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生成逻辑

一、人口转型与老龄化

人口转型的内涵在理论基础部分已经做过阐述，在研究中普遍意义上指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高高低模式，经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高低高模式，最终转变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低低低模式。统一增长理论把人口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即马尔萨斯时期、后马尔萨斯时期和持续增长时期。这个时期人类处于农业社会，物质资本匮乏且生存环境较差，人类的行为都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而努力。这一阶段人类社会中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都是微不足道的，无法对生产力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教育也是微乎其微的，而且这一阶段教育的目的与生产力毫无关系。

因此，人类为了获得更多劳动力来生产更多的物质资本而保持高水平的生育率，死亡率又由于思想观念的落后与医疗技术的不足而居高不下。这一阶段人类的预期寿命较短，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人口结构年轻化，人口老龄化还并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高出生率带来了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口规模的扩大又拓宽了市场交易范围，专业化和分工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随之提高，人口和人均收入都快速增长。

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与医疗水平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死亡率首先开始大幅度下降，标志着人口转型的开始。在死亡率刚刚开始下降的时候，生育率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但由于人口自然生育力有最高限，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会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此时，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改变，劳动力年龄人口及其比重逐渐增加，带来了大量的人口红利。

这一时期的教育也有所发展，但通常被看作文化的附属品，人们对教育进行投资多是基于非经济因素，如宗教、道德、社会控制等。虽然此时教育仍然未被十分重视，但与上一时期相比，人力资本已经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因此，这一时期，人口转型过程从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开始，而生育率虽然仍然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呈现小幅度下降的趋势，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迎来了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口红利时期。此时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下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之下降到极低水平，人口老龄化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带来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

在持续增长时期，经济发展到了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生产过程越来越复杂，对于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也逐步增加。技术进步导致了对于人力资本需求的增加，人力资本的增加也推动了技术进步的不断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增加与意识的改变，教育也越来越成为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投资，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不断增加。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最终父母将对子女的偏好从数量转变为质量，减少生育子女数量而加大对于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引发人口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型。由于出生率降低的同时人口预期寿命有所延长，越来越多比重的人口步入老年时期。由于生育水平已经降低到了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老年人口占比将会逐渐增大，人口结构向老龄化发展，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越来越严重。

综合以上三阶段分析来看，顺应人口转型阶段中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等的需求，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以教育水平为主要衡量标准的人力资本越来越受到重视。基于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追求，父母对于子女的追求由数量转变为质量，生育率由此下降；又由于经济水平逐渐提升，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的水平提高，人们的预期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可以说，生育率降低、死亡率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增大，人口老龄化是顺应着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产生的无法避免的现象。

中国的人口转型与人口老龄化与以上三阶段是一致的。人口转型通常是从死亡率下降开始的，中国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开始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战后城乡基础卫生保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出生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一九五零-一九六零年代，中国平均每位妇女生育6-7个子女。

迅速增加的人口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中国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计划生育”这一政策。可以说，中国的人口转型进程受到了政策的极大影响，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生育率比自然人口转型过程下降的更快，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以后，妇女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从高高低模式到低低低模式的人口转型。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仅仅用四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跨越了人口再生产模式的两个时代，平均预期寿命从30多岁提高到了70多岁，总和生育率从7左右迅速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完成了西方国家用一两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的历史进程。然而在中国人口转型速度较快的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也来势汹汹。

到二零一零年六普时期，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8.9%54。根据学者预测，在2040年之前中国仍将保持继续快速增长的态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4亿左右，所占比重将达到25%左右，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将成为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

二、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累积锁定效应

累积效应是当一项活动与过去、如今以及可合理预见的将来活动结合在一起时，所产生的对环境增加的影响；锁定效应则本质上是产业集群在其生命周期演进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路径依赖”现象。累积锁定效应就是指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与社会经济活动与政策息息相关，受不同动力影响且这些动力未来将继续存在使得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会惯性持续下去难以转变的现象。

影响城乡人口老龄化差异的因素不只有选择性迁移一个，生育率、死亡率等都会对城乡的老龄化程度产生影响。从人口转型过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共同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口转型过程从死亡率的下降开始，而由于城镇拥有更优的经济水平和知识技术支持，城镇死亡率下降会早于并且快于农村。工业化是从城镇开始的，工业化带来了城镇经济水平的大幅度上涨，也对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城镇的育龄夫妇会首先把对子女数量的偏好转为对子女质量的偏好，因此生育率的下降也是城镇早于并且快于农村的。另外对于部分国家，例如中国来说，人口转型的过程与国家政策不可分割，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并加快了国家人口转型的进程。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就使得国家的生育率锐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

又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城镇和农村的限制程度不同，城镇相对于农村限制更加严格，农村的整体生育水平一直高于城镇。总的来说，在经济发展规律和国家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虽然城镇的死亡率与生育水平都下降的更快，但随着人口转型进程结束，城镇和农村的死亡率都下降到了极低的水平，生育率也都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又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占比开始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产业发展对技术进步、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子女质量的偏好更加稳定，人们缺少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的动力。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无法遏止。

从二元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只要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仍然存在，农村劳动力就仍然有选择迁移到城镇的动力。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为了更高的收入或者更好地发展，大量涌入城市工作生活，极大程度的缓解了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同时也使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不断变大，最终形成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问题。城市的工业化早于农村，人口转型也早于农村开始，因此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不可避免的会优于农村。

城市作为发展基础良好、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加富裕的地区，若单纯的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大量的资本会选择投入城市，未来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会更加两极分化，人们为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好地生活水平，劳动人口会更加的集中在城市，未来城市的竞争愈发激烈，则步入老年时期的进城务工人口会更多地返回农村，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问题就会得不到解决。

因此，在城市的条件与发展前景优于农村的背景下，若单单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农村劳动人口迁移至城镇的动力将会一直存在。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在其影响下也会持续下去，无法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自发解决。针对这一问题，仍然需要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力量参与进来，调节城乡经济均衡发展，逐步缓解老龄化城乡倒置所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