的避难日子里，适逢年关，作者记录了当地的各种过年习俗：“家家蒸糕磨豆腐”、备菜“此处过年习惯十日无菜应市”、除夕夜放爆竹等。年后春耕时，农人“秧歌载道”，尤其第十四页写到了六合灯节：

转瞬已届灯节，余闻六合龙灯久负盛名，尤以该县南乡水斋湾之灯可为全县之冠。据当地人士云每逢灯节，农人捐助重资，钩心斗角研究，灯之式样无不精彩百出，得赏灯好评，远在数十里以外之农人得以欣赏为快，其争先恐后胜（盛）极一时。每一农人因观灯之损失以五元计，其数亦属可观，足徵该乡之富庶信而不诬。乡民对于迎神赛会踊跃参加，此风到处皆然。扭于习惯，一时不易破除。……本年受时局影响，灯节停止举行，不然余在此一饱眼福。

可见乡村生活自有节律，而且灯节之外，农民还自发组织“舞龙灯”来自娱自乐：

八百桥附近村庄终日锣鼓喧天，每以农人纠合十数人一组，兴高彩（采）烈，杠一柴龙显耀于市，妇女儿童均踊跃参加，真有风起云涌之势，空前盛况胜（盛）极一时。

作者围观的同时也对此有所思考，又较一般乡人的娱乐更多了文化含义和社会关怀。他认为迎神赛会富有积极意义、值得提倡。

惟玩灯一项似有意义，较之一般迎神赛会近与迷信者有别，值得提倡推广风行，择其要者略而言之：（一）春为岁首，俗云一日之间在于辰，一年四季在于春，万物由春而生，春为农事复苏之日，农民舞灯欣赏为庆祝丰年之兆；（二）玩灯比赛亦可说锻炼身体，周身骨节调和，气血舒适，增强体制，为运动有益之动作。

上述两点似有值得提倡之必要。此举亦有人不赞成，认为迎神赛会近于迷信，往往藉赛会人众之时，最易发生意外冲突。人与人平日稍有涉嫌，乘隙寻衅，藉此洩愤，甚至酿成命案涉讼官厅亦所不惜。此为肇事应当禁止之理由（十四）。

即便同在六合，各乡、镇、村民风还有不同，比如作者暂住的八百桥“赌风甚炽”：

其间目覩乡民生活，衣食简单化，一味朴素勤俭，绝不向（像）城市人之浪费，诚为农人之美德。但乡间亦有美中不足之处，农人好赌，此种习惯，到处皆然。一旦秋收种麦后，正是农人闲散，三五成群，茶馆酒肆间为若辈公开赌博场所，输赢甚巨，经年累月之所得有时付之一旦，甚至靠押田地孤注一掷以作最后之胜负亦所不惜（二七）。

作者认为此种恶习“因无教育感化灌输是也”。而作者的祖籍谢家集则“匪氛甚炽，每夜村庄鸣枪示威以诚司空见惯”（十一）；江家桥乡民则“爱小”（爱贪小便宜，喜欢小偷小摸）：

路过江家桥休息间，将儿童玩具展开营业，乡人麕集互相购买，虽问价而不还价，只见货少而不见送钱，幸有人告余（此处乡人爱小为不良恶习往往小贩来此大都吃亏而去，嘱余紧（谨）慎，不可随便给人取货，以防货少云云），余闻听之下，检点货色，已缺少数件，再检查钱数与货款之比例，相差甚远，足见来人之言信不诬也。该处乡人爱小，形同窃盗于此可见（二五）。

《难民回忆录》的社会学价值还体现在当时一般群众对教育的认知上。

文中特别对四位亲友作了细致的人物描绘，除了上文提到的刘天囚，还有一位返城途中热情留宿的农人缪天培，另外两位都是老师：姚瘦秋老人和梁家欣先生。

（姚瘦秋）老人年已古稀，精神矍铄，性慷慨，平日乐善好施，人有困难处不加吝啬，平日热忱待人，有忠厚长老之风度，言谈国事有声有色，谈吐中似有马伏波老当益壮之遗风。老人又为国学专家，擅长诗词，幼年置名利于不顾，指掌教鞭数十寒暑，造成满门桃李。一生谨慎，始终为书生之本色，可谓难能。至今学辈中脍炙人口，众口皆碑推崇备至，其羡慕长者不已（二）。

（梁家欣）系南京师范生，在六合城镇乡充任教师有年，又是地方上人，而乡镇熟人广泛，平日善与人交，重情感，遍游六合全境无有不知梁先生其人（九）。

可见当时世人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推崇。此外对被停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和现时处境下的儿童失学问题，作者也是尽述其中曲直、感同身受般地表达了“最可痛心者”：

最可痛心者久负盛名晓庄师范学校。该校设备完善，为全国之冠，号有模范之称。在民七由陶行知先生创办，苦心经营，尽毕生募化之力，十余年来校誉卓著。始而便利乡村子弟，采取半耕半读以求实避虚为校规，埋头苦干，迄今脍炙人口，有口皆碑。在开办伊始遭公私立各校之忌，反对甚烈，因该校如此号招（召）有碍各校未来之发展。

以后此风少戢，校风日炽，遐尔（迩）远近，学子争先恐后无不以进该校为誉，为学校全盛世代。不料民十九遭胡汉民先生之物议，认为该校有宣传过激主义之嫌，故而勒令停办。十余年来惨淡经营之学府毁之一旦，余不无可惜（二三）。

最令人痛心一般尚未成年儿童，平日受良师教导，生活无忧，度其天真烂漫活泼生活，值得父兄欣羡不已。经过此番浩劫，儿童变为难童。因父兄失业，在长期抗战中商业一时不易恢复常态，故将儿女暂充临时走贩以维现状，所见此类儿童逐日奔走往来于途，喊得喉干舌哑，一遇阴雨周身泥污，以半潮半湿之身满面憔悴，其状可悯，路人怜惜，父母心酸。受环境驱使，出此下策，是问之过欤，虽属生活逼人，亦是万恶敌人一手造成。余对景生情，自己儿女饱受此种痛苦，推己及人，能不有感于中（二五）。

回忆录的创作动机往往决定了其存史的价值。书写方式则更多体现写作者的个人能力和修养。《难民回忆录》作者吴雁秋自认“不能不将暴日惨杀真实情形披露以留我子孙参考于后”，可见动机所在，彰显了为国存史、教育后人的历史责任感。同时，他的回忆记叙的行文特色及文学性，亦足证了该书稿的历史人文内涵。从多方面来看，《难民回忆录》的史料价值都应待重视和利用。

注释：

[1] 所引文字皆来自于手稿（包括页码），下同。

[2] 柔石作《二月》小引，上海海宁路春潮书局发行，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3] 刘天囚（1881—1960），湖南湘潭人，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早岁，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任北京铁路管理学院教授、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书记官长。1932年1月，任立法院秘书。1933年2月，任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主任秘书。1934年10月，任司法院秘书，嗣任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书记官长。1948年10月，任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1953年6月，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60年逝世。据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第2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