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纵览：西藏是如何加入中华大家庭的？

在元朝以前，西藏尽管和中原王朝有着亲疏不同的关系，但中原王朝一直没有将其纳入到直接管辖之下。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

实现对西藏地区进行有效管理的第一个封建王朝，正是元朝。而第一个开创与西藏的直接关系的人，是窝阔台汗幼子阔端。

一

阔端是窝阔台幼子（第三子），他并未参加“长子西征”，一直驻守在西夏辖区（甘肃、青海的部分藏区）。他“开府西凉，承制得以专封拜”，以地区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承担起了经营藏区、开创蒙藏关系等重大任务。

阔端塑像

1239年，阔端派部下多达那波率军取道青海，直入藏北（拉萨一带），烧毁了热振寺（1056年建）和杰拉康寺（1012年建），500余名僧俗人众被杀。不过从这以后，蒙古军队并未再开杀戒，在短暂地驻守一阵后便撤军北还。

热振寺（左）和杰拉康寺（右）

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多达那波进军西藏，无意武力攻占之，而是寻找一位有学问的高僧去蒙古“传布佛教”。

实际上，西夏故地以及甘、青广大藏区人民都笃信佛教。要想很好地经营藏区，“以佛治地”远比武力征服更有效。再加上西藏地域广阔，自然环境恶劣，蒙古军队数量有限，难于适应当地严寒多变的雪域气候，很难在当地长期驻守。

面对如狼似虎的蒙古铁骑，寺院武装根本不是对手

蒙古军队捣毁寺院、杀害僧众的行为，极有可能是对小部分寺院武装反抗的报复。藏区僧俗势力派系众多，意见也肯定不尽统一，即便大多数忌惮帝国军威，也肯定有部分僧众持敌视态度。

这些被破坏的寺院，都是西藏佛教噶当派的寺院。后来，“只有噶当派没有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布施”，而西藏萨迦派和噶举派的一些支系，都有蒙古统治阶级“做它们的靠山”。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筛选”后，阔端最终选定了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波（即萨班）。

原因主要有两点：

• 萨迦派在藏区影响力巨大，萨班本人“学贯五明”，在藏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萨迦派并无“活佛转世”的传统，其领袖地位是与生俱来的，继承人都是法定不变的萨迦本族人。

萨班铜像

一言概之，在萨迦派，宗教和经济权力始终高度集中于一系，有着很强的世代延续性。邀请萨班做藏区“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佛教领袖，能长期有效确保西藏“属于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

1244年，阔端委派多达那波和杰门再次入藏。不过，这次他们没有带上军队，而是带上了请柬（召请信）和礼物“邀请”萨班。

萨班尽管已年过六旬（63岁），但仍然不顾年老体弱，毅然决定携侄子八思巴（10岁）和恰那多吉（6岁）一同迅即前往阔端的驻地——凉州。

萨班赴凉州路线图

经过两年的艰苦跋涉，萨班一行于1246年8月，抵达凉州。不巧的是，阔端远赴哈拉和林，参加推举贵由即汗位的忽里勒台大会去了。

1247年，阔端返回凉州，与萨班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这便是传说中的“凉州会盟”。

凉州会盟，揭开了中原王朝和西藏关系的新篇章

在萨班到达凉州之前，阔端身边已有数位藏族僧人，但他们佛学造诣比较有限。因此，在举行祈愿法会时，也里可温（基督教士）和萨满教巫师都坐在佛教僧众上首。

萨班到后，其深邃且通俗易懂的讲授，给阔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佛教也变得更加崇敬。他下令，在祈愿法会上，也里可温和萨满教巫师不能再坐上首，改由萨班坐在僧众之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

他还在凉州专为萨班修建一座幻化寺，作为“驻锡之所”。

幻化寺，即今天的白塔寺

相传，阔端身患顽疾，久治不愈，精通医理的萨班“妙手回春”，治好了萨班的顽疾，这让萨班倍受崇敬，两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于是，西藏“归顺帝国”的相关事宜，迅速达成共识。萨班作为西方僧侣的代表，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领袖的公开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这封信写得极为风趣生动且情恳意切，以挽救民族危难为大义，有理有据地陈述利害关系，力劝藏区归顺蒙古，免遭西夏似的民族灭亡之灾。

