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买一幅画，他卖豪宅散家财，最终捐给故宫

张伯驹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最广、最响亮、最活灵活现的，除了他的婚姻爱情以外，莫过于他的收藏了。

可以这么说，他在收藏界的名声和故事，超过了他的婚姻传奇，也掩盖了他在诗词、戏剧和书画方面的成就。

一提起张伯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大收藏家身份。在文化圈还流行这样一句话：“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

今年是张伯驹逝世40周年，回顾他的收藏经历，有助于了解那些珍贵书画的流传轨迹，以及在战乱年代，爱国之士为保护珍贵的文物所付出的心血。

晚年张伯驹

自号“丛碧”喜收藏

张伯驹文物收藏的生涯始于1927年，他正好30岁。这年夏天，张伯驹徜徉于琉璃厂古玩画铺，收藏了他的第一件文物珍品——康熙皇帝御笔“丛碧山房”横幅。

当时，这幅墨宝挂在墙上已有一段时日，但无人问津。因为对传世的康熙御笔，行家都很熟悉，笔墨沉着厚实，气势开阔，拙而不滞，豪气逼人，充满阳刚之美。而眼前的这幅却是飘逸秀丽，一反以往的风格。

但张伯驹却认定了这是真迹，他认为一个人兴致所至，也许会变更字体，但其中的神韵却不会变，这就需要行家认真辨别。张伯驹细细查看了落款和印章，心中有了十足的把握，就把这个横幅买了下来。

从此，他自号“丛碧”（有人认为是字“丛碧”），自命宅院为“丛碧山房”。这丛碧山房就是张伯驹所住的北京弓弦胡同1号院的一个院落，是其父张镇芳在京城当官时置办的产业，最早是李莲英的旧宅。宅子面积很大，院落四五个，会客厅、走廊若干，果木繁盛、花木葱茏，亭台楼阁，美不胜收。

张伯驹在收藏界起步虽晚，起点却高，底子也厚。同时，历史也为张伯驹提供了机遇。

细数张伯驹收藏的珍贵书画，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早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百余年，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中国山水画传世最早的一幅，在中国绘画史上堪称开篇述祖之作；其他如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唐代李白的《上阳台帖》，均为传世孤品；宋代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赵佶的《雪江归棹图》、蔡襄的《自书诗》、明代唐寅的《王蜀宫妓图》等，都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细数下来，张伯驹的一生共收藏了多少文物呢？

他将自己从1932年到1960年间收藏的书画记录到《丛碧书画录》一书中，这是张伯驹一生所藏精品书画的总目，成书时间在1960年前后。据该书记载，张伯驹1960年以前共收藏有书画117件。其中唐代以前6件，宋代13件，元代11件，明代40件，清代47件。宋元及之前的藏品共30件，约占其所有藏品的四分之一。

但《丛碧书画录》所列作品还不是张伯驹一生所藏有的作品总量。因为他在该书中提到：“宋元团扇，明清便面，皆属册类，对联则多不录。余所收便面、对联是录亦不另列入。”除此以外，张伯驹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的部分书画没有包含在《丛碧书画录》中。

三求《平复帖》终如愿

收藏《平复帖》的经过，成了张伯驹收藏故事的经典和传奇。这件事还得从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流失海外说起。

《照夜白图》（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原为溥儒藏物，溥儒作为皇室一脉，收藏了不少极有价值的古画。“照夜白”是唐玄宗李隆基最喜爱的一匹名马，此图又是唐代画马大家韩干于唐天宝年间所画的最著名的代表作，上有南唐后主李煜题“韩干画照夜白”、乾隆皇帝题跋及很多史上名家的印记。

这幅画最终为上海画商叶叔重所得，张伯驹知道叶氏是做国际文物买卖的商人。当时宋哲元主政北平，张伯驹立即致函宋哲元，要其阻止《照夜白图》被外国人收买。然而，经宋哲元一番察访，给张伯驹的复函是：“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

其实，《照夜白图》是溥儒通过老太监卫福海及其义子开的“宝云阁”画铺，再通过白坚甫的手，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又转卖给英国古董商人的。

有了前车之鉴，张伯驹担心溥儒收藏的另一件国宝，即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再落入外国人之手，便下决心收购这一珍品。

张伯驹最早是在1936年见到《平复帖》的。在那一年，湖北省遭遇洪水灾害，北平书画界组织了一场赈灾义展，在这次展览会上，张伯驹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平复帖》。这可是《平复帖》诞生1700多年来第一次公开展出啊，所以在文化界、书画界引起巨大的轰动。

展览会后，张伯驹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溥儒说，我并不缺钱，谁想要就拿20万来。张伯驹无力付此巨款，只得作罢。

