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谢侯之和他遥远的椿树峁

谢侯之71岁了。在德国柏林，他过上一种闲适的退休生活，“饿了就吃，困了就睡”。远隔重洋的电话采访，一口浓郁的京片子从对面流淌出来。他是北京“老三届”学生，却管太太叫“婆姨”，流利的关中话随口就来：“你做啥的嘛，你哈怂啊。”2022年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椿树峁》里，他信笔调取陕北方言，“掏地那阵儿啥，满没个吃上咧”“再的甚也没有”。

这源于一段集体记忆的烙印，一段远难用“闲适”形容的岁月。1970年代，在陕北一个闭塞的村子，谢侯之插了四年队。

物理学家史砚华和谢侯之当时在一处插队，远离京城，生活变成围绕打坝、修梯田的战场。史砚华那时在大队的“机房”负责伺候一台四面漏风的八马力柴油机磨面，而谢侯之“最常做的事情是在基建队受苦”。秋收，和老乡一起把上百斤庄稼从山上背到山顶场上，从天亮背到天黑。晚上，知青们待在一个屋子里读书、做题。没电，几人挤在一盏煤油灯前，灯熏得人早上起来“两大黑鼻孔”。

那些渺远的插队经历，原本仅在知青们相聚时触发谈兴。时间的蚀刻下，记忆也偶尔打架——谢侯之“澄清”，史砚华怕是记错了细节，那时知青每人会点两盏煤油灯。史砚华提起“请教习题”的故事，谢侯之坚称他的记忆出了差错，两人在电话里争了起来。

1991年12月的椿树峁，大体保留着知青插队时的地貌。（王克明/图）

2000年起，谢侯之把过往纳入笔下。在博客上，他写延安的雨，一簇簇名为“地软儿”的菌类从潮湿的土里钻出来；写有夏月的晚上，一个人走夜路，“哼呼”鸟（后来才知猫头鹰）的叫声让他恐惧了一路。

“陕北，你改变对人生的观感。”拉拉杂杂又漫长，二十余年断断续续的写作，谢侯之形容，就像在爬一座实体的椿树峁。“不要往上看，不要有希冀，不要有企图，闷着头爬，爬，爬，回头一看，人啊，树啊，猫啊，狗啊，都小了。”

从北京到椿树峁

1969年，北京三中十来个半大小子，连同行李一起塞在北京站的一节硬座车厢里，前往陕北一个名为河庄坪的公社插队。算起来，他们是第四批上山下乡的知青——此前动员过几批，要么去东北，要么去山西，但全看个人意志。那一年，初67级的中学生不得不动身了。

谢侯之也在那之中。他带了一只老式的樟木箱，四角包铜，书以及其他一些说不清的杂物塞在其中。那时国家给每个知青一张26块钱的箱子票，比30英寸更大一些的夹板箱，他没要。连同一个铺盖卷，是他行李的全部。

那些事后追认、外人揣测的苦闷并未浮现在他们脸上。大家“感觉像是春游”，想象着那个地方“多浪漫啊，多好玩啊。没有那么多顾虑想将来，没有那么多恐慌”。谢侯之兜里揣了俩煮鸡蛋，没一会便吃光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曾有个工艺美校的学生，不在需要插队的人群之列，也主动销掉北京户口，抱着自己的档案，跑到延安插队。“十几岁的青少年，玩心还挺重，兴趣还挺浓。”谢侯之说。

颠簸曲折的长途展现了现实艰难的一面。火车抵达西安，还要转坐6个小时的货运车到七十余公里之外的铜川，漫天大雪，山路湿滑，“把人冻死”。从铜川的汽车站，再坐一天长途车（带帆布斗篷的卡车）到延安。剩下的路途，全凭一个字，“腿（儿）”。

1972年，谢侯之与同学王克明、许小年（从左至右）在延安。（受访者供图/图）

谢侯之至今没有为那段徒步找到精准的刻度，有老乡说是30里、40里或者80里。“早上从延安走，走到中午，或者半下午，走到河庄坪，从河庄坪再往前走，进西沟，再走上半天，然后就是万庄。回到万庄还没有到椿树峁，还得往山上爬。”

山里难见植被，满眼光秃秃的。要走很久的路程，才能零星看到一棵灌木、一株草。万庄乡人们劳作的内容，一项是修梯田，得把生土翻上来。然而来年根本就不长，把土皮也伤了，“可照样修”。很难说这样的耕作方式，能从贫瘠的土地里掏出足够的收成，春天开荒时，村民们把山都剃成了一个个的和尚头。

知青由国家定额供粮。谢侯之和其余8个知青被安排在椿树峁上插队，那时整个椿树峁只有9户人家，是河庄坪公社条件最为艰苦的地方。

山里音信不通，报纸也来不了多少。从对面山上收工往下走，谢侯之对着村里人喊，有信没信，等着看信。“信是唯一的跟外界的通道和快乐的源泉，想信，盼信盼得厉害。”临近春节，知青才有机会回趟北京，和队里请假，承诺按时回来。谢侯之回北京，刚到家门口，告诉家人他回来了，然后在门外把衣服脱光，光着身子进去洗澡，“否则将虱子全带进来了”。

