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农民、手工业者、士人官员皆参与其中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各阶层都被卷入商业大潮中。值得关注的是，在北宋众多经商阶层中也包括官吏。

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在众多经商领域有着较高的参与度，这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却也影响了百姓乃至国家的利益，特别是扰乱了正常的商业秩序。

中国古代官商合作有着长时期的积淀，虽然出发点是为了促进财政收入，但其副作用则是官吏在这个过程中会在私利与国家利益前取舍。

那么，官吏经商仅仅是个人贪婪好利吗？事实上，北宋初期四民经商、官吏为国家经商以及地方官府机构的经商行为，都不同程度影响着官吏谋私经商行为，故北宋官吏经商确切地说是社会商业大环境发展中的衍生行为。

北宋时期，中国古代传统的士农工商分工渐渐有了变化。他们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形成不同商业领域，进而充实商品经济的完整体系。

如农民会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把剩余产品用来交换，这个时候不仅仅依赖小商品市场，也需要商人贸迁的更大规模的商品市场。

同样，手工业者也是如此。农民、手工业者与商人在相互的配合中共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前景。

当时社会的发展形势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小农经济提供了市场，使得农产品有交换的平台，更促进了农产品生产的效率。

反之，大量农产品的生产也丰富了市场，促进了经济多样性。

在经济繁荣发展的大环境下，官吏们对经商更是趋之若鹜，这既能满足他们金钱的需要，也可以籍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尽管这是在私下进行的活动。

虽然官吏经商是不被政府认可的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但这种行为的背后则是社会各阶层经商行为的推动。

01农民经商行为

尽管中国古代传统农本经济以自给自足为特征，但实际上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之余，也会出售自己的农产品，甚至农业生产转向以生产经济及作物为主。

北宋时期这一趋势非常明显。如茶叶生产，在四川地区，据《宋史·食货志》称：“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 唯宜种茶，……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

南宋王灼《糖霜谱》也谈到甘蔗的种植：

“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冰，而遂宁为冠……凡蔗最困地力，今年为蔗田者，明年改种五谷以息之。”

在徽州山区，“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由于徽州林木经济繁荣，竟成为临近州县获得税收的保证，像休宁的杉木，邻近严州的官吏说：“吾州无利孔，唯歙杉不为州矣。”致使“一木出山或不直百钱，至浙江乃卖两千”。

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种植这些林木的巨大经济利益。园蔬业在宋代也得到发展，宋人甚至有“一亩园，十亩田”的农谚。园蔬都是农民进入商品市场的主要领域。

农业领域的商业行为为官吏经商提供契机。有些官吏经商行为与农产品有一定的关联。如北方的麦就是官吏获利的主要农产品。

“（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丁酉,监察御史张白弃市。白前知蔡州，假贷官钱，居籴粟麦以射利故也。”

在青黄不接之时，粮食相对价格较高，商人往往囤积居奇，赚取暴利，张白用官钱收粟麦射利，正源于此，故农业领域的商业机会是官商涉足的领域。

同时，农业领域具有良好商业发展势头的还有养殖业。农业还是以牛耕为主，但牛肉也是重要商品。

仁宗庆历七年，“降广西钤辖亓赟为邕州本城马步军都指挥使，永不叙用。转运司言赟在连州纵所部卒屠耕牛市之”。

羊的市场可能也会获得一些暴利。如枢密直学士、给事中边肃，“又遣部吏强市民羊”。大中祥符二年，“(李)永锡先为本部节度使市羊，不输算除名”。

官吏经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利益，降低了他们的市场竞争力，侧面增加了成本，官吏经商在民间是被百姓诟病的。

当然市场经济也具有滞后性，好多物（产）品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成为了官吏们竞相贩运的宠儿。

“伏愿申饬将帅，谨固封守，还所俘掠，许通互市，使河朔之民得务农业，不出五载，可积十年之储。”

农业是基础，应大力支持农民积极发展农业，也是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保证。但当时大多官吏则介入农产品经销领域，危害农业生产，如有些地区，“且庶民惶惶，失其农业，而长吏以下各营其私，忧民之心有所未至。”

02手工业者经商行为

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就是丝织业。来自农业的丝织业者较早不如商业领域。如蚕桑业，在前蜀王建统治时，桑栽甚多，“偿税之，必获厚利，由是言出于外，民惧，尽伐其桑柘焉”

可见，蚕桑业中桑载已经进入商品市场，农民以出售桑载为业。在南方，桑树种植也很普遍。

在南方，桑树种植也很普遍，“东南之郡……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为饥渴，急采疾食，如避盗贼，茧薄山立，缲车之声，连牖相闻。”植桑、养蚕和纺织的净收益是很高的。

茶叶中也包括制茶业。在禁网严密的榷茶下，茶农也会与商人直接交易。如北宋时期，“其园户各为畏法惧罪，且欲变货营生，穷迫之间，势不获已，情愿与客旅商量，每斤止收七分实钱，中卖与官，所余三分，留在客人体上，用充买茶之息。”

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会选择与客旅合作，与官吏交易来获得自己利益的保障。“国朝惟川峡、广南茶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余悉榷，犯者有刑。”允许民间私下交易也是侧面反映了当前经济的相对自发性。

03士人经商行为

士人作为四民之首，接触到的商机和阶层也是较为频繁且广阔的，当然对利益的追求也较为执着，“江、淮闲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

盐是禁榷之物，涉及到国家及百姓的福利，却也成为了获利的对象。当然，士人中包括官僚士人，像吕惠卿，史称：“惠卿又以钱七百缗，令姓王人贩纱罗，已纳千余缗，而惠卿责索无厌。”

当然一些读书人未能通过科举入仕，也从事商业，如罗元忠，“既而父兄三人俱荐名书，元亨摧第，元忠老矣无遇。于是弃捐举子笔砚，还山治生，如计然、白圭之为者，滥觞一帆簪，其究千金”

可见，从事商业在当时社会较为普遍。实际上，这一趋势在中晚唐时期已经开始，李翱在《进士策问两道》称：“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

姚合的《庄居野行》中看到：“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北宋夏竦曾称：“国家奄有华夏，车书万里，而经营之制，未逮商旅。”

夏竦反映的应该是北宋各阶层经商的现实，因为其本人也乐于货殖。故从北宋四民经商的大趋势观之，官吏经商是这种经商大背景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