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1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京召开，大会由新任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同志主持。
会上，24名同志联名发表建议，希望彻底改组《红旗》杂志编辑部，并对作者进行彻查。
一时间，这篇由党中央与毛主席直接关怀的机关刊物被千夫所指，更有同志指出，《红旗》杂志编辑部就是“在同中央的工作唱反调”。
而在此前，《红旗》杂志已经创刊多年，并作为党内机关报发表了数篇权威文章，毛主席对《红旗》杂志部的工作更是“事事关心”。
那么，《红旗》杂志编辑部为何会被联名抗议，务虚会上又都讲了些什么？
《红旗》杂志
关于指导方针的讨论
《红旗》杂志的创刊并非偶然，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就有了创办一篇党内的理论刊物的想法。
而这一想法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被落实，同年5月，《红旗》杂志正式创刊。
之后，《红旗》杂志的创刊号由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亲自审定，毛主席在期间还时常参与文章稿件的修改、审定工作，对该杂志编辑部的工作格外关心。
早期的《红旗》杂志称得上是合格的党内机关报，对传达党的思想和指导方针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但在一段特殊时期，《红旗》杂志被反动势力所控制，彻底沦为了反动势力的喉舌。
《红旗》杂志
针对那些不利于他们的言论和提议，反动势力都会利用《红旗》杂志大批特批。
甚至就连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反动势力为了压制舆论，都未让《红旗》发表过任何一篇悼词或讣告。
反动势力被粉碎后，《红旗》杂志已不再被控制，但其后的两任总编辑王殊与熊复，都曾受到了某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导致《红旗》的性质存在问题。期间又掀起了关于执行“两个凡是”还是“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
1977年2月，《红旗》联同《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两大权威刊物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的核心论点在于要贯彻落实毛主席所提出的“抓纲治国”理论，但同时又提出了被称为“两个凡是”的方针。
周总理逝世
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所提出的决策与理论，都要无条件地维护与执行。这一方针本身就存在局限性，更是为之后党中央的工作辅设了障碍。
这一方针因为由权威报刊发表，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回响，这也为后续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徒增了相当的难度。
但随着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准确完整地了解毛主席的思想”的理论后，党内有陆续有同志站出来批判“两个凡是”的正确性。
包括徐向前、陈云、叶剑英等同志在内的多名老革命家，都先后发表论述，指出要追求实事求是，不应对“左倾”错误保持迷信。
1978年5月，《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党内报刊《理论动态》上发表，党中央的拨乱反正之路也变得愈加通畅，但一些阻力仍旧存在。
毛主席
《红旗》编辑部的“不介入”态度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两个凡是”方针造成了巨大冲击，更在党内干部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邓小平同志在讨论会上指出，“要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打破精神思想的枷锁，给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他对此文理论的公开支持，更是让党内的诸多老革命家有了信心，许多主流媒体报刊也纷纷对此做出回应。
该文发表的第二天，《光明日报》便将此文公开发表，新华社也开始向全国范围转发。该文发表的第三天，《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也陆续开始转载此文，算是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
邓小平
然而，与《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一同被冠以“两报一刊”的《红旗》杂志，却迟迟未转载该文，亦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热潮中，《红旗》杂志始终保持缄默，对外释放出“要保持不介入立场”的信号。
可如果《红旗》杂志编辑部真的只是保持沉默，那或许也不会迎来众多同志的批评。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展开后不久，《红旗》杂志便迎来了新的总编辑，他就是熊复。
在讨论过程中，支持通过实验来检验真理标准的同志并不在少数，而对于那些持不同意见者，则大多保持沉默，熊复正是其中一员。
《红旗》杂志
但熊复在会上虽然并未发声，在私下却毫不避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指出第一个公开发表文章的《光明日报》存在问题，声称“居然用了好几个版面发表文章”、“所谓的特约评论员并不能代表中央的态度”、显然对《光明日报》的发表行为颇为微词。
这里要指出，《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文章时，使用的是特约评论员的名义，故熊复会针对这一身份提出质疑，但其实也暗含了他对《实验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不满。
之后，熊复又表示“目前应继续坚持先前的理论，而不是搞什么发展或才创新”，还表示某些人抓住真理标准的讨论大做文章，最后一句“这是要干什么”道尽了他的不忿。
熊复
不久后，熊复又向有关干部反映了提出了他的想法，他认为要捍卫原有的“两个凡是”方针，并同各种背离毛主席思想者作斗争。
之后，并未认清形势与自身错误的熊复，继续一意孤行。
当编辑部有同志打算发表追求实事求是相关内容的文章时，熊复出面阻止了他，还表示现在这个时候，《红旗》杂志不应该参与讨论，要“一枝独放”，大有一副“众人皆浊我独清”的派头。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红旗》杂志依旧选择不参与到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去，还从所发表的文章中剔除了相关内容。
如果光是这些，熊复也确实带头做到了不介入讨论，可他在不介入讨论的同时，又继续通过《红旗》杂志发表受错误思想的文章，这显然是在拆自己的台。
《红旗》杂志
后来，接受了《红旗》杂志约稿的谭震林在稿件中加入了关于真正标准讨论的内容，并高度认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思想。
收到稿件的熊复看到文章后便要求谭删除掉这部分内容，但被谭谢绝了。
之后李先念同志看到了这篇文章，并表示《红旗》杂志再不发表这类文章，就太过被动了，可熊复却不以为意，表示“自己都没觉得被动，何来被动一说？”
之后，这篇文章在经邓小平同志批示后，熊复才不情愿地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红旗》杂志
联名建议改组《红旗》编辑部
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由于《红旗》杂志的长期缺席，以及熊复的种种“双标”行为，不少同志对此提出了异议。
而在1978年的12月，新任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同志也因此找了熊复谈话。
谈话中，胡部长循循善诱，指出“这只是部分同志没有跟上形势，有错误没关系，也没必要上升到政治高度，知错能改即可。”
可在次年1月举行的务虚会上，就又有同志指出了《红旗》杂志新发表的文章存在巨大问题。到最后，24名同志联名建议要彻底改组《红旗》杂志编辑部，还要撤了熊复的总编辑。
这时《红旗》杂志的负责人急忙出面说明，称被批评的文章系毛主席著作的编委会一名成员所撰写，与《红旗》杂志编辑部并不相干。
熊复
针对这些同志的提议，胡部长高度重视，并派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虽然最后的调查结果证明了《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清白”，但考虑到务虚会上就有多名同志对熊复这个总编辑心存不满，杂志社内也有多名工作人员联合上书，便做了罢免熊复总编辑职位的批示。
至于毛著编委会，亦接受了彻查，一系列的处理结果也令人信服。
1988年7月，《求是》杂志正式创刊，而在此前《红旗》杂志也宣告停刊。
《红旗》杂志
之后，熊复回忆起1978年的错误，陷入到了深深的懊悔中。
他表示自己既“长期脱离实际”，又无“对形势变化的敏感性”。
他强调自己的思想存在落后，但坚持所谓的“不介入”并暗中搞小动作，这些对《红旗》杂志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
但值得庆幸的是，《求是》将代替《红旗》继续发光发热。
《求是》杂志
点评
《红旗》之名其实本无问题，但像熊复这样拒绝接受新思潮和正确思想指导的负责人，却导致《红旗》这篇深入人心的报刊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参考文献
[1]苗作斌,王帆,郭芳.《红旗》杂志创办始末.[J].视听.2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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