“你面前陡然打开了一扇门”

陕北的乡村，人皆淳朴，老乡们生活艰难，一件衣服穿四季。

到了冬天，每家的婆姨（方言：老婆）们应时将黑不溜秋的烂棉花，团团缕缕地塞进单褂的夹层里，做成壮袄（棉袄）御寒，到了夏天再将棉絮拖出来，变成单褂。

“如果到了深秋，他还穿着一个单褂子，抖索索地在山上锄地，或者到了盛夏，他还穿壮袄，别的婆姨就会说他的婆姨太懒了。”谢侯之说，知青的衣物储备倒是丰富，绒衣、毛衣、棉袄一应俱全。

靠地吃饭的老乡，以四时的流转为尺度安排活计。春天拿粪、赶牛耕地。山里的盛夏，阳光炽烈之极。谢侯之光着膀子打坝，皮肤晒得红大虾一般。薄薄一层皮晒得翘起来，一揭能揭出来一大张，“可以在上面抄一篇文章”。

谢侯之在“基建队”工作。日常劳作单调重复：天还黑黢黢的时候，被叫起来上山出早工。干到太阳出来，四周的景象都明朗了，送饭的人送来一罐饭，或稀或稠。如果劳作的地方离村里远，中午就地解决餐食。大伙派个半大小子去山上揽柴，打起一堆篝火，再各自从挎包里掏出一块饼。支一个树枝让饼立着受火，一面烤焦，再烤另一面，烤完拍一拍灰就这么吃了。

谢侯之那时“舍得气力”，然而高强度劳动后，没有菜也没有油，靠一块馍打发饥饿。“其实对我们男生来讲根本不够。”谢侯之说，天黑收工回庄。如此循环往复，“天天都是上工”。

劳力活，谢侯之最喜打坝：找一道山沟，挑一块窄地，铺一堆横道的土后，用夯将土打到紧实，然后再往上铺一层土，再夯砸紧实。一层土一层夯，砸起一个墙似的坝，挡住这条沟。打完坝，山雨一来，冲到夯起来的土坝上，雨水带着泥，带着羊粪，带着树枝，带着腐殖质，堆积起来。“那个土是很湿，很肥，很有生长力的。以前（在别处）种的糜子，都高不过小腿，得弯腰掐着它的脖去割。在那儿种上庄户，糜子长得比我人高。很棒。”

隔着电话，谢侯之不对那段时日附带更多的评判，语气淡然地回应年轻记者好奇的询问。“待那儿很不好，回忆很不坏。”他说，“这让你有一个精神，（后面再遇事）什么都能扛过去。我那种情况（山里）都待过来了，还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2008年12月底在史铁生家，王克明（右）、谢侯之（左）与史铁生（中）合影。（陈希米/图）

陕北的风貌、人情，如今都深深刻在谢侯之的脑子里，没有丢。他后来远赴德国，异域的一切也别样新鲜，可从来不及陕北那几年，那样的“excited”。“你面前陡然打开了一扇门，你见的生活，见的环境，见的人民，见的语言，见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来不曾料到过，猝不及防。”

“0.5%的希望做200%的努力”

当时，北京的中学，数字小的中学大多是单性别学校，比如男三中、女二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之类的附中基本是男女合校。谢侯之说，两种学校的学生在相处时便显出不同来。

“插队的时候，如果学校是男女合校，那就包一个公社，或者包一个队。但是到了河庄坪，发现我们男三中是男校，没女生，就搭了一个女校，丰盛中学。椿树峁要9个知青，女生就去了5个，我们三中去了4个，就是这样搭配。”谢侯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谢侯之观察到，男校的学生在青春期时，因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异性，插队的男女交往往往坦荡，异性间几无隔阂，自然对话，自然交往。而在清华附中插队的村子，情形则大不一样，他听说，清华附的男女生有事要交涉，女生从窑洞的窗子里递出话来，男生则派一个代表在外面喊，跟她们商讨。从不单独说话。

陕北知青相对自由，“老乡干部谁也不管你，你爱看什么书，你爱说什么言语，你爱到哪儿没有人管”。不过，河庄坪的知青，很少调皮捣蛋的。遇到雨天或者冬闲，大家有余裕便读书，以消解精神上的饥饿。

1973年，谢侯之（前排右二）和其他知青在延安河庄坪。（受访者供图/图）

知青手里流传的书来源杂沓不明，或从家里带，或撬了图书馆。谢侯之从家里带了一本《浮士德》，内页的珂罗版插画占据整幅，笔道细腻，格外受欢迎。好书一经流传，则格外广泛，《浮士德》后来不知所终。屠格涅夫、莱蒙托夫、肖洛霍夫……以及一堆地下读物皆受欢迎。