存有萨班灵骨的土塔

这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开信，是萨班长期努力、精心准备和苦心经营的作品。至此，蒙藏直接的政治联合关系被正式建立，为西藏归顺中央政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

不过，就在蒙藏关系顺利发展之际，蒙古王室内部发生巨变。1248年，贵由驾崩，围绕汗位的继承问题，“窝阔台+察合台”系与“拔都+拖雷”系产生了纷争。

拓展阅读：「蒙古大乱斗」拔都与贵由之争：蒙古帝国分裂的催化剂

1251年，拖雷长子蒙哥继位，汗位从“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手中。窝阔台系（以及察合台系） 的部下臣僚，受到了蒙哥报复性的打击。拉施特的《史集》称：“被诛者共七十七人。”

蒙哥同志，下手那是相当的狠

值得庆幸的是，阔端一直与蒙哥关系较好，并未受到太大冲击。不过，尽管属地得予保留，但权力被大大削弱，譬如管理吐蕃的权力被蒙哥夺走。因此，萨迦派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动摇。更伤脑筋的是，阔端和萨班于1251年相继去世，蒙藏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此时，萨班的侄子八思巴挺身而出。在维护藏区稳定与人民安全的前提下，积极配合蒙古皇室（从蒙哥到忽必烈）经营吐蕃，最终取得了忽必烈的信任，成为了元朝的“帝师”。不过，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四

蒙哥继位后，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壬子年（1252年）进行了大规模括户（检查户口）。除了“籍汉地于民户”、“料民丁于中原”（到次年正月甚至“遣必赤别儿哥括斡罗思户口”）之外，还派人入藏括户征税。

这足以说明，在蒙哥的施政计划中，欲将吐蕃完全纳入蒙古势力范围之内。

• 以武力，征讨吐蕃未降之部，派人入藏括户征税；
• 与各教派直接接触，加强联系，确定归属关系，

蒙古骑兵，让世界都为之颤抖

当蒙哥在吐蕃括户的过程中，八思巴给予了积极的配合。

• 1252年2月3日，在写给涅塘巴·扎巴僧格的信中强调，“命萨迦派管理所有执事和僧众”；
• 两天后，他在“凉州王宫之佛殿”写的另一封信中，再度重申了“所有僧人之事俱由萨迦派掌领”。

经过八思巴的一系列努力，蒙古承认了萨迦派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

蒙哥对吐蕃的经营，要比阔端更进一步：

• 阔端是由萨迦派代理上报户口清册；
• 蒙哥直接派遣官员赴吐蕃清查户口和划分地界，并令萨迦代表协同前往，便于其熟悉当地情况，开展工作。

在帝国的市集上，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人

这次括户，帝国基本摸清了西藏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大致情况，并将藏区纳入正式的管辖之下，促使“西藏真正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

不过，蒙古的分封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派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帝国要想加强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和宗教诸方面的联系，必须建立全藏统一、完整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制度。

这个责任，最终落在了忽必烈与八思巴二人的肩上。

五

经过长期的交往，八思巴的人品、学识和忠诚，赢得了忽必烈的完全信任。八思巴在讲论佛法和历史时，会乘机利用古代吐蕃、西夏诸地君王崇信藏传佛教的传统来引导、启发忽必烈。

察必王后（忽必烈尚未称帝）率先请求八思巴，传授萨迦派密法灌顶。于是，八思巴与察必成为师徒关系。从史书的记录看，这是萨迦派密宗喜金刚灌顶正式在蒙古王室传布的开始。

察必皇后

有趣的是，当忽必烈正式提出灌顶之时，八思巴并未同意。他借此良机，向忽必烈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政治意义的条件，而察必出色地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

在一系列的“斗智斗勇”之后，阴水牛年（1253年）年末，八思巴“才”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吉祥喜金刚灌顶。年仅19岁的八思巴，已经成了忽必烈（38岁）宗教上的老师。