次年，也就是1937年初，张伯驹又托张大千出面交涉，愿以6万元求让，溥儒仍坚售20万元，又未能成。

1937年夏，北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本来是到北平避暑的张伯驹，由于交通受阻，暂时无法回到上海。转眼就到了1938年的1月28日，已是农历丁丑年的腊月二十七，张伯驹由天津回北平过年。在火车上巧遇了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书家傅增湘。也正是这次巧遇，才使张伯驹求购《平复帖》的愿望终于实现。

傅增湘喜爱收藏古书，因为与张伯驹有着共同的爱好，所以二人成了忘年好友。就在这次相遇中，傅增湘告诉了张伯驹一个惊人的消息，溥儒的母亲项夫人刚刚去世，正在筹钱为亡母办丧事，他准备出售《平复帖》。

不料，张伯驹听了以后反倒面露为难之色。他说：“《平复帖》我两次相求，他都不肯割爱，现在正遇母丧，如果重提此事，是否有点……”

“我知道您的意思，怕人说你乘人之危，我看不必顾虑，我去和溥儒说。”傅增湘表示要促成这件事。

回到北平第二天，傅增湘就把《平复帖》抱来了。

“溥儒要价4万，他的意思不用抵押了，还是一次买断较为简便。”傅增湘就这样为张伯驹做主了。

按照傅增湘的意思，张伯驹立即先付2万元，请傅增湘送去，其余2万元分两个月付清。张伯驹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平复帖》，其心情的快乐与感慨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

本来，收藏者的快乐就是出自喜欢和热爱，为藏品尝尽酸甜苦辣而无怨无悔。收藏者最欣慰的就是在玩赏中品味藏品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容，达到与先人的沟通。

说实在的，张伯驹收藏《平复帖》的过程，并不十分复杂，也没有过分的惊险，令人敬佩的则是张伯驹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他收藏《平复帖》的初心和后来毅然捐出《平复帖》的壮举，这才是“三求平复帖”故事广为流传的真正原因。

舍弃豪宅只为购画

张伯驹收购《游春图》的过程，是一个最富吸引力和传奇性的故事。

《游春图》之所以为人们所关注，主要因为《游春图》命运的曲折与巨大的价值以及张伯驹为收藏该图而不惜出卖心爱的房产，几近倾家荡产。

更重要的是，张伯驹在收购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比金子还要可贵的人品，以及慨然把《游春图》转让给故宫博物院的大公无私的民族情怀。

展子虔擅画山水画。《宣和画谱》称：“善画台阁，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有咫尺千里之趣。”《游春图》是展子虔唯一传世的作品，这幅画卷集中代表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开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因此，它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溥仪把当年从故宫盗运出来的大量书画珍宝运到了长春，存放在一栋小白楼内。所谓小白楼，不过是伪满皇宫内一座刷了白灰的普通小楼。《游春图》就是其中一幅。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春伪满皇宫一片混乱，在“小白楼”中剩下的1000多件书画也被偷盗和肆意抢劫。这些流散出去的珍贵书画于1946年初开始在东北市场出现，这就是被文物商们俗称的“东北货”。

在记述张伯驹收购《游春图》过程的文章中，大多说是琉璃厂玉池山房的马霁川最早从东北收购了一批流落在民间的清宫藏品，其中就有《游春图》。而马霁川欲将一些平常之作或者伪迹卖给故宫，把一些真迹和精品售于上海，以取重利，甚至勾结沪商辗转出国。

张伯驹在得知了马霁川将要倒卖《游春图》的消息后，异常着急，唯恐此重要国宝被转手售出外国。于是，他与马霁川相商收购，不料马霁川狮子大开口，索价黄金800两。

那时的张伯驹由于之前的大量购藏，已经没有太多的钱来购买《游春图》。于是，他赶忙找到于思泊，两人一同到故宫博物院找院长马衡谈收购事宜，希望能由故宫博物院出面收购《游春图》。

但是，故宫博物院资金不足，无力收购，最终没能答应张伯驹的请求。没办法，张伯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收购《游春图》，当时因屡收宋元名迹，手头拮据，不得已将所居丛碧山房售出，终以200两黄金将《游春图》收归，如此云云。

最早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的是马霁川的长女马淑一，她认为不应歪曲人物形象，毁人名誉。后来，当年代表文物商直接与张伯驹进行交易的李卓卿先生写下了“书证材料”，交易中间人马宝山先生的儿子马国庆先生也澄清了是非。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6年初，故宫散失书画开始在东北出现，北京琉璃厂墨宝斋的穆蟠忱、玉池山房的马霁川和文珍斋的冯湛如等6人合作从长春购得《游春图》。所以，《游春图》为6家所共有，作为股东之一的马霁川并没有擅自出售的权力。

