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被捕特务自称做过毛主席信使，不久后罗瑞卿亲自迎接

1955年，上海市的一处看守所里，审讯人员正在审讯一个推拿大夫。

那人皮肤黝黑，戴一副黑框圆片眼镜，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但身体依然壮实。

审讯人员问道：“董健吾，过去你究竟做过什么不利于革命的事情？自己说。”

坐在对面的推拿大夫，缓缓地抬起头来，平静地回答道：“我没有做过什么不利于革命的事情。”

审讯人员抬高音量，“不要想着瞒天过海，无论你说不说，最终我们都会调查清楚。”

见推拿大夫不说话，他继续问道：“建国以前你都做过什么职业，参与过什么特务活动，主动坦白，我们会宽大处理。”

老人犹豫了一下，又抬起了头，眼神中闪出一丝光芒，缓缓说道：

“我曾经是中共特科人员，以牧师的身份作掩护，保护了许多共产党人的安全，创办过红色幼稚园抚养了中共中央多位领导人的孩子，做过毛主席的信使，曾经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前往延安。”

这一条条经历说出口后，仿佛一串串红色电波响彻在审讯室里，审讯人员被惊得一时哑口无言，之后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

几天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前往上海，为这位老人办理了取保候审。

这位老人究竟是谁？他在这些革命经历中都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青年有为，投身革命

1891年，董健吾出生于上海青浦的一个基督教徒家里，祖父母在官商两界都小有名气，所以家境还算殷实。

23岁时，董健吾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上海有名的圣约翰大学，后来民国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都是董健吾当时的同窗好友。

董健吾虽然学的是理科，但是在文学、哲学和神学等方面也有着自己的见解。

这引起了时任校长美国人卜舫济的注意，他常常邀请董健吾一起探讨神学等方面的问题，对这位年轻人很是器重。

虽然上的是美国人开办的大学，但是董健吾始终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

1925年5月30日，上海一家日本纱厂无故拖欠工人工资，并勾结警察武力镇压工人罢工，造成工人死伤，上海千余名学生游行示威表示抗议，英租界巡捕房强力镇压，逮捕了一百多人。

下午，上万名群众将英租界巡捕房团团包围，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直接向群众开枪射击，造成13人死亡，10余人重伤。

这让上海的学生们更为震怒，各个学校纷纷发起抗议活动，并在校园里架起悼念死亡群众的灵堂。

卜舫济为了避免学校掺和进游行事件，下令给学生放假，不给他们聚集闹事的机会，还将学校里纪念死伤工人的灵堂撤掉，这引起了学生们的不满。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园中，董健吾冲向校园中的美国国旗，愤怒地将旗子降下，周围的同学纷纷对此举动表示赞扬。

过了一会儿。得知此事的卜舫济将董健吾叫到办公室，愤怒地说道：“董健吾，你想干什么？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降旗？”

董健吾回答道：“作为学生，我尊敬您为我们的学习所付出的一切。但是您强行拆掉灵堂，并阻止我们举行抗议游行活动的做法，我无法屈从。”

卜舫济说道：“我这是在保护你们，你们太年轻，对许多事情并不完全明白，容易一时冲动犯下大错。”

董健吾义正言辞地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保护，而是我们国家的强大，虽然有些事情我们并不完全懂，但是我们懂得基本的家国是非，如果你非要阻止我们的爱国行动的话，那我选择离开学校，感谢这些年来你对我的培养。”

董健吾说罢，转身走出办公室，直接离开了学校。

离开学校后的董建武继续参加上海的各种示威游行活动。并在不久后进入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住持牧师，他精通基督教教义，说得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和英语，很受教友们的敬爱。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董健吾在大学同学浦化人的介绍下，进入有“基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将军的部队做布道牧师，逐渐受到冯玉祥的赏识，先后担任冯玉祥秘书和秘书处主任，并兼任英语教师。

在冯玉祥部队期间，董健吾结识了一位对他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时任冯玉祥部队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在这革命的艰难岁月中，董健吾在刘伯坚和浦化人的共同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董健吾随刘伯坚和浦化人离开上海以避免迫害。

