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爱国名相王鼎

王鼎（1768～1842年），字定九，号省厓、省厓居士，又号威实。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月初三，生于蒲城县城内西街之当铺巷（今达仁巷）一个书香之家。王鼎幼年家贫，但学习刻苦。一次，王鼎向邻居借面，人家只借给半斤，回来后，他给书页上写了“半斤面”三个字以奋发自励。嘉庆元年（1796年），王鼎赴京考试。军机大臣王杰见是同乡，又是同姓，召见他，并索其著作。他避嫌拒绝前去，不愿落个奉迎权贵的名声。王杰得知后乃书写北宋寇准、范仲淹、王曾三大名相的事迹赠之，并赞叹说：“观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继吾后。”王鼎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后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累迁至内阁学士。王鼎性情耿直，不好与同僚交往，更不去巴结重臣。《清史稿》本传称：“鼎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当官近二十年，默默无闻。后来嘉庆皇帝翻阅考核官员的文章时，发现王鼎文才不错，召见王鼎时感慨地说：“朕向不知汝，汝亦无人保荐，因阅汝大考考卷文字，知汝学问，累次召见，知汝品行，汝是朕特达之知。”由是君臣际遇，恩眷特隆，委以重任。先后任工、吏、户、刑部侍郎、尚书等职，还兼管过顺天府事务。

嘉庆十七年（1812年）十二月王鼎任提督江西学政，后又主持江西乡试。乡试中奉公守法，勤阅荐卷，故所选人才，“素有文誉”，“清贫积学者多”，被誉为“清榜”。王鼎“一生视学江西，两主浙江乡试，四主顺天乡试，三主会试，所得多奇杰士”。

道光五年（1825年）王鼎升为军机大臣，这年他赴浙江主持乡试，并奉命查处德清徐蔡氏一案。此案案情本不复杂。道光二年，浙北德清县城一民妇徐倪氏与前房子徐敦诚通奸，被儿媳徐蔡氏碰见，出言讥诮，倪氏惧事泄露，遂与婢女秋香将其勒毙，捏称发痧突亡。蔡家人生疑，赴县、赴省告状。由于倪氏上下打点，买通各级官吏，甚至仵作狱吏，虽经数次开棺验尸，均判为自缢，案情拖延三年不能终结。道光五年初，新任按察使王惟恂接案，无所回护，但明知其中有受贿舞弊等情，却被层层关系所困，处处掣肘，“铁案”难移，被迫自缢，朝野震惊，成为全国一大疑案。王鼎在复审中，除对案犯的口供、复验的记录，慎重地进行审核外，主要明察暗访，考核涉及此案的大小官员。他了解到徐氏乃一富户，因此案花费殆尽。仅究出之刑仵、地保人等，得赃能有几何，徐氏不致破产。王鼎先从代徐家主讼、作词捏控的费文焘等人处打开缺口，顺蔓摸瓜，一追到底，两个月即查清各级官吏受贿情况。十一月结案，主犯倪氏此前已于狱中自缢，参与谋杀之秋香处斩，徐敦诚未与同谋，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涉及此案受到处罚的官吏计有巡抚一人，知府四人，同知两人，知县四人。本案的审理，官民咸服，“浙人颂公为神明”。由于王鼎对事巨细躬亲，断案公允，故管理刑部时间最久，先后历九省、大小四十余案，多有平反，以“端方正直”著称于时。

道光六年（1826年），新疆张格尔叛乱，在天山南路攻城掠地，抢掳财物，企图割据一方。王鼎积极为道光出谋划策，制定平叛计划，指挥平叛。翌年七月，清军收复新疆四城，后生擒张格尔。道光以王鼎在平叛中的卓越功绩，加太子少保衔，赏戴花翎，并绘像紫光阁。

道光八年（1828年）和十年（1830年），王鼎全力整顿天津长芦及两淮盐政。清代食盐，官督商销，按引（运盐执照）征税，后因盐课不断加重，使商人拖欠达千余万两，且“商亏弥巨”，成“课出商疲”危局。王鼎经确查，议定《归补帑课章程》，采取“缓旧征新，按年清款”，以及适当减、免、补等措施，既保证了清廷收入，又促进盐商经营，扭转了盐课拖欠的困境。之后，鼎又赴江南，会同两江总督陶澍，整顿两淮盐务。时淮盐“疲蔽已极”，影响民生和周边数省财政收入。整顿之法，人多主按场灶征课，鼎认为多有阻碍，惟有对旧章程大加修改，使射利者无可借端，欠课者无可借口，遂拟定章程十五条：裁浮费、减窝价、删繁文、慎出纳、裁商总、核滞销、缓积欠、恤灶丁、给船价、究淹消、疏运道、添岸店、散轮规、饬纪纲、收灶盐。同时，裁撤两淮盐政，改归总督办理。“淮纲自此渐振，鼎之力也。”

