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皇权鼎盛，臣子觐见皇帝自有一套规范，陛见与陛辞应运而生

陛见与陛辞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陛见又称朝见、入见、召对、代还陛见等，就是指臣下去拜见皇帝，按照清朝的惯例，新任的官员要进京陛见请训陛辞，聆听皇帝的训示。

陛见与陛辞都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但陛见一词比陛辞一词的出现要更早一些，早在《后汉书》中就出现了许多关于陛见的记载，如《后汉书﹒周党传》中记载：“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

汉唐时期关于陛见的记载散见于各种典籍，如《魏书﹒北史﹒张普惠传》中记载：“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时听奉见，自此之后，月一陛见。”但始终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未成系统或制度化。

到了宋朝，陛见逐渐成为考核官员的一种形式，《宋史》中记载：

“每考，令当职官吏从实批书，代还，使藉手陛见，然后诏执事精加考覆。”

同时，陛辞一词出现，关于陛辞一词的来源，宋代苏轼的《张文定公墓志铭》中曾有记载：“过都，留判尚书都省。请之郓州，陛辞，论天下事。”

这也应该是陛辞最早的记载。由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势力严重威胁到中央朝廷对地方的管辖，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员及地方的控制，官员的陛见陛辞，逐渐由一种现象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在宋朝，官员的陛见陛辞十分受到皇帝的重视。

到了元、明时期，陛见陛辞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元史﹒阿瓦老丁传》“十七年，陛见，赐钞五千贯。”和《明史﹒毛忠传》：“陛见，慰谕甚至，赐玉带，织金蟒衣。”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元明时期无论官员陛见或者陛辞，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赏赐。

到了清代时，陛见陛辞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到了雍乾时期，陛见与陛辞在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身上，发挥了更多的政治作用，不仅对雍乾时期清朝政权的巩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后来清朝政治的稳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01雍乾时期陛见陛辞

雍乾时期的陛见陛辞主要涉及到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官员日常朝觐的陛见陛辞，第二种是官员在特殊情况下的陛见陛辞，包括致仕、乞休、丁忧等原因，第三种是其他原因的陛见陛辞。

朝觐，即拜见皇帝，春日的拜见称为朝，秋日的拜见称为觐。朝觐，是指中国古代的官员按照固定的时间，进京朝见皇帝的一种行政管理制度。

在《礼记训纂》中关于朝觐有相关的记载，“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朝觐，所以教诸侯之臣也”。

所以定期朝觐是历朝历代的官员都要遵守的一项礼仪制度。

清朝的将士都能文善武，为了激励将士门在打仗的时候英勇杀敌，乾隆皇帝会在将士陛辞时，给予大量的赏赐和爵位，如乾隆十四年（1749）十月，川陕总督兼太子少保岳钟琪来京陛见，“命紫禁城骑马，免西征应赔银七十余万两。”

雍乾时期，官员在离开朝廷前，都会向皇帝陛辞。雍正元年，云南总兵赵坤受到提升，去担任贵州提督，“陛辞日，请以其子候补参将赵秉铎补贵州提标参将，世宗允之。”

赵坤的陛辞中还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去当官，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允许，可见官员在陛辞时可提一些适当的要求。

致仕丁忧等特殊情况，除了官员日常请安的陛见陛辞外，还有官员在特殊情况下的陛见陛辞，这类特殊情况主要是地方出了事情，官员被临时任命或者官员因各种原因需要致仕、丁忧时出现的，这种特殊类型的陛见陛辞，在清代的陛辞中占有特殊地位。

地方特殊情况，中华文明亘古绵长，纵观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可以发现，治水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尤其在中国古代，一直以农业为本，水利文明始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修治水利工程、防止出现水患灾害，也是每任帝王都十分注重的事情之一。

尤其在清代，对于水利工程更加重视清朝君主，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整治水患，促进了农业发展的同时，也保证了社会生活的安定。

清代的水利建设将整治黄河和淮河放在第一位，自王莽新朝以来，黄河多次被人为改道，改由淮河下游入海，淮河下游地区的江苏、安徽两省频繁受灾。

尤其是在雍乾时期，水患尤其严重，因此统治者十分注重兴修水利，无论是陛见还是陛辞时，官员和皇帝都会提到加固河道。

如雍正三年（1725），授李卫浙江巡抚，李卫在陛见时“奏江南朱家口決口”雍正帝则“命卫便道至清江浦与河道总督齐宿勒议河工。”

其他情况的陛见陛辞，在雍正和乾隆两朝，除去官员日常的礼节性陛见陛辞以及官员致仕丁忧时的陛辞外，还有一些由于官员个人或家里原因需要向皇帝陛辞的。

清代的官员和统治者十分重视孝道习俗，因此在雍乾时期有不少官员因为要赡养父母而向皇帝陛辞，如乾隆元年（1736）命尹继善为云南总督，本来应该陛见完皇帝就离京，但在乾隆二年（1737）闰九月来京陛见的时候，向乾隆帝禀明因为父亲尹泰年老，想要奉养父亲，所以想留在京城，皇帝便“命为刑部尚书，兼管兵部事，议政处行走。”

有清一代，皇帝新任命官员时都会让其陛见或陛辞，但如果上任地有特殊情况，为了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皇帝有时也会免去官员的陛见。

如乾隆六十年（1795）五月，授宜绵为陕甘总督，十二月的时候西安境内出现商铺大规模收藏玉器的事件，于是乾隆帝令宣绵不用来京陛见了。

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月，乾隆帝提升粱国治为湖北巡抚，梁国治“奏请陛见”，一般情况下皇帝都会应允，并当面嘱咐新任官员到职后应注意的问题，但此时乾隆帝却发布谕旨：“且赴新任，不必来。湖北吏治不堪之极，汝应加意整顿；若循分供职，即属负恩，必不轻贷。”

从乾隆皇帝给梁国治的谕旨中我们不难发现乾隆帝之所以免去了梁国治的陛见是因为乾隆帝认为当时的湖北吏治混乱不堪，整顿湖北的吏治比什么都重要。

虽然乾隆皇帝着急整顿吏治，但仍不忘嘱咐新任的梁国治，他告诉梁国治，要想整顿湖北的吏治，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如果还按照之前官员的治理方式循规蹈矩，是没办法解决实际问题的。

最后乾隆皇帝为了提高梁国治的办事能力，称如果他还效仿之前的治理方式，无过无功的话，必定要严惩。

乾隆皇帝恩威并施，既给了官员解决问题的办法，又让官员知道如果完成不了皇帝的嘱托的结果。

这样官员到了地方之后，必定按照皇帝的嘱托治理地方，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强化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维护清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