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境界

陶渊明能够辞官归隐，本身就是一种读书人追求的境界，但后世没几个人能达到他的境界。

东晋官场黑暗，陶渊明并非没做过官，而是二十九岁就出任江州祭酒，不久辞官归家。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渊明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奉使入都，五月从都还家，一年以后，母亲去世，陶渊明丁忧三年之后，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但仍然眷恋田园。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陶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

陶渊明要是老老实实做官，可能会不愁吃喝，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成就。但在那个时候，他就能看透官场的黑暗，知道官场的内幕，也就远离了官场，躬耕田园，做一系列的田园诗，成了田园诗的开创者。可以说，陶渊明活得非常纯净，专注于内心的修炼，“但使愿无违”，而不是专注于身外的功名利禄。作为官场人物，想要辞官归隐，是很容易做到的事，但几乎没人那么做，都要想尽办法享受制度的福利，甚至一部分人要削尖了脑袋往官场里钻，一旦获得官职，哪里肯让出半分？

陶渊明不那么看，而是生性喜欢自然，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而精神上的高妙境界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只是，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后，并不会种田，写的诗句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会种田，荒草比豆苗长得都要旺盛，但他并不担心，而是陶醉于田间劳动的悠然自得。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诗句。其实，农耕生活没什么好的地方，大多枯燥乏味，还不会引起别人的关注，但在陶渊明的眼里完全是一种审美的高级境界，是超脱世俗之外的审美，而不是真实的现实生活。

真实的现实生活一点都不美，让抱定了美好理想的陶渊明生活拮据，甚至一度衣食无着。即便有一些官僚前来接济他，乡亲们来接济他，也没能改变现实的穷困潦倒，最终他还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写的自传《五柳先生传》里有对自己生活的描述：“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简陋的居室里空空荡荡，遮挡不住严寒和烈日，粗布短衣上打满了补丁，盛饭的篮子和饮水的水瓢里经常是空的，可是他还是安然自得。可以说，陶渊明修炼的是内心的安宁，而不是外在的富贵。或许，他已经看到了人生的滑稽与虚幻，要超越物质阶段，直接进入精神的高妙境界。即便吃喝成了问题，也不会阻挡他追求自己的理想。

他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境界高妙，被王国维评价为“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也就是说，陶渊明的这一句诗已经达到了思与境偕，人与物合二为一的境界。古代哲学讲究“天人合一”的境界，要人与自然界合二为一，而陶渊明的这句诗已经达到了人与自然界合而为一的境界。不知我是南山，还是南山是我。

那为什么陶渊明非得在东篱下采摘菊花，而不是在西篱、南篱、北篱下采摘菊花呢？还有南山，为什么不是东山、西山、北山？可能当时他真的在东边的篱笆下采摘菊花，在悠然间，见到了南山。抑或许，只是一种诗歌平仄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就用了东篱和南山的意象。一旦用了之后，就很难做出改变。后世的很多诗人都受他的影响，白居易《咏菊》诗写道：“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李清照有词“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连同写《天净沙·秋思》的马致远都号东篱。至于南山，用到的次数也很多。唐·王维的《哭祖六自虚》写道：“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北宋黄庭坚的《次韵答张文潜惠寄》写道：“南山有君子，握兰怀令姿。”欧阳修的《赠杜默》写道：“南山有鸣凤，其音和且清。”南宋辛弃疾的《鹧鸪天·万事纷纷一笑中》写道：“万事纷纷一笑中。渊明把菊对秋风。细看爽气今犹在，惟有南山一似翁。”陆游的《秋思》写道：“早知竟坐儒冠误，射虎南山未必非。”反其意而用之。清朝戴名世的《南山集》引出了“文字狱”，却并不是“南山”惹的祸，也不是陶渊明惹的祸，而是清朝的政治出了问题。

陶渊明做梦也没有想到，后世竟然可以因言获罪。或许，他辞官归隐之后，写田园诗就是为了逃避说话写字不自由的状态吧。陶渊明的思想影响深远，后世的很多人都受到他的影响。唐代的王维、孟浩然把山水诗和田园诗合流，弄成了“山水田园诗派”，有陶渊明的影响。苏轼后半生一贬再贬，要没有陶渊明闲然自适，随遇而安的心态，恐怕早就自尽了。很多诗人、词人、小说家都知道陶渊明的人品和诗文，当然也就传承了他的精神。不过，大多在失意之后才想起了陶渊明，在官场春风得意的时候绝对想不到陶渊明。于是，陶渊明成了读书人的精神象征，他的精神成了读书人心灵的避风港，让读书人在遭遇现实打击的时候，躲在避风港里，默默舔舐伤口，随遇而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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