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启龙回忆抗战胜利后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

全面反攻和奉命北撤

全面反攻和奉命北撤

1945年夏，抗战形势急转直下。

7月26日，中英美政府发表《波斯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在日本政府不予理睬的情况下，8月6日和9日，美国的两枚原子弹分别投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9日，苏联百万红军出兵东北，向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等发起全面进攻。

8月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朱德总司令接连发布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接受日军投降，收缴日伪武装，配合苏联红军作战。

可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却命令我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待向敌伪“擅自行动“，要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伪军“负责维待社会治安”，等待国民党军枚编。这些命令，充分暴露了他仇视人民武装，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真面目。

8月12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以何克希司令员的名义发布了《对敌伪军通碟》，命令浙东各城镇的日伪军向我军缴械，听候处理，否则将“坚决予以消灭”。

同时，在军事上采取积极有力措施:由张翼翔副司令员率三支队、五支队全部及二旅一个团和三北地方武装，横扫三北地区的日伪军据点。由张俊升、王仲良率二旅主力和四明地方武装，牵制余姚守敌，相机进攻鄞西日伪军据点。令淞沪支队、海防大队、金萧支队武地积极行动，迫使日伪军缴械。

从8月13日开始，浙东我军在各个地区向日伪军发起进攻。在三北地区，我军接连收复周巷、庵东、观海卫、浒山、胜山、五夫、坎墩、掌起桥、庄桥等日伪军据点20余个，直逼宁波、镇海城下。其中8月18日攻克姚北重镇周巷，歼灭伪军一个营，缴获日本造曲射炮两门、迫击炮一门。在奉化箫王庙，争取伪军一个连投诚。四明地区，我军连克部江桥、集市港、布政市、石楔、西成桥等重要据点，兵临宁波城西。

郸江桥一战，打垮伪十师四次增援，毙伤伪营长以下官兵40余人，俘1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淞沪地区，淞沪支队于8月16日，攻占了上海市西南郊北新径伪上海市保安警察总队第一大队，俘伪官兵100余人。接着又扫清了南汇县城四周的大团镇、李家桥、六灶、新场、七宝等据点;李家桥一战，我军俘伪大队长以下400余人。继而解放了南汇县城，这是我浙东游击纵队解放的第二座县城。在金萧地区，金萧支队于8月19日对诸北三江口伪军据点发起进攻，激战4个多小时，攻克据点。

同一天，八大队又奇袭了金华重镇孝顺，1个中队伪军全被我俘虏。这几天。真是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根据地党政军民群情振奋。几乎每天都有新消息报来，报告攻克了什么据点，准备攻克什么据点。因围攻的据点很多，主力部队、地方部队都不够用，有些任务就交给民兵。慈北的掌起桥据点就是由民兵围困3天，迫使200余伪军投降的。广大群众也自觉行动起来，烧毁日伪军据点、哨卡、篱笆等设施，以满天火光迎接抗战的胜利。

在浙东我军的不断进攻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除几座县城外，基本上消灭了盘踞在三北、四明、会稽、淞沪地区的日伪军。我缴获各种炮7门，轻重机枪49挺，步马枪1300多支。浙东抗日根据地面积得到空前扩大，拥有400多万人口，1万多人的抗日武装，成为华中八大战略区之一，和抗战胜利后我党公布的十九块解放区之一。

8月15日，日本国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从前方到后方，从军队到地方，无不欢欣鼓舞，大家奔走相告，到处沉浸在欢呼胜利的喜庆之中。

为了争取国内的和平，8月28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陪同下，到重庆和国民党蒋介石举行谈判，最后签订《双十协定》。

从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到〈双十协定〉签订这段时间，浙东我军的任务变动很大。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央和华中局先后三次发来指示，调整我军的战略部署。第一次指示，命令我浙东主力部队离开浙东，前往沪杭线两侧，配合兄弟部队夺取上海。这时淞沪支队已打到上海市郊区一带准备配合地下党解放上海，何克希同志率领部队挺进到宁波城下电厂处，作好攻城准备，还打算让杨思一、彭林率金萧支队来四明山集中。

但还没来得及执行，第二次指示又到了。中央考虑到国民党已空运部队到上海。沿浙赣路北上的国民党部队己到杭州、海盐、海宁等地，决定放弃进攻上海。命令浙东游击纵队除留部分人员原地坚持外，主力迅速南下，与浙南武装会合，开辟闽浙边根据地。为此，我们区党委研究，决定何克希、张俊升等率二旅等部队在浙东坚持斗争;我和张翼翔，张文碧、刘亨云等率区党委机关和主力南下，与浙南的永乐抗日自卫游击总队汇合。组成一支新的部队，由张翼翔和余龙贵分任正副司令，我为政委、刘亨云任参谋长、张文碧任政治部主任。部署完毕，还派出了一支小部队，沿途侦察通往浙南道路的情况。

正待出发时，9月20日中央第三次指示又到了，决定我军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几个解放区金部撤出。华中局转发了中央这一指示，同时命令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少数精干武装隐蔽坚持外，在7天内金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

