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和许多军事家一样，喜欢在实战中培养将领。虽然刘伯承后来担任的职务很多，地位也越来越高，但其手下的将领都习惯称他为“师长”。之所以这样称呼，一是因为刘伯承曾经担任129师师长，二是因为“师长”这个称谓，也是老师和长者的合称，是部属们对他发自肺腑的尊敬。
抗战爆发之后，有的将领不完全认同游击战策略，但刘伯承与主席的想法不谋而合。刘伯承一向习惯少说话、多做事。他为了培养将领们的游击战能力，会事先拟定题目，让将领们去实践。
八路军在七亘村受阻之后，刘伯承亲自来到七亘村观察周围环境，这里是日军从河北进攻山西平定的必经之路。刘伯承决定在此设伏，旅长陈赓则负责具体的作战部署。1937年10月26日，陈赓率领772团获得了七亘村战役的胜利。陈赓本打算见好就收，刘伯承让他再打一仗，继续在七亘村伏击日军。
两天之后，陈赓再次取得了七亘村伏击战的胜利。不久，刘伯承根据手上的情报，让771团长徐深吉在日寇进攻昔阳的必经之路，也就是黄崖底河谷设下伏兵。同年11月2日，徐深吉率军成功伏击日寇。
以上，都是刘伯承在实战中练将的战例，他总是能给部将找到属于他们的战场，发挥出他们身上各自不同的能力。“将帅将帅”，为帅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指挥运用手下的将。
除了实战操作外，刘伯承还会通过战后复盘的方式训练部属。刘伯承很细心，会从战役中挑选出一大堆的问题，比如敌情侦察不够、人员配置不当、指挥协调欠缺等等。部属们从刘伯承挑出的问题中，再对自己的指挥进行反思，这是提升作战能力的有效方式。
实战和复盘的目的，都是在引导部属形成成熟的军事谋略，最终让他们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作战能力。
1948年7月，刘邓大军分兵进攻襄阳。襄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依山傍水，易守而难攻。蒋氏明白襄阳的地位很重要，派特务头子康泽坐镇襄阳。康泽也知道，自古守襄必守山，为了守卫襄阳，他修建了大量的山地防御工事。
刘伯承仔细分析了部属们的能力后，选派6纵司令员王近山当“攻擂手”。早在1943年，刘伯承让王近山率一个团回防延安。旅长陈赓指示王近山，让他尽快抵达延安，不要恋战。结果王近山率军经过韩略村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华北日寇的战地观战团。因为王近山突然出手，日军的全面扫荡计划被打乱。
刘伯承带了王近山8年的时间，此时的王近山已经是集勇猛与智谋于一身的杰出将领了。所以刘伯承放手让王近山攻打襄阳，自己稳坐中军帐。王近山进入襄阳城郊后，没按先攻山、再取襄阳的传统路数，而是直接攻打襄阳城。
当刘伯承得知王近山直接攻打襄阳城时，笑着说道：“襄阳城已经是探囊取物了。”襄阳一战，只打了一个星期，王近山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拿下了蒙古大军花费数年才打下的襄阳城。
除了王近山，刘伯承还将许多将领锻炼成独当一面的指挥员。例如，陈赓向主席“毛遂自荐”，用偏师强渡黄河，成为挺进中原的三把利刃之一。皮定均孤军深入河南，后率部千里突围来到华东，威慑四方。
这些将领回忆起刘伯承，都常常讲起刘伯承的“五行”思想。五行，指的是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一个优秀的统帅必须搞清楚这五点，方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不然就是无头苍蝇，瞎飞乱撞。
1938年3月，刘伯承决定在神头岭伏击日军。他亲自到预设的战场观察地形，结果发现军事地图上原本从岭下绕过的公路，实际上是从岭上通过的。他当场对身边人说道：“如果我们按照地图上的指示，把部队埋伏在岭下。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日寇从岭上通过，我们还在岭下傻傻等待，甚至可能反过来被日寇偷袭。”正是因为刘伯承实地细心勘察，才避免了失误，才有了著名的神头岭大捷。
刘伯承的练将之道和用将之术，将其麾下的众多将领都培养成了智勇双全的复合型指挥人才。有的时候，我们去评价一位战将，不仅要看他自身的战功，也要看他手下有多少优秀的将领。
因为一个人做到优秀固然很难，但要把一群人都带得很优秀，则是难上加难。刘伯承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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