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王气郁积之处：小小武川镇，为何能走出三位开国皇帝？

1958年寻常的一天，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集体草原上（今内蒙古武川县西）放牧的一群牧民，正用黝黑的手点着旱烟，闲极无聊地晒着太阳，眯着小眼默默看着支书带来一群穿着学生装，精神头很足的青年人沿着旧日的黄土古城墙边走边摸，时不时用手指指点点墙上那些每天都在却看不懂的痕迹。

后来，听赶集回来的人说，山冈上倒了半边的黄土墙上刻着的字也念“武川”，自己住的地方竟然出了三代开国皇帝，这不是聊天打屁吹牛皮又多了猛料。

“有些人生来就在罗马，而有些人生来就是牛马”，牛马也不一定就不能去罗马。有时候，真是不禁感叹天地之间是否真有流转不定的王气和宿命，时而分散，时而聚集，这一聚集便会引出一个烽火连天，英雄辈出的时代。

公元六世纪初，原本蒸蒸日上，一片和平安定的北魏突然暴毙之后，中原大地也接连发生变故，反正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乱是常态，又一次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吃鸡”竞赛。而此后历经三代顶尖帝王，无数良将贤臣，整合北方，从而结束500年生死乱世统一中国，最终带领中国历史重回高点的北周、隋、唐三代开国之祖皆出于武川镇。

北魏天兴初（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圭将其东部地区的高门弟子及豪杰两千户迁到北部居住，分居武川等六镇，以镇守边塞，防卫北方的柔然。

北周开国帝王宇文泰四世祖宇文陵，“随例徙居武川”，由鲜卑迁武川，成为武川镇第一次见于史书。

隋文帝杨坚五世祖杨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

李渊三世祖李熙“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安家于武川，熙生天锡，天锡生虎，虎生昞，昞生渊，渊是为唐高祖。

而且，据《旧唐书》记载，三代帝王经常“出武川，过故宅，祭先人”，在唐太宗李世民称帝前，三代帝王都默默把户口挂在武川镇，不曾迁往长安。

以中国人的惯性思维和概率思路，能出三代顶尖帝王的武川重镇，不说是帝都魔都，高低也得是洛阳开封吧。但是，按当时北魏朝廷的官方说是武川重镇，其实就是户不过千，男丁不满两千的小军镇，在北魏老元家眼里就是个臭要饭的，流放社会残渣的地方。

区区一个弹丸之地，何至于走出三代帝王？三百余年王气所聚！我们要理解帝王辈出的时代性，我们首先要聊聊这三家的发展史。

前面我们聊到北周前面的北魏，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不说政通人和，也得是歌舞升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终结南北朝大统一的事业得由老元家来完成了。

但是不出意外，那还能叫意外吗？万丈高楼平地起，大起大落靠自己。北魏皇亲大贵族们在洛阳一通大吃大喝，狂嫖滥赌下，完全忘记了帮助自己吃糠卧雪、守卫边疆的老兄弟们，还不断发配囚犯戍边，完全污名化六镇弟兄，当年世守边陲六镇的宇文家、杨家等勋贵则由“国之肺腑”逐步沦落为镇户、府户，身份低下，由是引起六镇军民的普遍不满。

更要命的是，天气也出意外了，连年冬天大雪，夏天干旱，春天不下雨，秋天不刮风，六镇军民一开始还是觉得都是鲜卑老兄弟，皇上不能不管我吧，向朝廷申请发粮救济。北魏朝廷直接来了个已读不回，六镇军民一合计那不行啊，我手里有刀，车棚有马，不能饿死啊，反了，史称“六镇起义”。

六镇起义，历时8年，波及华北、关中十余省，长期在北魏核心统治区域拉锯，在北魏朝廷、葛荣及尔朱荣等一系列豪杰的拉拢分化下，武川镇出生的宇文、杨、李三家始终秉着“留得青山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或归顺朝廷，或跟着起义军乱跑，但武川镇出身的几家勋贵始终紧紧抱在一起，大有“要做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当一炷香”的意思。