八思巴要求受灌顶之后的忽必烈，要以弟子的身份礼遇尊奉上师。“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这让忽必烈大为不满。此时，察必出来打圆场：“人少的时候，上师可以坐上座。但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汗王坐上座。”

客观地说，八思巴一系列的“神之操作”，奠定了后续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基础。

八思巴与忽必烈

灌顶之后，忽必烈为八思巴颁赐了《藏文诏书》，承认了八思巴是自己宗教上的老师。这就意味着，以八思巴为首的萨迦派，得到了忽必烈的“保护”。

1260年3月，忽必烈即大汗位，是为元世祖，建号“中统”，意即“中原正统”。年末，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令其“统领天下释（佛）教”。《元史·世祖本纪》上也有记载，只是将“国师”误载为“帝师”：“（中统元年十二月）， ……帝至自和林，驻骅燕京近郊，始制祭享太庙祭器、法服。以梵僧八合思八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

忽必烈继位

年仅26岁的八思巴受封国师，既是偶然，更是必然。

首先，蒙古帝国（元朝）需要有一位“宗教领袖”，作为帝国的“精神支柱”。更何况，“国师”不仅是藏传佛教的领袖，还是西藏地区政治代表。封授国师的目的是，“因其俗而柔其人”，也就是“以蕃治蕃”，保证有效地统治西藏地区。

其次，忽必烈在选择西藏佛教领袖时，并不是一上来就选中了八思巴。他曾在蔡巴派（蒙哥汗曾将此派分封给他）、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当中寻觅“领导人”。

其中，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是八思巴最大的“竞争对手”。不过，老谋深算的噶玛拔希“站错了队”，投靠了阿里不哥，给了八思巴“出头”的机会。

第三，释道辩论使八思巴大出风头，名声大振。1258年，在忽必烈的主持下，佛教和道教代表，在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举行佛道辩论会。两派各派出十七人，佛教方以少林寺为首组成，八思巴以“观摩者”身份出席。

在辩论中，道教以《史记》为论据驳斥佛教正统，佛教方一时无以应对、此时，八思巴引用道教的论据进行阐述，列举出道教方论据中的自相矛盾之处 。最终，辩论以道教方承认辩论失败、十七名道士削发为僧而告终。

六

身为作为“国师（帝师）”，八思巴的主要职能是：

首先，必须履行圣职，为帝王、后妃、皇室人员传法授戒，传授灌顶，讲经说法，举行法会。譬如每逢新年之际，他还要写颇具佛教色彩的诗体祝辞，向忽必烈全家祝贺新年等等。

其次，挖掘并培养了佛教人才。他们在八思巴处“学成”后，多被忽必烈委以朝廷要职，对元朝及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以八思巴胞弟恰那多吉为例，就颇受忽必烈器重，并于1265年受封白兰王。

在元朝，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面孔

另外，他挖掘出来的人才还有：

• 元朝高僧胆巴（ 1230 —1303年）；
• 著名译师沙罗巴（ 1259—1314 年）；
• 为中尼两国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尼泊尔雕塑家阿尼哥（1244—1306 年）；
• 入仕元朝的维吾尔人阿鲁浑萨理（ ? —1307 年）；
• 敢于直谏不惧的青海人刘容；
• 在忽必烈朝毁誉参半的藏族宰相桑哥

当然，作为西藏“政教合一”的代言人，八思巴直接参与了中央王朝对西藏地区施政方针的制订，为国家的统一，立下了非常大的贡献。

1）建立吐蕃驿站

建立驿站的目的，就是有效联结中原内地与西藏的交通路线，保障政令通达的时效性，巩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现全面并有效的统治。

负责建立吐蕃驿站的“答失蛮（入藏使臣）”入蕃，沿途都是凭借“上师的法旨” 和“皇帝的札撒（诏书）”在藏区发号施令。

这说明，元朝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藏族人民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作出了倚重萨迦教派首领协助朝廷统治人民的决策。”

