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釉瓷的坎坷经历

它自汉代延绵至清末，虽然从未站上“C”位，却也不曾缺席一朝一代。

如同蓝天下青山间的一泓碧水，不见风浪，不会干涸。也许，华夏祖先看待绿色的目光，注定了绿釉平淡无奇的命运。但正是这种没有审美加成、没有皇权促进的沿革史，为我们呈现了一段更加真实的民间手工业发展历程，进而映射出封建皇权对瓷业促进与禁锢的一体两面。

前言

绿色是大自然最常见的颜色，象征着生命与和平。此外，绿色还是最容易被看到的颜色，当它经过水晶体时，几乎刚好落在视网膜上，所以令我们眼部舒适。但是，当绿色上升到审美象征的层面时，却并不怎么受人待见。《说文》：

绿，帛青黄色也

其注释写道：

东方闲色为绿。绿色青黄也。

一句话说明了绿色的“闲色”地位。早在上古，孔子出于对“礼”的维护，将红、黄、青、白、黑定为正色，斥责杂色。如：

恶紫之夺朱…白当正白，黑当正黑

孟子也说：

树五色，施五彩，列文章，养目之道也

从此，正五色在华夏文明中有了特殊的地位，这五种釉色的陶瓷也因祭祀之需，备受历代帝王重视。而正色为贵，闲色为贱，在唐代，绿袍是下级官员的朝服。白居易《忆微之》：

分手各抛沧海畔，折腰俱老绿衫中。

绿袍官服

元代，《元典章》规定：

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

元人不懂正色闲色的规矩，但民间避讳青色，以其闲色代替，称“绿头巾”。明代，洪武三年下诏曰：

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

这也许就是如今令人尴尬的“绿帽子”的由来。

在遥远的西方，绿色同样有些声名狼藉，一直是魔鬼和毒药的代名词。直到喜爱绿色的拿破仑横空出世，才第一次在上流社会掀起了绿色的风潮。然而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时的绿色染料必须加入剧毒的砷才能保证发色稳定，这与从拿破仑遗留的头发和指甲中检测出过量砷化物不谋而合。所以酷爱绿色的一代枭雄最终死于绿色，让人无语。

拿破仑去世后30年，梵高出生了。下图是他的名作《夜间咖啡馆》，绿与红的基调似乎充满着不安。梵高说，画中大面积的绿色渲染，就是想表现人类的可怕。

梵高《夜间咖啡馆》

总之，绿色客观的表达着昂扬的生命力，可一旦上升到主观审美层面，其象征意义就立刻变的一言难尽起来。即便如此，绿色还是在人为赋予的负面意象中，开启了一段平淡又艰辛的陶瓷历程。

汉唐绿釉

一、汉代绿釉的一时风光

汉朝从来不是瓷器的时代，昂贵的金属制品和华美的漆器才是上流社会的宠儿。上古辉煌一时的百越古窑，还在经历秦时强行融入中原文明的阵痛，直到东汉末年才缓过神儿来，由原始瓷器蜕变为真正的瓷器。但烧造简单，价格低廉的陶器还是有它的一席之地。汉代的瓦当让后世无数金石学家着迷，汉绿釉则是陪葬明器的主力军，一个在天空，一个在地底，都与人间拉开了距离。

汉代瓦当

汉绿釉以铅为基础，铜为呈色剂。铅釉在高温下的流动性和高折射率，使其呈现出表面光滑平整，釉质清澈透明的玻璃质感，再配以饱满的铜绿，让人们第一次在陶器上见到了纯正的颜色之美。在此之前，顽固的土黄色是原始瓷器挥之不去的梦魇。

汉绿釉铺首罐

铅釉的出现，至今仍是一个谜。早在公元前2600年，世界上第一种人工染料“埃及蓝”就在地中海边生产。而汉绿釉出现在武帝时期，有人因此认为，此时对西域的开拓，让铅釉技术从埃及进入中国。还有人认为，殷商时代的先民已经掌握了铅的冶炼，西汉时也有成熟的铅钡玻璃技术（既琉璃），所以铅釉应是华夏文明自身孕育的成果。

在此我们不做学术讨论，无论其来源如何，汉绿釉都以明丽的色彩和适宜的价格，成为陪葬明器的首选。汉代厚葬成风，人们相信死后可以荣升天堂，所以亭台楼阁、案桌灶台、谷仓家畜、仆人歌姬无所不有，希冀着将今生的繁华带入来世，却在阴差阳错中定格了2000年前的繁华岁月。

下图长沙博物馆藏汉绿釉陶奁，山势延绵，云汽蒸腾，另有飞禽走兽穿梭其间。女子闺房中的梳妆镜匣，竟也出落得如此自由洒脱，展现出大汉王朝奔腾壮阔的阳刚底色。

汉绿釉陶奁

其实，绿色算不上汉代工匠的主动追求。只是因为当时仅有铜与铁两种金属呈色剂，分别对应绿与黄。但去除铁中的杂质非常困难，直到唐末才真正解决，所以黄釉的发色质量往往不尽人意。绿釉就这样坐上了汉代陶瓷的头把交椅。

汉人尚黄，武帝定其为帝王服色，影响了后世整个封建王朝。此外，汉初流行过一阵红色，刘邦还为此编了个“赤帝斩白蛇”的蹩脚故事，绿色从来不是他们的首选。好在绿釉孜孜不倦的表达着昂扬的生命力，让其终于在地下世界找到了用武之地。草木枯荣，如同轮回一世，让人类艳羡着、祈祷着自己也具备这种能力。绿色自然成为了这种期盼的最佳载体，委身于潮湿阴暗的墓穴，守护着主人遥不可及的来世梦境。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陶与瓷的选择