最后，随着北魏和尔朱荣的同归于尽，宇文泰另立天子，割据关中，而杨坚、李渊两表兄弟也乘风而上，成了柱国大将军。更在后来，杨坚把女儿嫁给了宇文家做了皇后，长期以外戚身份把持了北周国政，顺理成章完成了腾笼换鸟。武川镇勋贵们以武力功业为蓝本，以贵族联姻为手段，渐渐形成中古时代威震天下的关陇军事集团，为中国历史注入一道新的武魂。

也许，历史就像一个有趣的连载作家，偏偏就想让魏晋南北朝的纷乱再来最后一个高潮——煌煌天命，最终选择了武川镇的乞丐、囚徒承接了德运，让已经摸到大统一门槛的北魏死在了建立丰功的前夜。

先贤讲历史的进程总是在合适的时候，选择合适的人，由这些英雄人物加快或滞缓历史的进步过程。把孝文帝汉化改革和六镇起义的过程合起来看，一方面是鲜卑人穿汉服，说汉话，写汉字的汉化合流，在升斗小民眼里却是元氏贵戚联合汉人地主穷凶极恶的竭泽而渔，万万千千汉人和少数民族在盘剥下，均只能明面上跟你斯斯文文，背地里找好你家祖坟。

而在草原上，鲜卑宇文、独孤和汉人杨、李的通婚，让血终于流淌在了一起，被流放的汉人和鲜卑人在遥远的流放地合成一个新的族群，带着北风的呼啸和劲力扫尽洛阳的腐朽落叶，充分说明民族大团结，不仅是上层的利益互通，更重要是同村人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另一方面，分蛋糕的时候，也不能忘记了早先做蛋糕的兄弟。在北魏元家还姓拓跋的时候，北魏政权的首都还驻在平阳（今山西大同），离北疆前线还近在咫尺，选派到武川等地流血流汗的都是族中好男儿，在平阳的达官贵人们还时刻记挂着氏族亲情。一搬家到了洛阳，可算是“闯王进了北京城了”，六镇军民就成了历史遗留问题，为人处世忘却旧恩，总是要被反噬的。

最后，每段悲痛的历史，都不会白白流过。自公元188年汉末黄巾之乱起，到隋灭陈的500年间，有群星璀璨的三国，也有得国不正的晋朝，有子弑父、兄杀弟的五胡乱华时代，也有努力弥合民族矛盾的苻坚、北魏孝文帝。

时至今日，我们应进一步正视这段民族融合的历史，北方南下的游牧民族，不是野蛮人，一群生在天地间，逐水草的自由牧人。

两晋之后，中国历史在世家大族的带领下走向了死胡同，田连千里、千丁一户的世家大族们用手上的政权源源不断地把乡间的稻谷吸进长安、洛阳，化成自己屋堡的雕梁画壁。而南下牧人打碎了世家大族统治千秋的幻想，牧人们尚未脱去氏族兄弟情义下的均田制度，又让“一夫百亩”的王道幻想实现，让中原大地上自耕农家庭复活。

目光转向南朝，巧合的是，6世纪前后的南朝诸位开国国君也大体上集中在苏南这一小块区域。晋之亡，则刘裕生于京口，南朝萧氏萧道成、萧衍生于武进之南兰陵，陈霸先生于吴兴，都集中于苏南几县之中，真可谓是“京口酒可饮，兵可用”！

南朝这几位开国皇帝多是中原汉人南下的流民后代，这些流民帅前赴后继，用汉人最后的武力给病恹恹的南朝门阀致命一击。南北合流后，华夏九州不再因一些白面金粉，体弱多病，寄生在万千百姓身上的门阀贵族的吸血而羸弱不堪，一朝抖擞，远迈秦汉！

参考资料：《魏书》《北史》《新唐书》《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