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早抛弃幻想，解封后也不会有消费反弹

不管是否愿意，在病毒传播速度的加快，以及民众抗拒不配合防疫的双重压力下，严格防疫终于开始走向了逐步开放。

毫无疑问 ，这比之前的规划要提前了些。不管某些专家媒体怎么鼓吹，但事实是由毒性和传染性共同组成的病毒致病力虽然整体大减，但离所谓的大号流感，依然还有一段距离——否则之前国家也不会顶着财政枯竭和民众骂声坚持清零。何况冬天也绝不是启动这种转变的最好季节——甚至可以说是最差时间。只不过因为社会性原因，所以不得不如此而已。

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了。反正防疫接下来的就是压曲线，从整体而言，大范围感染肯定是免不了，别医疗挤兑引发社会失序就ok。

当然，对于清零派而言，这当然不是他们所乐见的，但对开放派来说当然是举双手欢迎。只不过，提前放开真的会如开放派所愿吗？

我觉得未必。甚至有可能截然相反。

其实现下中国的这些开放派，跟所谓的共存派还是有差别的。绝大部分开放派，并不是真的相信共存派和某些专家的所谓病毒无害论——他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染病后不好受，也有可能存在后遗症，也知道有可能导致医疗挤兑。只不过是防疫带来的经济冲击太大，超出了他们的承受底线，才从被迫从清零派转变而来。如果防疫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还能维持在过去两年那种状态，那么这些今日的开放派，大部分其实是不介意，甚至举双手支持清零的。

那么，这部分经济压力倒逼的开放派，究竟是哪些人？答案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就是第三产业，尤其是中低端第三产业从业者。因为过去严格防疫、动态清零的逻辑，说白了就是部分性的牺牲第三产业、以保第二产业有序运转。而在被牺牲的第三产业中，以线下服务业为代表的中低端产业，又承受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这部分产业提供了整个社会近半的就业岗位，但却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而是靠承接财富转移维生，由于身处财富转移链条下游，技术含量低，所以从业者也呈现出整体文化水平低、薪酬待遇和劳动保障低、经济抗风险能力差、流动性高的特点。

也正因为如此，在严格防疫下，他们的承受力是最弱的，也是从清零派倒向开放派最积极的。他们希望通过放开管制，让市场恢复烟火气，促进消费复苏，进而让财富流动渠道重新畅通，这样自己才能有饭吃。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恐怕会比较骨感。

为什么？因为向线下中低端产业这个消费末端转移财富的群体，很可能会因为提前放开，进一步缩紧消费。

大家想一想，坚持严格防疫的是哪些人？

一是工业人群。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制造业，是之前严格防疫的受益者，而之所以要用严格防疫保工业，是因为工业是财富创造的源泉，而工业是非常讲究秩序，讲究纪律性的。一条流水线，如果20%的人染病请假，产能所受的影响绝不仅仅是20%。

随着严格防疫破功，首先工业生产效率肯定或多或少会受影响——这意味着商品价格上升，社会消费力下降，人们会将有限的收入更多的用于日常基础生活开销，减少服务类消费开支——也就是说以前会出去聚餐、看电影做SPA的，现在会更多的倾向于在家吃饭然后窝被窝里刷抖音。此外，工厂和工业园区管理方为了尽可能的降低因大范围染疫造成的生产效能损失，也会更加严格管理，尽量减少工人、管理人员与社会面消费场景的接触——这又会进一步限制消费。

而除了工业制造业，另一部分坚持严格防疫的，就是体制内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企员工。这部分人是整个国家中认知层次最高的一波，是对社会运转逻辑及政策逻辑理解最清楚的一波，是组织性、纪律性最强的一波——最关键的是，他们也是大多数欠发达地区消费力最强的一波。

与平民大众动不动就被核酸利益集团绑架，建方仓是为了骗补贴等低级谣言蛊惑不同；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的先天优势，决定了这部分群体是能够深刻理解国家为什么一边拼着财政枯竭一边还顶着开放派唾骂搞清零的原因——说到底就是病毒其实并没有降低到真的无害的地步。也清楚的知道现在放开只是因为社会倒逼的情非得已，而非医学风险的消除。而且过去三年里，这部分人群因为是受政府直接管理，不仅最守规矩，而且形成了严格防疫的自觉——在逐步开放过程中，各级单位为了自身的正常运转，也会依然对他们做诸多防疫要求，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们依然会保持最高程度的警觉，主动被动的与社会消费尽可能脱离接触。

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不同认知和应对措施，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支持清零的都是有钱的都是怕死的，所以在病毒没有真正无害前，就算国家逐步放开，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会坚持自我防护，尽可能减少社会面消费场景；支持放开的都是没钱的，就算放开了，他们出来复产复工，缺乏足够有钱人出来消费，财富依然传导不到这些中低端服务业，光凭一帮没钱不怕死的人搞有限内循环，线下服务业依然起不来。

这一点，在内地二线以下城市会尤为明显。毕竟一线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发达，年轻人多，而且年轻人大多是外来人口——他们不仅年轻免疫力强，而且父母不在身边，很多也没有孩子，所以更加无所畏惧；民营企业员工的纪律性、组织性以及防疫重视性也不可能跟体制内和国企员工相比，所以还可以出来支撑下服务业消费。

