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中，“临时夫妻” 等现象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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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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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出现了有悖于传统婚恋模式、冲击了传统婚恋秩序的若干现象。

正如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宋丽娜在其所著的《婚恋转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书中所谈到，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实践之中，出现未婚同居、闪婚、逃婚、离婚、婚外情、“临时夫妻”（在外打工男女临时组建生活伴侣，对外以夫妻相称，但实则多有自己的家庭）、光棍等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是在打工经济、中青年人口朝着沿海和大城市聚集，广大农村的人口结构老年化、社会关系淡漠化的背景下，所呈现的变化。

01

跨省婚姻的进步意义

正如书中所说，打工经济引发了自由恋爱潮流，农民的通婚范围扩大了，跨市、跨省婚姻增加。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夫妇间所可能共享的语言（方言）、文化、共享地方性知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要少得多。

当然，这种跨市、跨省婚姻多出现于农村婚姻市场上本身竞争力较强的青年男女，某种意义上，这也改变了一些地方过去因通婚范围有限，迫使一些择偶要求更高的男女因超龄未婚的“屈就”选择，从而让这些地方一些男女个体尤其是男性个体面临更难择偶的困境。书中指出，跨市、跨省婚姻的增加，简化了结婚仪式，文化意义减弱；稳定性不强，亲属制度部分解体。

但总体上，这种变化要算是一种进步：无论沿海还是内地，也无分南方北方，重男轻女是农村的一种突出现象，生养女孩尤其是独生女儿的家庭获得的社会评价要低于生养男孩的家庭；中国社会文化传统通行的是子女冠父姓，成年子女婚后首先承担的是赡养夫家长辈的责任（妻家长辈的赡养责任只能在有余力情况下“兼顾”）。

这种情况下适龄女性在择偶中寻求更好对象，包括男方家庭环境趋于正常（没有家暴传统、没有残疾等重大疾病或疾病遗传或导致的问题、男方父母没有离婚且具备帮助照料男方未来子女的能力）、较好的经济条件、男方本人具备基本素质（身心健全，没有家暴倾向、具备基本的社会适应能力），拒绝“屈就”，这是完全合理的需求。实际上，适龄女性的这些要求，也在倒逼生养男孩的家庭在家庭教育、家庭关系中接纳新的规范，趋于文明化。

有意思的是，适龄女性拒绝“屈就”，这样的“新现象”，其实在城市和乡村，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带有普遍性，但有关的评论者、观察家在关注城市现象时，常常展现了相当的包容，却责难追求更好生活、向往更好未来的农村女性。又或者，一些人将农村女性在打工经济背景下的婚恋选择，统统贬斥为“只看钱”。

02

早婚率提升的连锁反应

相比之下，另一种变化的影响就更为突出，那就是相比上世纪80-90年代，部分地区农村的早婚率上升，实际早婚年龄甚至大大提前到了《婚姻法》所允许的最低年龄以前，这也造成了相对普遍的“结婚未成年”。

“结婚未成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大量出现适龄、超龄者难以寻觅到合适对象完婚，这刺激了许多子女刚刚达到或尚未达到婚育年龄的农村家庭，鼓励早婚，甚至要求生育孩子后方才允许子女外出打工。为了达成这项目标，这类农村家庭会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积累结婚成本、生子成本，（男方父母）并承诺为儿孙操持家务。

《婚恋转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书中指出，早婚相对意义上的普遍化，造成了代际关系失衡。“父母需要为子女的婚姻大事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需要数十年甚至一生的资源积累才能勉强完成”，在还债过程中，还得料理子女家的家务，帮助抚养下一代。不仅如此，男方父母的谈判能力弱化，必须竭力“讨好”儿媳妇才能让儿子获得相对圆满幸福的家庭生活。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变化，纳入到独生子女政策施行的几十年内，再加上重男轻女社会心理造成的性别失衡因素，其实是很好解释的。生养男孩的家庭在获得了多达至少十多年的乡里恭维、良好的自我感觉后，不得不尴尬面对男孩迈向成年的择偶难题。除非自家小孩在学业中格外杰出（这在农村人口中的比例非常低，也大大低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相关比例），否则就不可避免走上或务农或打工的道路，难以承担高额的成婚经济成本。生养男孩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只能选择“包办”、“兜底”到底，否则自家生养的男孩在给父母带来至少十多年荣耀之后，就将让父母沦为乡里笑柄。