王鼎长期在外做官，很少回家，但对乡梓教育等公益事业却非常关心，多次给尧山书院捐款以供开支，又两次捐银千余两，倡办义学，亲撰《创立义学碑记》，免费让家乡贫穷子弟上学。为了预防灾荒，他还省吃俭用，多次带头捐款，创办义仓、义田，并请稳妥之人主持办理。王鼎持家甚严，一再写信告诫四弟：“吾弟在家务要自守，地方间事万不可管，公事更不可沾，公门更万万不可入。”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十八岁的王鼎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兼管刑部事物，儿子王沆从北京回陕西参加乡试，他惟恐儿子利用自己的地位拉关系，一再嘱咐并写信郑重告诫：“七月二十日上省，三场后即回家，至省城时勿见客，尤不可见官长。更嘱董桂（跟随的家人）勿在街上行走，力杜嫌疑，以正身持，是为至要。”在重要处还加圈甚至双圈以引起注意。在王鼎的严格教育下，王沆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考取了举人，后又两次参加会试，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十六日，黄河在祥符（今河南开封市）附近决口，淹及五府二十三州县。七月四日，王鼎奉命偕兵部侍郎慧成前往筹办，并以林则徐富有治河经验，且曾为东河河道总督，熟悉情况，推荐因鸦片战争被革职的林则徐襄办河工，幸得允准。十二日，王鼎自京出发，不时冒雨而行，约在月底前后抵达。初到祥符，大水茫茫，城墙危急。他亲自率兵卒日夜巡护，始保无恙。一些官吏不思治河，借口水势太大，建议迁祥符府治，“以避其冲”。王鼎上疏，分析水情，陈述利害，说“自古无任黄水横流南趋之理”，以七十四岁高龄立下治河军令状：“期以冬春之交，集事不效，愿执其咎。”

水患当前，而河署人员却生活奢侈，进食仍有燕窝。王鼎生气地说：“食以充腹，吃这干什么！”却之不用，并且告诫河督巡抚，要彻底戒除奢侈，杜绝浪费。到了隆冬季节，河署人员穿着紫貂猞猁，犹畏严寒，不愿到工地。王鼎年逾七十，背患疮疾，却穿着羊皮袄子，每天早出晚归在河堤上督工，饥饿时就购买民夫的食物充饥。随员们劝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这样刻苦自己呢？”王鼎叹口气说：“这么大的工程，这些下苦的差役，整天光着脚奔波于风雪水土之中，才是真正出力下苦的人啊，而他们的衣食怎能比得上我们。当今西方各国正在伺机侵犯边疆，皇帝在宫中寝食难安，战士在海上日夜警戒，大臣们怎能贪图安逸呢！”王鼎这些以身作则的言行传到民工中，民工个个受到感动，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工效成倍提高。大堤合龙的日期快到了，但决口水深十数丈，引河高于决口，水不能泄。有人主张改期合龙，王鼎不同意，说：“不合龙，水口就是我的死所！”并移坐水口日夜督工，星宿露餐，八个昼夜没有回自己的寓所，以至积劳成疾。终于，上下同心，众志成城，翌年二月初八大堤按期合龙，“引河亦通畅东注，全黄悉归故道”。数十年后，“豫皖之民，至今德之”。工期仅用了六个月，用银六百万两，其“财用之节，成功之速，前此未有也”。王鼎因在工实心实力，经理得宜，赏加太子太师衔。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起，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为了逆转对华贸易逆差，开始向中国运输鸦片，严重危害人民身心健康，并使白银大量外流。道光十八年（1838年）文武官员为是否禁烟开展大争论，湖广总督林则徐数次上奏，驳斥弛禁谬论，申明严禁主张。王鼎力主禁烟反击外来侵略，是年九月初八，王鼎同各大学士拟定了禁烟章程。十一月初十，林则徐抵京。十一日至十八日，道光皇帝八次召见林则徐，商讨禁烟方略，并授钦差大臣，奉命赴广州查禁鸦片。行前，王鼎专门设晚宴饯行，勉励他为国除弊。林则徐“同时两荩臣，悲歌向苍旻”的诗句，表达了两人的深厚友情和忧国忧民的心情。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道光在内外压力下转变禁烟立场。九月，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由钦差大臣琦善接任两广总督。王鼎力保林则徐，还遭到排挤、疏远。翌年四五月，林则徐、邓廷桢相继被“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琦善一心议和，撤除海防工事，解散壮勇，致使英军占领香港、虎门，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战死。琦善被革职解交刑部，王鼎参与审理，以“守备不设，失陷城塞”罪，将其查办。此时，恰逢黄河在祥符决口。王鼎保举林则徐与自己同治水患，以便其治水立功，被重新启用。因此，在奏报河工进度时，特意另奏：“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治河工程告竣，王鼎料朝廷会论功行赏，林则徐的“罪行”可借此大事化小。在庆贺工程竣工的宴会上，王鼎高兴地请林则徐居首座，一起放怀痛饮。忽传谕旨到，谕曰：“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对此，王鼎甚感意外，气愤难平，决心返京后，继续抗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中旬，当林则徐登上戍途时，王鼎挥泪送别。林则徐也感慨万千，赋诗二首相赠，一面劝慰“元老忧时鬓已霜，吾衰亦感发苍苍”，“幸瞻巨手挽银河，休为羁臣怅荷戈”；同时对前途也寄予期望：“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且莫涕滂沱”，“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