元朝的贸易，也是非常发达的

2）获珍珠诏书， 领总制院事

1264年，忽必烈决定派八思巴与其胞弟白兰王恰那多吉返回西藏，去完成建立西藏行政体制的任务。临行前，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酷似授权令的诏书，即《萨迦世系史》等藏文史籍里的《珍珠诏书》。

《珍珠诏书》将八思巴置于所有教派和地方领主之上的“总领导”地位，并要求西藏僧俗人众，通通遵从八思巴的管理。可以说，这是与尚方宝剑无异的“皇帝授权书”。从此以后，元朝历代皇帝即位后，都要赐给帝师《珍珠诏书》

“总制院”升级为“宣政院”，地位进一步扩大

后来，元朝设置总制院，其“一把手”正是“国师”八思巴，命他掌管天下释（佛）教和西藏事务。此时的八思巴，既是宗教领袖，又是国家公务员，“政教合一”的身份被正式确立。

3）建立西藏行政区划

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返回西藏后，通过联合各地教派和世俗势力的办法，首先划分“十三万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西藏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萨迦政权，八思巴本人任“萨迦法王”。

为了便于具体施政，萨迦政权还设有本钦、朗钦等重要职官，并设置了由13种侍从官组成的“拉章”。

于是，八思巴既是元朝国师（后为帝师）和总制院使，又是萨迦政权的最高领袖。

忽必烈与八思巴

当然，这套既适应西藏社会实际特点，又最大限度与中原行政制度相一致的行政规划，始终是处于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下的。

八思巴去世后，元朝又增设了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加强对藏区的管理，但是八思巴所建政制的核心部分并未改变。

4）创制“八思巴字”

1267年，八思巴应诏返京。他返京后的头等大事，并非宣讲佛法和传授灌顶，而是进献他奉诏创制的一种新型蒙古文字，即“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圣旨金牌

作为通用于多种语言的统一的书面形式，八思巴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元朝“大一统”中的“缺陷”，维护了元朝的国威。

也正因为创制了八思巴文，八思巴被升级为“帝师”，其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

• 元朝朝仪形成定制之后，正衙朝会，百官班列，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
• 新帝师嗣位，除封赐诰玉印外，还要宣谕天下；
• 新君即位，也要重新布告天下，降诏禀护帝师，诏书必须“以粉书诏文于青缯，而绣于白绒，网于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蝴，遣使赍至彼国，张于帝师所居处。”
• 帝师从藏前来，要倾朝迎接；帝师圆寂，遗骨要派专使护送回藏。

不过，尽管皇帝圣旨和帝师法旨在藏区并行无阻，但法旨必须以“皇帝圣旨”开头，表明其地位和权力，都是皇帝赋予的。

视察大运河工程的忽必烈

5）支持元朝中央统一全国

元朝在攻打南宋之际，八思巴令弟子胆巴作法事“以助国威”。《佛祖历代通载》载：

• 帝（忽必烈）命伯颜丞相攻取江南，不克。遂问胆巴师父云：护法神云何不出气功? 奏云：人不使不去，佛不请不说。帝遂求请，不日而宋降。
• 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祷真武。降笔云：有大黑神，领兵西北方来，吾亦当避。于是列城望风匕矢欠附，兵不血刃。至于破常州，多见黑神出入其家，民罔知故，实乃摩诃葛剌神也。此云大黑，盖师祖父七世事神甚谨， 随祷而应，此助国之验也。

攻打襄阳的“回回炮”

胆巴“修法助元军”的一系列行为，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祈佛保佑和支持元军消灭南宋。

1275 年7月，八思巴获悉元军渡江南下的消息后，兴奋地为忽必烈写下了《贺平江南表》，充分表达了作为“告天人”的八思巴对元朝“一统天下”的真情祝贺。

值得注意的是，受限于历史局限性，元朝对西藏的治理，主要是基于宗教和贵族的角度进行的，对于藏族普通民众的福祉，关注比较有限。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西藏的农奴制，改变社会结构，并开展各项建设，使其获得新生。

可以说，西藏的发展，是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应该珍视、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