上述变化的消极一面在于，书中所称的“两代人被锻造出了不同的家庭伦理和家庭责任感”，导致了婚姻风险、家庭生活危机上升，并且制造出显著的留守儿童问题。但也要看到，因此弱化了农村之中曾长期牢固存在的父权（婆婆权威也可归于父权范畴），年轻媳妇尤其是那些加入本村以外地区的年轻媳妇，不再是被强制压制、压迫的对象，有了自己的主动性，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自己的权利。当然，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相对普遍化的早婚现象，放大了这里所指的消极效应，而让积极效应很难有效体现。

《婚恋转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书中还谈到了苏南地区相对普遍的双系婚姻（并家婚姻），也就是江苏南部地区，由于农村的独生子女率很高，所以会约定成婚后，孙辈会各自采用父姓和母姓。这种做法的积极一面在于，降低了农村男性成婚的经济压力，但消极问题也同样存在，也就是当地农村经济条件较好，婚恋男女各自的父辈都拥有相对优厚的经济资源，所以这种情况下夫妻的主体地位受到影响。

03

限制彩礼，反而提高了光棍率

农村地区的婚恋，在过去拥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礼仪和规范。这本身是组成乡村生活秩序的一部分。

既然是秩序，又带有传统性，就很难避免同时具备的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近年来，因一些舆论掀起对天价彩礼现象的“讨伐”，许多地方的乡村治理部门也开始致力于制定或推动制定乡约，倡导简朴办婚、抵制彩礼。有趣的是，各种乡约都宣称要移风易俗，但其中许多条款都旨在维护农村社会的传统礼仪规范，仅仅着眼于限制彩礼。

但问题是，传统乡村生活秩序对应的生活实践、经济实践，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限制彩礼，提倡简朴办婚，如果严格执行到位，只会起到推动适龄农村女性更快地向县城及以上规模的城市流动的反作用。

为什么？确实有一定数量的农村家庭（女方家庭），无论如何都要求男方出具彩礼。但更多情况下，如果男方家庭的经济地位显著高于女方，能够在事业发展（帮助择业、承揽工程分包项目、创业）帮助女方家庭成员，女方家庭的这方面经济诉求就不够强。尤其是具备大中专院校毕业条件，有的还具备同学关系的婚恋对象，彩礼就更趋向于象征意义。

相对高额的彩礼，就常常出现在男方个人条件、家庭条件低于所在地均值，甚至低于女方条件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女方家庭索要相对高额彩礼，的确会极大地加重男方家庭包括新人家庭的经济负担，但如果没有这项条件，婚事就难以成行。《婚恋转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书中谈到的未能通过自主择偶的新生代农民工，多通过经人介绍相亲，要累计付出较高中介成本和财力成本后，才有可能成婚。这其中很重要，也常常被社会学家、社会评论家所忽略的一点就是，彩礼其实是弥补男方个人条件、家庭条件不足，改善其在婚姻市场竞争力的助力。对之作出行政限制，所能从中获益者，将远远少于利益受损者，光棍率相比过去反而提高了。

《婚恋转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书中其实也谈到了，“对于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来说，往往经历过自由恋爱的短暂美好之后，人们很快便会发现，女性的婚姻流出量慢慢大于流入量了……使得农村社会整体的男女比例失调加剧，这进一步加剧了婚姻资源的竞争。”

在对彩礼作出限制的情况下，必然加剧农村地区适龄女性转向城市的趋势。而在已经成婚的农村家庭中，也面临着离婚率高企的挑战。毕竟，不仅大量的农村男女为了谋生，获得更好的发展和生活条件，要流向城市，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村的居住环境以外的功能，农村不能供养如此之多的适龄男女。这是导致男方家庭以及女方家庭失去对成年子女控制能力的关键所在（如前述，在苏南等地区，农村家庭经济实力很强，这反过来削弱了成年子女包括已成婚者的主体地位）。

必须指出的是，有关方面通常只着眼于限制农村地区的彩礼，却没有意识到，所谓高额彩礼，其实也仅仅满足或不及在县城购置住宅商品房——城市居民家庭的婚恋，也有相当数量是以男方家庭为成婚对象购买住房为前置条件，却未见有关方面出台政策叫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的社会学界、社会评论界人士，大多默认城市居民为了避免代际矛盾，分开居住的意义所在，此举还能有效拉动城市地产经济发展；所以干脆回避因此带给城市居民家庭（男方）的经济负担等负效应。而农村彩礼，似乎被定义为一个彻底的问题。如果将之都量化为经济负担的话，城市并不弱于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