这一命令对我们来说是太突然了。不用怀疑中央的决定，应该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执行这个命令毕竟是痛苦的，我的思绪真像黄河决口似的漫无边际地奔腾起来。四年前初来浙东时的情景，坚持四明山的艰难岁月，突破姚江，转战三北，一幕幕一幅幅难忘的场面，又像图画似的映进我的眼帘。何克希同志看了那份电报，和我一样，从读完电报起便担负了感情的重担。我们不但为了北撤的困难而忧虑，应该承认，七天内北撤会有很大困难。要准备那么多船，要组织一支庞大的水上部队。让1.5万多人北渡杭州湾，跨越沪杭铁路，横渡长江，任务确实非常艰巨。

我们更明白，在北撤的道路上，敌人已布满了障碍。但我们有信心战胜任何困难。而现在我们痛苦的是:我们要离开这里，离开这块曾经用我们的热血灌过的土地，离开数年朝夕相处的浙东人民。我与何克希同志遥望上虞城东山上的古塔，真是思绪万千。

为了执行命令，不容我们过多的犹豫。9月22日，区党委召开会议，何克希、张文碧、杨思一、秘书长顾德欢、浙东行署主任连柏生、纵队参谋长刘亨云等参加了会议，研究和确定北撤的部署、路线以及领导人的分工。会议就北撤间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决定张翼翔、刘亨云率五支队和侦察队到三北地区会合海防大队，封锁钱塘江口，集中所有能够集中的船只，确保北撤用船。同时电情苏中方面速派船南下支援。

二、决定公开建立“新四军浙东纵队留守处”，由朱拱山、黄明同志担任正副主任，设法与我党驻南京办事处保持联系。利用公开合法身份保护不能随军撤走的兵工厂、后方医院、印刷厂等后勤机关人员和伤病员安全。

三、决定以纵队司令何克希同志的名义写信给宁波的国民党专员俞济民和天台的“绥靖指挥部”指挥陈沛，说明我军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平民主方针，以大局为重撤离浙江，要求对方保证我方留守人员的安全。

四、因金萧支队远离三北，故命令全萧支队除留精干力量就地隐蔽坚持外，兼程到上虞集中。

五、决定将“抗币”限期收回。以布告的形式通知持币者，立即到指定地点，用“抗币”换回粮食和现金，每元换大米一斤，以避免根据地人民的损失。

六、估计到部队撤退后，国民党要在根据地内搞白色恐怖，为减少损失，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决走，若国民党采取镇压政策，各地下党组织可以秘密通知一些党员同参加帮助新四军工作的群众团体成员一起，向国民党机关“自首”登记，以保存力量。

七、决定由区党委宣传部长顾德欢同志起草一个告别浙东人民的文告，即《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在(新浙东报》上刊登。

八、决定留下部分人员和短小精干武装在浙东坚持隐蔽斗争，并把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由刘清扬、邢子陶(不久后北撤)、朱之光等负责四明地区，马青负责全萧地区，王起负责三东(镇海、奉化、郸县三县东部)地区。要求他们坚持党的旗帜，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这些人的任务都是分别谈话部署的。

23日，区党委又召开了有地、县委书记，部队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因会议开得急，路途较远如金萧等地的同志没能及时赶来参加。我在会上宣布中央关于北撤的决定及区党委关于北撤的新部署，要绝对保守秘密。要求大家行动起来，保证安全快速地完成北撤任务。

由于五支队、淞沪支队及海防大队、警卫大队的努力，胶东、苏中根据地的大力支持，更由于浙东沿海人民的全力帮助，到9月底，在古窑浦至临山的沿海各渡口已集结了300多条大小船只。为了防止国民党乘我军北撤之机进行偷袭，浙东区党委和纵队部决定分路北撤，并约定以江苏青浦为中途集结点，然后过长江去苏北。

9月28日，进至余姚的国民党九十八军一部配合“浙保”及伪军突然袭击驻周巷的浙东游击纵队五支队，经全面反击，于敌以重大杀伤，敌一团长被击毙，俘敌200多人，撤获轻重机枪20多挺，长短枪200余枝。

周巷战斗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敌人企图在杭州湾南岸消灭我部分主力的阴谋，而且保卫了三北地区北撤的安全，为整个部队的北撤赢得了时间。

北撤主要分三路。9月27日，我与顾德欢等率领党政机关人员、军政干校、警卫大队、三北特务营等共3000余人撤离上虞城，向三北渡口开进，30日，集结在古窑浦准备北撤。此时，古窑浦海边已站满了人，有我们的战士、干部、地方工作人员、船工和当地群众他们三三两两地围在那里说着，笑着，显然他们还不知道我军北撤的消息。当我登船宣读军部关于浙东新四军北撤的命令时，我发现自己的声音沙哑了，我听到从群众中传来的呜呜哭声。当我们要登船时，人群喧哗起来，群众纷纷扑向我们的战士，握着战士的手，互相诉说着。“祝你们一路平安”，“你们一定要回来”，“不要忘了四明山”，“不要忘了三北”。战士们也齐声回答:“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仿佛也受到了这种气氛的感染，眼睛湿润了，模糊了……。