西汉末年，地处浙闽的越窑在动荡中接纳了大量的北方匠人，逐渐恢复了上古时的鼎盛，并于东汉末年完成了原始瓷器到瓷器的过渡。另一边，汉绿釉则受其影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瓷器相比陶器，有着明显的强度优势，釉与胎的结合更加紧密，防渗性能也更好。此外，瓷器甫一登场，就以与生俱来的青色打动了隐逸山林的魏晋高士，明媚的绿釉突然显得那么直白浅薄。更重要的是，兵荒马乱的大分裂时代，让厚葬成为奢望。失去了地下的舞台，绿釉变得无处安放。

1971年，北齐骠骑大将军范粹之墓在河南安阳被发现，出土了数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瓷器，如白釉四系罐，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白瓷；还有相比汉黄釉有了质的飞跃的黄釉胡舞扁瓶。而消失了300年的绿釉，也在这里悄然现身，却是羞羞答答。下图范粹墓出土白釉绿彩长颈瓶，只被工匠刷上了几笔绿色，不敢全器呈现，却也明确宣告了绿色即将回归。

白釉绿彩长颈瓶

三、盛唐之时，花开两处

大唐的盛世，不仅承于笔墨、载于史书，也深刻的印入陶瓷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南青北白”统领江山，夺走了皇室与文人的目光；另一方面，蓝、黄、红、黑也一一粉墨登场，于民间各展身姿。绿色也不例外。

唐代国力强盛，人民生活富足，汉代的厚葬之风跳过魏晋，重新盛行起来。虽然陪葬明器从汉绿釉换成了更加精彩的唐三彩，但绿色依然是当仁不让的主色调。

唐三彩黄绿陶俑

更值得一提的，是集中在北方出土的绿釉实用器，标志着绿色终于从地下来到地上，从幕后走到台前。呼和浩特出土唐代绿釉长颈瓶，带着明显的西域风情。也许正是外来文化的冲击，让唐人抛弃了对绿色的偏见，这也解释了为何绿釉多在帝国北方现身。安史之乱前的唐朝北土，既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世界文化交流汇聚之所。而帝国南方则一直是越窑青瓷的天下，文人士大夫们固执的延承着汉人的审美传统，陶醉于青色茶器中的袅袅茶香。

呼和浩特出土唐代绿釉长颈瓶

总之，绿釉在唐代虽不盛行，也不少见。但走出潮湿阴冷的墓穴，对于绿色而言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人们看待绿色不仅仅只是缥缈的来世梦境，开始用现实的眼光重新审视其审美价值。

宋金绿釉

一、绿定与绿磁州

赵匡胤见惯了五代十国时的兴衰起落，深知“创业”不易，守成更难。于是宋初朴素之风大盛，白瓷当道。宋朝中期，随着经济发展，百姓富足，文人雅士的精致生活成为社会主流，绿色终于找到了展现天赋的最佳舞台。

炎炎夏日中，瓷枕是最清凉的卧榻之器，绿瓷枕则更加让人脑后生风。北宋张耒有诗赞曰：

巩人作瓷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

宋代绿瓷枕

绿瓷枕在北宋的烧造十分广泛，河南巩窑，河北定窑、磁州窑，江西吉州窑…遍布天南海北。其中质量最高者，当属河北的两个窑口。虽然定窑以白瓷闻名，磁州以黑花传世，但他们并未放弃延承于唐代的北方绿釉传统，并大胆的将之前专属地下的绿色施于枕上。宋人自有宋人的哲学，自有宋人的意趣。

此外，磁州窑将白底黑花作品再罩一层透明绿釉，称之为“绿磁州”，工艺繁复，成本高昂，显然是为高端市场设计，美学效果却并不突出，于元代草草收场。

“绿磁州”

靖康之耻，宋室南渡，有绿釉传统的北方窑口落入金人之手。但金朝自身的民族文化发育并不充分，就迅速陷入了强势的汉文化包围圈，除了完颜阿骨打一番“以白立国”的表态外，对其他颜色并无追求，也就放任了绿釉的自生自灭。于是宋绿与金绿一脉相承，几无区别。

二、精彩的辽代绿釉

提起辽国，大多数人可能只会想起金庸笔下的乔峰。其实，辽国文化非常精彩，介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形成独特的渔猎风貌：

随水草，就畋牧，车帐为家

可见，“水草”是契丹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绿釉在辽国的超然地位。而渔猎民族天然重商的特性，令其手工业水平并不输于南边文采昌盛的大宋王朝。

辽瓷最有特色的是皮囊壶、鸡冠壶等仿皮具器型，以坚硬的瓷器表现皮革的柔软，并恰到好处的呈现出皮囊装水后饱满的弧度，让人拍案叫绝。辽人立国后，原来“车帐为家”的生活逐渐远去，瓷器进入生活。但绿色与皮革，仍然伴随着当年的金戈铁马深深烙印在辽人的血脉。

辽代绿釉皮囊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于通辽发现的陈国公主墓，在辽国帝陵均被损毁的背景下，成为现存规格最高的契丹皇族大墓。其中出土一件绿釉大瓶，气势雄伟，素面为饰，与纹样精致、造型繁复的汉族绿釉陪葬品迥然而异。塞外民族的文化就是这样的简洁大气，如同他们的性格，干净利落。

陈国公主墓 绿釉大瓶

总之，大辽几乎是史上最重视绿色的时代。契丹人从白山黑水之间走出，进而席卷大半个中国。即便后世对他们颇多不屑，以至元人所修的《辽史》以错误百出著称，即便皇族帝陵也被损毁殆尽，但他们还是顽强的将绿釉留存世间。一千年前，辽人成就了绿釉；一千年后，绿釉为辽人正名。这就是文物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