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古代，《论语》是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从西汉开始，儿童念书先读识字课本，然后就开始摇头晃脑背《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可以只通一经，但《论语》谁也躲不过。南宋学者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合成“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举行科举，要求考试题目必须在四书之内，而且必须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答案，从此一直经过明朝，延续到清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完全废除以四书命题的考试办法。
近600年间，四书尤其是《论语》，成为读书做官的敲门砖。与此同时，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在世时，孔子奔走列国不为所容。去世后，他一步步成为至圣先师，被涂抹上很多神圣的光环，真面目越来越模糊，连带《论语》的文本也被过度解读。
今天我们读《论语》，不必如古人一样非得张口闭口“子曰如何如何”了。孔子也有说得不适合今天的话，不必想方设法去美化、去曲护。比如他那句最有争议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有人说，孔子是圣人，怎么会轻视妇女？应该把“女子”解释为“汝子”，意思是“你的子女”。这么读《论语》，太累了。
经史子集，古代目录都把《论语》放在经部，现在看，放在子部更合适。经过这样一番祛魅，《论语》在今天的阅读价值就能真正显现出来了：一者，它是了解、研究中国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教育史的必读书；再者，古人在说话、写文章时，引用《论语》里的话、事十分频繁，不把《论语》读懂，很多古书在理解上就有障碍。比如古书中常见“而立之年”的说法，就是来自《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语行事，以及一些弟子甚至再传弟子的言语行事。记载形式是语录体，很轻松，多是孔子和弟子聊天，聊着聊着，蹦出金句，弟子赶紧记下来，有时候着急找不到竹简，怕忘了，就先写在衣带上，回去再誊写到竹简上。
后来，大家把各自的笔记拿出来，编辑成一本书，就是《论语》。至于是谁把《论语》最终编定，一种比较合理的说法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弟子。因为书中凡是曾参出现，无一处不尊称为“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与同门师兄弟比起来最多，最突出。
相声大师马三立的经典作品《开粥厂》里，马大善人爱吹牛又俗不可耐，说完一段冠冕堂皇的套话后，总要加上一句“曾子曰”想显示自身尊贵，但出言却是什么“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之类的大白话，反差造成的讽刺效果很好，而背后则凸显了曾子在古代圣哲体系中的地位。
怨天尤人、温故知新、既往不咎、不耻下问、文质彬彬、任重道远、后生可畏……虽然为后世贡献了大量成语、警句，但《论语》并不好读，尤其与其他更有系统性、逻辑性的子书比起来。
一来，书中多是零言碎语，三五句一段，一段一段凑成篇，又长又乱。全书1.5万多字，除了《乡党》《微子》少数几篇，大部分没有集中的主题。为什么这几段话放在同一篇？不用挖空心思琢磨，答案是随意为之，没有规律。每一篇的标题都是挑开头两三个字硬加上去了，第一篇标题“学而”甚至都不是一个完整的词汇，很省事，并无意义可言。
二来，很多话今天看来平淡无奇，不怎么精粹，有的还解释不清。这是因为当时记录的时候，大家都清楚背景、语境，你懂我也懂，不用多说，含义自明。可时过境迁这么多年，失掉了背景、语境，当初是不是写错了都不一定，猜也无从猜起。
对此，学者们总结出很多读《论语》的方式，在这里介绍一种拆分读法。《论语》虽然杂乱无章，但是孔子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其中有几个关键字：仁、义、礼、孝、忠、信、宽、恕等。分别把孔子的相关论述，归拢归拢，整理一遍，好比带着书架找书，纲举目张，全书就条分缕析了。这是一种主题摘读的方式，有助于深化对孔子思想的理解。
当然，不这么麻烦，随手翻看，亦无不可，也更符合当初孔子聊天谈话的场景。总之，读起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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