张伯驹知道了《游春图》的事情后，就力主故宫博物院回收，在故宫博物院表示无力回收后，才决定自己收购，他的初心当然就是“予所收蓄，永存吾土”的民族情怀。张伯驹委托的交易中间人是马宝山，而《游春图》所有者的文物商们，又推出李卓卿为卖方代表，马霁川实际上就没有参与《游春图》的售卖过程。

李卓卿和张伯驹最后谈妥的价格是黄金200两。200两黄金也不是个小数目，张伯驹因资金紧缺，手头拮据，只好忍痛卖掉了“丛碧山房”。这套占地15亩的住宅古朴典雅，价值不菲，却为了一幅画而售出。

成交之日，马宝山请张伯驹和李卓卿同到自己家中，张伯驹带的黄金成色只有足金130两。于是，由马宝山作保，李卓卿亲手将《游春图》卷交与张伯驹，后经几次补交，到不足170两时，时局大变，双方已无暇顾及欠款之事。

那么，马霁川在出售《游春图》的过程中，和张伯驹有无交集呢？张伯驹先生在《隋·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中曾说：“余闻之，亟走询马霁川索价800两黄金。乃与思泊走告马叔平，谓此卷必应收归故宫博物院，但须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出境，始易议价。”

张伯驹为什么会说马霁川索价800两黄金呢？其实并不难理解，马霁川毕竟是6个股东之一，张伯驹虽然托了马宝山，但还是有机会遇上马霁川的。至于马霁川是否索价800两，即使有，也符合商界“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潜规则。正如当年溥儒先生据有《平复帖》，曾两次向张伯驹索价20万一样，最后还不是以4万成交？

至于张伯驹说“须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出境”，这是个预防性措施，并不能说马霁川就有了想把此画出卖给外国人的企图和行为。

后续故事更感人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可谓改朝换代，天翻地覆。很多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当年《游春图》买卖的双方，又哪有心思去关注欠款之事？

到了1956年，新中国正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时候，张伯驹毅然将《平复帖》《张好好诗》卷等多件古代书法精品捐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撰文表示，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1970年，距张伯驹购买《游春图》已过去了25年。世事沧桑，张伯驹也从长春回到了北京，当时他没有工作、没有户口，生活困难。按一般情理来说，张伯驹也早该忘记购买《游春图》尚欠30两黄金的事情了，更何况《游春图》早已归故宫博物院了。可张伯驹心地善良，为人诚实而耿直，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只是没有条件处理此事而已。

一天，张伯驹上街，偶然遇见了马宝山，真是喜出望外。两人叙起话来，都有恍如隔世之感。说话间，张伯驹又问起马宝山：“宝山老弟，我买《游春图》那事，还欠人家30两黄金呢，25年了，你看咋办啊？”

马宝山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扑哧一声，边笑边说：“伯驹老兄啊，你啊你，真是实在啊，但世道变了……这事全完了。”说完，二人都大笑起来。

于是，张伯驹把马宝山请回家中，下起围棋，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则展纸研墨，为感谢马宝山作起画来。中午吃饭时，张伯驹猛然筷子一搁，对马宝山说，我要为你写副嵌名联啊！马宝山一听也来了精神，说：“这个好啊！我正求之不得呢，若干年后，老兄的墨宝也价值千金呢!”说罢，二人又是大笑。

饭后，张伯驹挥笔题了一联：宝盖妨花风不舞；山高对雪两同寒。

时间过得真快，1979年，张伯驹82岁了，马宝山也已68岁。这一年，两人再次相聚。张伯驹又即兴为马宝山题写了嵌名联：宝剑只宜酬烈士；山珍合应供饕夫。书毕，张伯驹郑重落款：中州张伯驹时年八十又二。又钤雅章一枚。

后来，有人见到了张伯驹为马宝山作的这两副嵌名联，曾感叹地说道，伯驹先生善作嵌名联，但为一人先后作两副者，恐怕不多，由此可见两位先生交情不浅啊！

谁也没有料到，张伯驹作了这副联语后仅三年，便溘然去世了。马宝山闻之，不胜悲痛。1992年初，在张伯驹逝世10周年之时，马宝山又想起与伯驹交往之逸事，便写了《张伯驹与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以作纪念。

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到张伯驹先生的诚信是多么的感人，诚信是金，张伯驹先生的人品更比金还贵。

今天，当我们在故宫博物院安静地欣赏着《游春图》等珍贵的中华文物时，也让我们以一片感恩之情真挚地缅怀伟大的收藏家张伯驹，也要感谢文物商人中的爱国者，因为他们为中华文物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贡献。

本文原载于2022年11月8日《北京晚报·五色土》

文 | 张恩岭

编辑 | 张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