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谷回忆：舒同亲见敌军长饶漱石认为此军长靠不住下令停止联系

特殊的联络任务

陈子谷.

1946年冬，蒋介石在鲁南遭到我军重大打击后，又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帮助，迅速调遣了60万大军，重点进攻我山东军区，天空中顿时笼罩着乌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时我军在毛主席、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陈毅、粟裕、谭展林等华野首长的指挥下，有充分的信心战胜顽敌。但形势还是很紧张的，许多后方机关已撤到黄河以北，部分非战斗人员也在黑夜乘船渡海到旅顺、大连。

在苏中七战七捷之后，由陈毅和粟裕同志指挥的野战部队已进入山东境内。鲁南战役消灭国民党快速纵队后华东野战军发展到十几个纵队，双方共100余万军队聚集在山东境内。我也由苏北淮阴随军政联络部来到山东。这时，新四军政治部已与山东军区政治部合并，舒同同志任主任，张凯同志任副主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改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仍由刘贯一同志任部长，黄远、王兴纲二同志任副部长(以后陈同生同志也来此任副部长)。

我原是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的科长，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被派到南京与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谈判受降问题回归途中被伪军扣押入狱，经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通过多方援救才得出狱。我刚返回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不久，刘贯一部长对我说，有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已把我推荐给舒同同志，这个任务确实非常艰巨。原来是党中央发来一个绝密电报，要立即派人用一个叫XXX的名义与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联络，听说是董必武同志亲自联系的。但这时除已知四十六军是广西部队外，至于这个军长是哪里人，姓甚名谁，什么经历等都毫无所知。于是只好推测，既然四十六军是广西部队，他的军长不是广西人就是广东人。于是决定在广东或广西人中间物色人选。我是广东人，又刚刚回到军政治部，很快就被选中了。

舒同同志打电话给张云逸副军长，说准备派我去四十六军时，张副军长考虑我刚刚从监狱出来，不宜再去完成这个危险的任务，他说最好还是派其他人去吧。我这时正好在场，就立刻表示，当前形势那么严重，我怎能考虑个人安危呢，我已下定决心了，张副军长看我如此坚决，也表示同意。

临行前，山东省主席黎玉同志特地邀我去吃了一顿饭，算是饯行，也介绍了当前敌我双方的情况.

因为当时国民党60万大军主要布置在我滨海、胶东一带，军政治部就派了一个排把我护送到滨海军分区，由滨海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张彦同志和我研究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

我们都感到最困难的是不知四十六军军长的姓名和他的军部的确切位置，不好决定我应在哪里去接近他。于是张彦同志布置军分区派部队去抓敌人的哨兵。几天后终于弄清四十六军驻胶东平度一线，军部的确切位置在平度县的兰底镇上，军长姓韩，除此之外仍是一无所知。

我和张彦同志商量，由于任务紧迫，不允许我们花很多时间去了解更多的情况，但考虑到在进入敌军防地后，可能要遭到一些盘查，为了万无一失，决定用中央来电中XXX的名字，作为韩军长的朋友给他写一封信，介绍自己的外甥找韩军长谋个差事。估计这样总可混过敌人的多方盘查了。

商议好以后，我又请张彦同志搞了一身便衣(一件长袍)，一双皮鞋，扮成从上海来的商人模样。接着又由军分区派部队把我送到距四十六军军部最近的一个县委机关。在敌我之间的最前线，有一条约五华里宽的无人地带。这里，敌人是白天出来，洗劫一番后傍晚撤去;我们是黑夜出来，侦察敌人的动态，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天亮撤走。我们的武工队就是执行这种任务的，每个武工队又分几个游击小组，组员中很多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

这个县的武工队长由县委副书记兼任，他姓膝，四十多岁，瘦高个子，对敌斗争很坚决。吃过晚饭，他就派了一个游击队员带路，把我送到无人地带的一个游击小组去。

这个游击小组经常活动的房屋离公路很近，三里以外就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前哨据点。深夜。天色昏黑，无人地带死一般寂静。

游击小组的同志让我躲在坑上，以便在天蒙蒙亮时送我上公路。可是我怎能入睡呢?我要考虑天亮以后怎样上路，怎样去迎接那一场无法预料的战斗。天似亮非亮时，进来一位年约五十来岁的农民同志—实际也是游击小组的人。他背着一个粪筐，肩上搭着一个粪铲，二话不说就领我上路。