加入特科队伍，抚养干部后代

1928年11月，董健吾回到上海，继续在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并和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在陈赓的安排下，加入当时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主要工作是运用教堂和牧师身份的掩护，传送情报和掩护同志。

为了做好特科工作，董健吾专门改造了圣彼得教堂，设置了四个出口，两间密室，方便有紧急情况时可以顺利脱身。

在此期间，董健吾在牧师身份和圣彼得教堂的掩护下，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与机密文件的安全，就此拉开了其在中共革命历史上传奇的序幕。

192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提议创办一所儿童福利机构，专门抚养革命烈士遗孤，照料革命干部子女。

不久后，在中共外围组织——中国革命互济会的筹划下，以及宋庆龄、董健吾等人的参与下，一所红色幼稚园——大同幼稚园在上海戈登路诞生，由董健吾负责管理。

幼稚园自建立起，先后收养过30多位烈士和革命人士的孩子，其中包括中共革命烈士澎湃、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李立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等人的子女，以及毛主席的三个儿子毛岸青、毛岸英和毛岸龙。

董健吾对这些孩子视如己出，尽心尽力抚养照料。

1934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许多国民党人员前来调查幼儿园的资金来源以及孩子们的身份背景。

为了安全起见，董建武解散了幼儿园，将毛氏兄弟带回家中抚养，其余的孩子分批送往可靠的地方。他也辞去牧师的工作，靠做手工赚钱补贴家用。

虽然不再做牧师和开办幼儿园，但是董健吾始终与党组织以及住在上海的宋庆龄保持着联系，想办法为党内同志和爱国社会人士提供帮助。

国共谈判担当信使，护送斯诺前往延安

1936年，日本侵略者愈发对中原大地虎视眈眈。蒋介石迫于国家和民族的压力，不得不设法开通与中共直接对话的渠道，并把这一秘密使命托付给妻舅宋子文。

宋子文与中共接触并不多，便找到二姐宋庆龄商量，宋庆龄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决定托董健吾作为信使前往延安给毛泽东送信，并告知他这件事是高度保密的，必须当面交到毛泽东手上。

怀着满腔爱国热忱的董健吾当即表示同意，随后他化名为周继吾，乘坐火车前往西安。

不料到达西安后，正好赶上西安下大雪，道路被封住。董健吾在当地滞留了40多天，十分焦急。

彼时的陕北苏区还处在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之中，董健吾想到在当地驻军的张学良一直有联共抗日的想法，便立马前去求助。

在董建武的极力说服下，张学良同意用自己的座机送董健吾去陕北苏区送信。

董健吾亲自将信件送到了毛泽东手上，并在几天后拿到回信，通过西安返回上海，这次书信的往来为后来的国共合作抗日奠定了基础。

董健吾第一次携毛主席书信返回上海后不久，宋庆龄再次找到了他，希望他将两位外国友人护送至延安，其中一位便是美国记者斯诺。

斯诺当时是北京燕京大学的新闻系讲师，曾经是多家欧美报社的驻华记者，

1935年，身在北平的斯诺想要前往延安苏区进行实地采访，但是当时国民党派重兵将延安重重包围，并规定外国人禁止靠近苏区前线。

斯诺想办法找到了当时身在上海的宋庆龄求助，恰巧当时有一名美国医生马海德也在上海，准备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前往延安苏区，于是宋庆龄便想到了曾经前往延安送信的董建吾。

一天晚上，董建吾收到消息，宋庆龄请她去家里一趟，说有要事相商。

董建吾到宋庆龄家里后，宋庆龄对她说：“苏区那边说需要医生和药品，希望我们能尽快先派一名出色的医生过去。”

董建武问道：“有人选了吗？”

宋庆龄说：“已经选好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医生，另外还有一名美国记者，也希望能够前往苏区，可是现在苏区被封锁得比较严密，你上次去延安送过信，与张学良也成为了好朋友，并且有孔祥熙给予的特别通行证，不知你是否能够前往一趟？护送他们两个进入苏区？”