时隔数十年，谢侯之仍然记得，自己是如何被小说人物的精神力震撼。是一本小册子，里边收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和《墨西哥人》。他当时钟情于这种逆境求生的叙事——《墨西哥人》讲一个打拳从来不胜的人最后打赢了的故事；《热爱生命》写一个淘金人濒临死亡，然而还在沙滩上蠕动。“那种对生命的渴望，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决心。”他激动到把一个同伴摁在炕上，给他从头到尾念完《热爱生命》。

谢侯之后来的人生走向，堪称《热爱生命》的翻版。

插队三年，谢侯之始终带着不甘心和对大学的热望。1972年，他迎来了一缕曙光。那一年大学放开招生，知青间流传将恢复大学入学考试的消息。“大家搜罗各色初高中数理化书本，每晚窑中早早坐定，将煤油灯擦拭得雪亮，带着由幻想生出的激情，贪婪地读，好像在撑那可渡到彼岸的舟。”谢侯之在《椿树峁》中回忆。

然而这届只招工农兵学员。到了1973年，大学招生实实在在需要考试选拔。希望的火苗再度燃起。万庄这一帮人受到史砚华的鼓舞，个个都爱“折腾”，“见试就考，不说行不行，都说试一试”“0.5%的希望做200%的努力”，谢侯之说，这些都是史砚华的格言。

1972年，谢侯之与同学王新华、王克明在延安地区医院探视史砚华（从右至左）。（受访者供图/图）

谢侯之已经无法细致回忆起1973年那场考试选做题的具体内容。大学刚开放招生，题目远达不到艰深，“简单得要死”。1973年，史砚华被招工到延安市农机厂，做钳工学徒工。谢侯之则成为陕西师范大学的一名大学新生。

山“居然全都绿了”

当时，“农林医师”四类学校没人愿意去，因为这四类号称是边远贫困地区需要的专业，去这四类校的学生，毕业分配哪儿来回哪儿去，所以陕师大的生源基本是各县的农家子弟。

1970年代，沟底的枣圪台庄，当时大部分知青已经返回家乡，书记跑到万庄借谢侯之当老师，给枣圪台的孩子们上课。（受访者供图/图）

谢侯之在学校里被推选为学习委员，最荒僻、吃不上饭的地方做的项目，自己带人顶上。1976年，大学毕业的关口。当时陕师大的毕业实践，要求到各县办教师训练班。谢侯之在学校里联系了一位老师，老师手头有一个陕西公路桥梁设计院项目，内容是计算桥梁单桩的剪力。“头一次用计算机，130的老式机器，大得不得了。用的语言也比较古老，ALGOL编程语言。”谢侯之和其他北京来的同学跑到西安交大去算题，也因此没去上师范训练班。

毕业时，史砚华在农机所已经做得有模有样。谢侯之被推荐到农机厂工作，故交重逢。

两人白天和农机所的两位师傅一起倒腾组装小链轨拖拉机，晚上凑在桥儿沟那间冬凉夏热，四壁透音的小平房里一起做题。1977年，大学招生终于有教无类，不再看出身。“当时做题并没有很严格的目的性，现在回忆，你可能说是为了高考，但这根本都不至于。我们看的是吉米多维奇的习题集，高考根本用不上，属于杀鸡用牛刀。”谢侯之说，史砚华别的专业都不报，只报理论物理。高考考到西北大学时，他比系里的其他新生大出一轮多。

没上两年，史砚华向学校提出要提前毕业，因为大学里的那些课他都会了。后来，很快通过了学校里的提前考试，去了国外。

两人的联系也因此变得稀少。二十余年后，在北京再见时，史砚华已坐在中科院国际物理大会的主席台上。史砚华平时连电视都不看，也没有微信，联系上他要靠他太太。但谢侯之理解这位老友对时间的紧张，过去长时间的壮志难酬，让他觉得那些娱乐活动都是一种浪费。

数年前，借着到国内讲学的机会，史砚华和谢侯之回了趟陕北，看到山“居然全都绿了”，山里已退耕还林，到处是灌木丛，一片郁郁葱葱，“绿得一塌糊涂”。

在万庄，他们碰到不少同代人。“老辈人大多仙逝，不敢打问太多。九户人家的椿树峁已然消失，村民们合并到万庄。山上退耕还林，乡民每月70元国家补助。万庄沟，打了水坝，涓涓流水积蓄成‘库’。”史砚华回忆。

2019年1月回访时的椿树峁远眺景观。（王克明/图）

再度登上椿树峁，谢侯之看到山里只剩下两孔残窑。

他们没在曾经插队的土地上再过一夜，陪伴前往的工会主席坚持把他们带回市里的宾馆。“其实，我们多想和乡亲们团坐炕上，打平伙，拉家常，干一瓶赊来的杂牌儿烧酒！”史砚华感慨道。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