地里的庄稼已全部收割干净，除一片朦胧有雾气外什么也看不见。这位农民同志路很熟，他在地里东转西转。我艰难地跟在他的后面。在天将亮时，我们已走近一处公路。我发现前面是一条三米宽的小河。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时，这位农民同志一声不吭地把全身衣服脱净，把我背了起来，很快就淌过了河。接着，他把我放在公路上，仍是一声不吭地又回到河的那边，迅速地穿上衣服走了。难道他在这么冷的冬天下河不冷吗?当然，他不是没有感到冷，只因为有一颗炽热的红心。我不能多想，也不能再依依不舍地望着他的背影，一转身，也迅速地朝四十六军军部的方向走去。

兰底距此约三十六里，要走三个小时。刚走出不远，就遇到敌人的三个侦察便衣。他们手里端着枪，气势汹汹地间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是从青岛来的。他们看我带着眼镜，穿着长袍，像个城里人，就不多盘问，把我放了。再往前走，我又遇着他们的哨兵，其中有一个政工人员模样的人过来盘问。我拿出预先写好的信给他看，说是要找他们的军长，他看不出什么疑点，就放行了。

又走了一程，眼前已是四十六军军部所在地—兰底。我的心情开始紧张，究竟韩军长承认不承认这个关系呢?这就得看最后的一招了，坐牢，牺牲，我都早有准备。

兰底是一个镇，街只有一条，长100多米，有一二十家商店，但都关着门，店里的人全被赶走了。街的两头都放了哨兵，四十六军的司令部就设在街上。我走到街头，正走近哨兵时，忽然看到一个军官从街里走过来，我立刻拿着信向他走去我说我是来找军长的，这里有给军长的信，请他替我递交。他盯着我，好一会儿，看到信封上写的是“韩军长亲启”，就说:“好吧，你就在这里等着吧“。这样，他拿了信，又回到街里去。

工夫不大，那个军官又走回来，对我说:“军长叫你进去”。我完全放心了，这已说明军长是承认这个关系的。

韩练成中等身材，截眼镜，住在街的中段一家商店里。这家店房很大很深，约有三进，他住在中间一进的几间小屋子里。房间外面是一个堂屋，既是饭厅，又是客厅。他住的房间中只有一个单人床和一个小桌子。因为怕人生疑，他和我谈话时不关房门。他说的完全是普通话，既不是广东人，也不是广西人，象是西北一带的人。

见面第一句话他就问我有没有陈毅的介绍信。我说没有，他沉默了。他在犹豫，但也相信这绝不会是假的。我告诉他，我不可能带陈毅的介绍信来，一来他在前方，二来我是第一次来，一切情况都不清楚，万一被敌人搜出，他也会受牵连，他渐渐地相信了。

他又对我说:“你们现在是处在劣势的地位，形势对你们很不利，而且我也有我的困难”他拿出一张白纸来，在纸上画了两道杠杠，说，现在我们是两支部队齐头并进，每天只走20里。除我的这一路外，不远处还有另一路部队，互相监视。另外，他又说:“我这个军下属的两个旅长，一个是白崇禧的外甥，一个是李宗仁的外甥，都是我指挥不动的”还说，“我不像你们，你们是一个组织，可以派这个人或那个人，我就只有我一个人，无人可派。”

这就是他当时困难的处境。

我在那里住了两天，他逐渐和我谈了一些他的经历和心里话。他说他是宁夏固原县人，1925年加入西北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后又参加桂系。他还说，他不愿意打内战。当他知道他的军队将调到山东打共产党时，忧心重重，打算去找周恩来同志。后来听说他的上司李宗仁、白崇禧也有保存桂系的实力的意思。

他说，为了保密，周恩来同志叫他去上海找董必武同志，约好XXX这个秘密代号。董必武同志叫他到山东马上找陈毅同志联系，也答应转告山东军区。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来时听说是董必武同志联系的。

听了这些，我对他深表同情，同时也理解了他的困难。我觉得，根据他的处境和心理状态，一方面要巩固他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有具体措施，以取得必胜的把握。于是我谈了我军的有利条件和敌人内部的矛盾。

我说，共产党是反对打内战的，但蒋介石出动那么大的兵力要消灭我们，我们是被迫反击.因为上下一心，军民一心，结果我们越打越强。鲁南战役国民党送给我们一个快速纵队的全部装备之后，可以说现在是蒋介石想吃掉我们，也怕我们吃掉他。他听了由衷地笑了起来，但还是提出要和我政治部舒主任亲自面谈。