董建吾当即说道：“先生托付的事，我一定照办。”

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宋庆龄先让斯诺和马海德分别从北京和上海独自前往西安，然后让董建武去西安与他们碰头。

到达西安后，董建吾直接前往了西安地下党开的西京招待所，在招待所的顾客登记簿上，找到了九号房间登记着斯诺和马海德的名字，于是直接找到九号房间，并敲开了门。

当时的斯诺和马海德为了避免引起特务的注意，一直呆在房间里，尽量不出门，等待着接头人的到来，可是等了几天都没有人前来，心里已经感到有些焦急，当听到有人来敲门，便立即上前打开了门。

当时董建吾身穿一件灰色长衫，头戴黑色礼帽，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问道：“请问是斯诺先生和马海德先生吗？”

斯诺和马海德看到眼前的这个人身材壮实，皮肤黝黑，又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和宋庆龄先生描述的接头人特点大致一样，心里感到高兴，但出于安全还是客气地问道：“是的，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董建吾说道：“我是王先生，是宋先生的朋友。”同时拿出半张明信片。

斯诺和马海德听到对方说的是街头暗语，立即高兴地说道：“你就是王牧师（董健吾为隐藏身份而改的称呼）？”同时也拿出半张明信片。

两个半张明信片对在一起，拼成了完好的一张，这是宋庆龄为他们安排的接头物品。

为了能够安全地将两个人送到延安，董建吾先去找了西安的张学良，张学良热情地接待了他。

董建吴说：“我这次是想送两个美国人进入延安，希望能和上次一样，搭乘你的飞机前往。”

张学良说道：“搭飞机当然是可以，但是我的飞机最近新换了一名美国驾驶员，如果他看到两个美国人进入延安没有出来，恐怕会走漏消息。要不我给你们签发特别通行证，你们坐军用卡车过去吧。”

于是，董建吴拿着特别通行证，带着斯诺和马海德，通过了东北军的一个个哨卡，在路上，董健吾用英语和两位美国人聊了许多。

无论是东西方文化，还是中国当时的国情，他们都有着许多共同话题，董健吾的博学和睿智给两位美国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快到苏区前线时，董健吾将两人交给了共产党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由刘鼎顺利将两人送入了延安的红军辖区。

斯诺到达延安后，采访了诸多中共高层人物，并写下了纪实作品《西行漫记》。

这本著作的传播，粉碎了外界歪曲、丑化中共革命的谣言。另外斯诺还在书中写道：

“在这以后的那一周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牧师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

因此，董健吾的化名“王牧师”也因这部著作而广为人知。

斯诺与董健吾在前往延安的路上结下了生死情谊，但斯诺并不知道董健吾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1955年，正在上海一家诊所里做推拿大夫的董健吾，因受到“潘汉年冤案”的牵连而被拘留审查，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特科人员董健吾终于被世人所知。

后来，斯诺受邀参观1960年的国庆阅兵典礼，在和毛主席谈话时，他表示希望能再见一见当年护送他前往延安苏区的王牧师。

可是当时主席并不知道斯诺所说的王牧师是谁，后来派人调查之后才知道，斯诺口中的王牧师，就是曾利用牧师身份在中共历史上立下殊勋的董健吾。

此时的董健吾，因在1955年受到“潘汉年案”的牵连而依然处在审查阶段，没能与老朋友斯诺见面。

1970年秋天，斯诺最后一次来中国访问，再次想见一见这位曾经护送自己前往延安的老朋友，可当时的董健吾已经重病缠身，还是没能与斯诺见面。

12月25日，董健吾在医院病逝，当时的他依然没有洗脱特务罪名的嫌疑，在去世前，他在病榻前留下了八个字：“知我罪我，自有公论。”

1978年，在李维汉的证明下，董健吾的革命经历得到彻底证实，特务罪名被完全洗脱。

1979年，上海统战部为董健吾举行了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这位曾为中国革命做出卓著贡献的“红色牧师”终于获得了世人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