而内地二线以下城市，财富源头主要靠大国企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所以国企员工，和掌握社会资源分配权的体制内人员，才是这些地方主要购买力的来源。而这些人组织纪律性强，对防疫的重视程度高，同时很多都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三代同堂——至少也是在同一个城市，彼此间频繁往来。所以为了保护弱势亲人，他们更是会高度警觉，自我约束。

而内地二线以下城市线下服务业的低层次服务水平，更会加剧这种局面。一线城市发达地区因为整体收入溢价高，所以线下服务业可以强化卫生管理——更规范的清洁操作，更频繁的消毒措施，聘请素质更高的员工等等，来降低消费场景的染疫风险。但内地二线以下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决定了线下服务业的卫生管理水平——很多小馆子平时卫生都是一言难尽，员工也都是本地没文化大爷大妈，更没钱没功夫没精力去给你搞什么日常消杀。

这就会进一步打击当地中产群体的消费信心。

以我自己为例。我所在的内地二线城市，大众服务业就是典型的低端为主，很多小餐馆基本没有环境和卫生可言，服务员很多都是大爷大婶——就是一边给你端面，一边口罩都不戴还嘴里念念叨叨对着碗说话的那种。

当然，这个平时倒也算了——反正大家都是市井出身，也不是那种精致矫情的小布尔乔亚，从小到大都这么习惯了，所以只要方便、味道好、收费合理，也就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可搁在这种被迫提前放松防疫的大环境下。那我是绝对不会去这种地方消费了的——我也不奢望这些人接下来会提高认识，加强防疫管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未来一段时间要么食堂打包，要么自己在家做饭——别说吃路边小店了，就是正经餐馆我都能不去就不去，其他享受型消费——洗脚做SPA什么的也是会大幅减少频率。

而有这种想法的不光是我，我身边的朋友，同事很多都是这种想法——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就算自己不怕病毒，也不想祸及家人。

当然，我这类人，从比例来看在这种城市中只是少数。但问题是，这个群体虽然总数不多，却是本地人群中财富积累较多，社会消费力比较高的那一拨，是财富向本地大众服务业传导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当一旦这部分人不再花钱——尤其是不在线下服务业花钱，那原先以这部分群体为核心构建的当地线下经济循环，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就是我说现在逐步放开也不会有消费反弹的逻辑。

当然，高端消费可能会因此好转一些——毕竟富贵人家是不怕医疗挤兑的，为精英阶层提供消费场景的高端服务业，也有足够的能力构建防疫安全屏障。只要管制放松，这部分群体的消费需求就会恢复。

但中产没有精英阶层的资源，他们的日常线下消费场景常常跟大众鱼龙混杂。而偏偏中产又是防疫认知和需求比较强的一个群体，在意识到逐步放松并非纯基于医学，而是相当程度乃社会压力倒逼后，出于避险诉求，他们必然会减少非必要的线下服务类消费——而接下来工业效能受损后的通货通胀，更是会加剧他们的这种倾向。

在丧失了中产这个重要的财富转移环节后，广大中低端服务业，就只能靠自己的内循环来维持——但本来他们就是一帮没钱才倒逼出来的放开派，一堆嗷嗷待哺的人你消费我我消费你，这又能折腾出几个GDP？折腾出多少营业流水？

这个，可能是这次倒逼政策提前放松的主力军——中低端服务业从业者没有想到的。但没想到不代表不会发生——相反，基于逻辑和推理，它们很可能发生，甚至必然发生。当你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却要硬逼着经济体系带病运行；那一部分其实至关重要的经济运行参与者，就只能基于自我避险诉求，而自发的与经济体系脱钩隔绝。

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政府再也不用为防疫而支付越来越高，甚至高到无法承受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同时中国工业效能受损导致的全球通胀提速，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加剧美国经济的自爆风险，进而加剧美国收割全球计划失败的可能——这可能也是当下阶段中国方面基于全盘考量，选择提前放松防疫的一个不便与人说的重要缘由。

所以，不要对消费反弹有太高期许。至少在明年春夏之前不大可能。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就像中产清零派，无法因为自己的利益，而逼迫政府强行维持高成本严格防疫一样；大众开放派，也不会因为自己倒逼政策松动的成功，而重获自己期待中的市井繁荣——世界各国逐步放开后的数据，其实已经呈现出了这一点，中国不会因此例外。最终，大家还是要继续半死不活的苟着，等着病毒真正衰弱到对人类大体无伤——这个时间点，最快也得是明年春夏；只不过真到那时，纵然疫情影响真的消退，经济危机的最高潮可能也已经到来。如果真是这样，就看中国政府剩下的政策和资源储备，能不能帮大家挺过去吧！

那么，面对这种被迫放开，我们在经济上应该怎么办？尤其是放开后发现经济也没有变好，甚至更糟糕的线下服务业者，如何度过这个经济寒冬？关注微信公众号：老云的空间，持续收看全部老云系列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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