最后，我说我应该马上回去，向舒主任汇报他的意见，并要求他给一个证件，以便下次来时减少麻烦。他考虑很久，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第二天一早，果然他拿出一个“谍报证”来。这是一张很小很小的方纸片，中间盖了一个戳子。他说:“你就拿这个证件去吧，如发生情况，就说是我派出的谍报员”看得出，为了这张小纸片，他是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才下了最大决心的。

于是，我乘上他们去胶县的军用汽车，在我和我们的游击队约好的地方下车，经过无人地带，再经过滨海军分区，回到了山东军区政治部。舒同同志很重视我的汇报，他决定派出更重要的干部去和对方作更加深入的谈判。

过了几天，我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同志又一起上路了。现在韩的情况已基本弄清，他是作为韩的朋友去的。既然是军长的“朋友”，又是从上海来的，就得穿得阔绰些，而且，当时天气寒冷，还得带点衣服、铺盖之类才象个样子，这样也增加了我们行动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在各级党组织和部队同志的帮助下都一一地克服了。我们还是按原来的路线，从山东军区出发，先到滨海军分区，再到接近四十六军驻地的县委机关，然后仍由武工队把我们送上公路。这回有经验了，选择了一处不须过河的地方走上公路，行李由县委指派的一位农民同志帮我们扛着。

因为我身上带着“谍报证”，就方便多了。这回不是早晨上公路，而是在黄昏天刚刚黑下来时走上了公路。我们在公路上刚刚走了半个多钟头，就遇上一个寨堡。胶东乡间寨堡很多，一个村就有一个。因为它的围墙很高，每天晚上就把岗哨放在围墙上。寨堡外面还设置着廘砦、铁丝网等障碍物。当我们接近障碍物时，站在寨堡墙头上的哨兵就远远地叫我们回答口令。我说我是军部谍报员，送军长的朋友到军部去的。他们叫我们停下来，不久寨门打开，从寨堡里出来一个人，开始盘查我们，我拿出“谍报证”来，他看后叫我们等着，自己拿着“谍报证”回去报告。没有多久又出来把我们带进寨堡里面，“谍报证”也还给我了。

这个寨堡里住着一个营部，全是广西人，营部有一个营长、一个副营长和一个指导员。我们进去时，他们三个和另外几个人正围着一堆木柴火烤肉吃，“木柴”全是老乡的桌椅板凳。听我介绍魏文伯是军长朋友，营长等人都很客气，就请我们也坐下来一起吃烤肉。与此同时，他们又叫人给我们安排睡觉的地方，把和我们一起来的“农民”同志带到另一处。

我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盘问这位“农民”同志，万一他说错了什么，就会马脚毕露。幸亏魏文伯同志很能说，他一面吃肉，一面天南海北地和他们聊了起来，那些人听得入神，谁也没有什么怀疑。我悄悄地去看了那位“农民”同志，知道他已睡下，我们也放心了。肉吃完后，我们就去就寝，第二天一早“农民”同志也回去了。

一觉醒来，那营长已拉来两匹小马，一匹给魏文伯同志骑，一匹给我们驮行李。营部距军部30余里，中饭前就到达了目的地。韩练成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和魏文伯也谈了多次，与前次对我说的大致相同。最后。他还是要见舒同同志。魏文伯看他态度坚决，多说也无用，住了两天就告辞回来了.

我们回到山东军区，向舒同同志汇报后，他决定亲自前往，在舒同与韩练成谈判后一个多月，舒同决定派陈同生和我再到四十六军与韩联系如何配合我军举行起义的问题。我们正要出发，饶漱石突然从中央回到山东军区，他知道这些情况后，立刻约陈同生和我去谈话，阻止我们前往。饶说他认为韩练成这个人不可靠，切切不可上他的当。因而，他取消了派我们去谈判的决定。

可能饶漱石也未料到，之后，莱芜战役就打响了。就在我军逐步缩小包围圈，敌人开始总突围的关键时刻，韩练成按照陈毅司令的建议放弃指挥，和杨斯德同志一起脱离了战场。

全国解放后，听说韩练成曾向别的同志表示很想和我见见面，畅叙旧事。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4年他因病去世，我始终朱能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