船慢慢地离开了海岸。走远了，连声音也听不见了，我才回到舱里。但一会儿，我又回到船尾、举起望远镜，发现古窑浦海岸的人群还没有散去，还在挥着手。

我们这一路一帆风顺。第二天便安全在奉贤旧城登陆，同前来接应的淞沪支队会合，然后继续北上，渡过黄浦江，绕过虹桥机场，按预定地点到达青浦，等待后续各路部队。

何克希司令员率领的一路，先由纵队副司令张俊升和朱人慢带领二旅于10月1日在余姚临山大墩丘上船，次日拂晓在海宁的黄湾登陆。3日，二旅政委王仲良率余上大队也从黄湾登陆，与先行的二旅主力会合。当天下午因得知国民党军队向黄湾逼进，王仲良、张俊升、来人俊等研究决定向东转到海盐的橄浦，并发电让后来的何克希率领的五支队到橄浦登陆。10月4日上午，二旅转移到橄浦，但立即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激战到傍晚，最后才决定突围北上，后经奉贤乘船直到苏中，但此时已无法通知何克希转移登陆地点。

10月5日拂晓，何克希率部在橄浦登陆，橄浦镇是浙北要地，有5000多人居住，城四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筑有两人多高的坚固城墙。由于张俊升部的撤离，何克希部一登陆就遭到国民党九十八军的四十师、一O八师等7个团优势兵力的进攻。何克希司令员沉着指挥，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五支队迅速占领橄浦。但橄浦三面的大小山头都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背后又是大海，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何克希与支队领导研究决定，上午坚守橄浦，然后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乘天黑突围北上。经过一天的拉锯战，我军乘天黑突出重围，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在我军北撤途中重演“皖南事变”的阴谋。这是浙东游击纵队北撤途中一次关键性的战斗，不仅予敌以重大杀伤，而且由于牵制了敌人的重兵，从而有力保障了纵队顺利北撤。然面，历时16个小时的血战，我军付出了伤亡223人的惨重代价。

第三路是张翼翔、张文碧、刘亨云、杨思一等率领的三支队、四支队和金萧支队。10月1日，张翼翔率领四支队在庵东相公殿一带渡海北上，途中因遭台风袭击，支队长程业乘和政委林达等被风刮回相公殿。金萧支队由于路途遥远，日夜兼程，10月6日在临山登船，第二天在浦东靠近奉贤的海岸登陆，与先期到达的张翼翔等会合。10月12日，被台风刮回相公殿的程业棠、林达率领的四支队一部，会合了张任伟的嵘新奉大队从相公殿渡海经奉贤北上。10月7日被台风刮回的三北独立营和慈溪、镇海两县机关工作人员于11日起陆续到达浦东。最后到达的是搞后勤交通船只的吕炳奎、张大鹏率领的海防大队。

浙东游击纵队到达浦东后，战斗在黄浦江两岸的淞沪支队为纵队的北撤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控制了浦东沿海地区和黄浦江的一些渡口，还准备了充足的船只，保证部队渡黄浦江的需要。在生活上，他们为纵队提供了一切服务。纵队在青浦期间，上海地下党刘长胜同志带领上海的工人、学生、及各级代表携带大批慰问品前来慰问。许多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也跑到青浦参观这支来自杭州湾南岸的抗日部队。

宁属特委书记王文样同志因病不能随部队北撤，我们把他送往上海党组织住院治疗。但终因病情过重，不幸病逝。另有一些因病或女同志不便随军行动，安排他(她)们经海上和上海到苏北。

10月13日，我与张文碧、刘亨云率司政机关与三文队、五支队、金萧支队从青浦出发，于20日到达常熟的南丰。21日，伪中央税警团、伪上海保安队两千余人分三路向我进攻，我军进行猛烈反击，毙伤敌数十人，俘敌200余人，缴日式小钢炮2门，重机枪1挺、步枪100多支及大批军用物资。 22日与何克希率领的四支队、五支队、淞沪支队同时分头渡过长江。11月3日浙东游击纵队和浙东区党委、浙东行署等党政干部15000余人，经过近1个月长途跋涉，终于胜利到达苏中根据地的东台。

随后，我与何克希带随从驱车直上淮安、淮阴，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报到。因为我们已与他们失去联系达3天3夜之久，他们已经非常着急。刘少奇、饶漱石、张云逸、粟裕、邓子恢、张鼎垂、谭震林等看见我们安全到达都非常高兴。我向他们汇报了北撤的准备工作，以及克服困难北撤的经过;另外汇报了苏浙军区四纵队策应我部渡杭州湾北上所起的作用，以及漱浦战斗，苏南南丰战斗的经过;还汇报了部队的编制、干部配备等情况。华中局要求我们在涟水进行短期整训，然后兼程北上开赴东北。从此，这支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不朽战功的英雄部队又走上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