荟萃400位名家手札 收藏家珍藏结晶 —《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序

作者: 王鹏 编

责任编辑：时祥选 张玥 张畅

出版社: 辽宁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6

荟萃400位名家手札 收藏家珍藏结晶

——《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序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

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

陈子善

早就听说王鹏兄在编选其珍藏尺牍集，而今终于大功告成了。《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付梓前，王鹏兄嘱我写几句话，自然是深感荣幸。

认识王鹏兄是在深圳尚书吧。那年秋到深圳参加“读书月十大好书”评选，会后到大名鼎鼎的尚书吧看书品茶。主人文白兄告诉我，王鹏兄等下会来。我对深圳美术界和收藏界一向陌生，不知他是何方神圣，待到见面一聊，方知他是书画鉴赏大师杨仁恺先生高足，来深后，曾任职于何香凝美术馆，从事展览策划及书画研究工作；喜文史，富收藏，古典情怀甚浓，令人刮目相看。去年又有机会拜访他的“寄梅堂”，观赏他丰富而又珍贵的收藏，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这部《尺牍》就是王鹏兄专题收藏的一个结晶。全书收入自吴云（1811—1883）起，至江兆申（1925—1996）止，前后近200年间，中国知识界翘楚386位的421通尺牍，写信人涵盖政坛、文坛、学界、艺术界等众多界别，完全可以用琳琅满目、蔚为大观八个字来形容。令我惊喜的是，书中所涉及的现代文学和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中，俞平伯、赵景深、沈从文、李一氓、巴金、郑逸梅、臧克家、苏渊雷、柳存仁、饶宗颐等几位我见过面，冰心、钱锺书两位通过信，施蛰存、柯灵、邓云乡等几位更交往请益甚多，而今重睹这些前辈的手泽，怎能不倍感亲切？

尺牍者，书信、信札之古称。古人所谓“寄长怀于尺牍”（杜笃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语）等，又揭示了尺牍的性质。信札历来广受重视，不仅从中国书法史角度视之，历代许多代表性的书法精品是信札；从文学和学术史角度视之，也有许许多多信札具有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文献和研究价值。王鹏兄编选的这部《尺牍》就再次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近200年以来，大到国家风云变幻，小到民众日常生活，更多的是切磋艺文，交流治学心得，以及亲情友情的自然流露，在这400多通信札中，都有或多或少真切的反映。

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史料研究，因此，对此书所收的近代以来作家、学者的信札就格外留意。许多信札本身就是优美的散文或精练的学术札记自不必说，据我初步翻阅，郭沫若致阿英函（《郭沫若全集》失收）、周作人致张次溪和徐耀辰两函、梁实秋致蒋碧薇函、郑振铎致唐弢函（《郑振铎全集》失收）、沈从文致杨纤如函（《沈从文全集》失收）、浦江清致施蛰存两函、施蛰存致黄葆树函（《施蛰存全集》失收）、陈衡哲致陆蔚如函、冰心致黄裳函等，都是我所关心的，都提供了进一步发掘和研究的线索。此外，书中还披露了不少鲜见的名家文稿，如康有为《致教育部书》、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批注》、章太炎《栖霞寺印楞禅师塔铭》、刘半农《〈南朝史精语〉跋》、吴宓《〈丹隐诗存〉跋》、刘大杰悼郁达夫等一组诗稿等，或为作者的全集失收，或为首次与世人见面的手迹，均应特别引起注意。

不妨举两个我的初步考证。一是杨振声致胡适函。杨振声是胡适北大学生，以中篇小说《玉君》在新文学史留名。此函其实是一通投稿信，但写得生动有趣。信中说到胡适邀请但他“不敢加入独立社”，又表示他“对于独立评论的同情又是那般大”，可见此信与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直接相关，他送给胡适的这篇“对于社会问题的文章”也应是向《独立评论》的投稿。《独立评论》1932年5月在北平创刊，此信落款“三日”，开头就说“昨天”本想亲自送稿，又想起胡适“星五晚”说“明天”“最忙”，故未打扰，而“今天”又是胡适“见客的日子”，“车马盈门”，故“仍以不来打搅，送上文章为妥”。那么，“昨天”应是周六，“今天”应为周日。查1932年全年，只有1月3日、4月3日和7月3日是周日，1月时《独立评论》尚未创刊，这样，此信写于1932年4月3日或7月3日皆有可能。再查《独立评论》，杨振声一共只发表了四篇文章，即1932年6月12日第四号的《与志摩最后的一别》，11月13日第二十六号的《也谈谈教育问题》，11月27日第二十八号的《抢亲》，以及12月25日第三十二号的《女子的自立与教育》。这篇他自己也“毫无把握的”文章可能真的没有刊出。

更令我高兴的是，戏剧家、翻译家、《清宫秘史》作者姚克的一通信札，竟使我研究工作中悬而未决的一个疑问迎刃而解。我在三年前写过一篇短文《早期姚克二三事》（收入2019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识小录》），评介姚克的第一本译著《世界之危境》（美国Sherwood Eddy著），这本译著1933年1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良友素以出版新文学作品著称，《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学丛书》等即为代表。姚克这本译著是国际问题观察，何以能在“良友”梓行？这封信给出了圆满的答案。原来当时姚克致信“良友”“执事先生”毛遂自荐。他在信中介绍了《世界之危境》的作者艾迪、此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条分缕析，简明而扼要。

姚克强调此书“态度言论均极纯正，绝无政治色彩。今年此书出版后不胫而走，风行环球，实因此书系实地观察及独立批评之结晶，而未（非）普通空空洞洞之书可比也”。正是这封信，使“良友”对姚克这部译著大感兴趣，立即决定采用。此信落款“十一月，二日”，而《世界之危境》的姚克译序作于“二十一，十，七”，书问世于1933年1月，出版速度很快。据此可以推断，不仅此信是写给“良友”的，写信时间也定格在1932年11月2日。对我而言，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可喜收获。

还应该强调一点，除了具有相当的学术含量，此书也是我所见到的近200年来文人书信书法的一次颇具特色的展示，楷草行隶，几乎一应俱全，不少作者原本就是有名的书法家。毛笔书法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今随着互联网电子邮件的无远弗届，信札并其毛笔书写方式已经式微。这当然是令人深以为憾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因此，此书如此较为集中较具规模地展示，就显得更为难得，更具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我看来，由于《尺牍》收录时间长，范围广，大家名家荟萃，鉴赏价值和学术价值双美并具，出版以后，人文社科诸多专业的学者从中不断获取灵感和新的史料，应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最近20年来，民间收藏空前活跃，人才辈出。有收古籍为主的，有收新文学为主的，有收政治文献为主的，有收书画为主的，有收手稿为主的，有收古玩为主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以我有限的见闻，收藏历代尺牍，海上郑逸梅先生是先行者，也是闻名海内外的大家。我不知王鹏兄是否立志以郑逸老为榜样，但他慧眼独具，另辟蹊径，以收19世纪以来名贤尺牍为主，广为搜集，持之以恒，向收藏界和学术界奉献了这部精彩的《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这部《尺牍》的出版，也再次告诉我们，民间收藏是公家收藏极为重要的补充，对学术研究也是极为有力的推动和促进。由衷祝愿王鹏兄在收藏尺牍的长途上继续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