王鼎回朝后，正值清军屡次被英军所败，投降派在朝廷占了上风。正月底，朝廷派耆英、伊里布赴浙江求和。四月九日，英军攻陷乍浦，伊里布、耆英在道光的授意下向英国乞和。王鼎不顾年老体弱，放弃休假，坚持上朝议事，力主抗英，反对议和，每当“语及议和，公垂泪操秦音争之强”。王鼎争论如果一味对敌主和，迁就让步，只能助长其侵略气焰；如果订立割地赔款条约，不仅国家损失惨重，且有失天朝大国尊严；如果恶例轻开，其他各国纷纷效尤，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多次向皇帝“力荐林则徐之贤”，强调林则徐人才难得，应得到重用。同时，王鼎还主张严惩投降派的罪魁祸首穆彰阿和琦善。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均是道光帝亲信。他们把持朝政，力主妥协议和。琦善在广州时，“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被革职问罪，穆彰阿百般庇护，为其开脱罪责。王鼎出于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和穆彰阿面对面地进行斗争，痛斥其诬陷林则徐，包庇琦善，是非不分，功过不明，处理不公。又大量揭露其破坏禁烟，一味主张妥协让步，不思抵抗，欺上瞒下，误国害民的罪行。有时，王鼎也顾不得皇帝的尊严和忌讳，在道光和众大臣面前，对穆彰阿“每相见辄厉声诟骂”，“盛气诘责”，“斥为秦桧、严嵩”。对王鼎义正辞严的揭露和怒骂，“穆相笑而避之”，“默然不与辩”，好像确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不答腔，不应战，消极对抗。有时，道光帝不得不出面调解，借口“卿醉矣”，命太监将王鼎强行搀扶下去。退朝后，王鼎还常“抚案不食，断断辩府中，愤发大骂，同列不悦，上亦稍稍厌之”。这时的道光帝已完全倒向投降派一边，不仅对王鼎的忠谏听不进去，甚至一些重大决策，也“不必令王鼎知之”。对此，王鼎别无他法，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苦谏。

四月二十九日最后一次上朝，王鼎仍力保林则徐、邓廷桢等人，道光帝有意把话岔开，说王鼎病体未愈，可多调养数日，何必如此着急。王鼎仍不顾一切，继续申述自己的意见。道光帝生气，起立欲去。王鼎着急，牵住皇帝的龙袍大声说：“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帝。”道光帝恼怒，拂衣而去。

第二天上朝时，皇帝不再召见王鼎。王鼎欲与穆彰阿继续辩论，但久等无果。回寓后，深感木已成舟，无力回天，气愤难平，遂决定效法春秋卫灵公时史鱼尸谏的做法，以自己的生命作最后的抗争。四月三十日晚，他写好遗疏，大意是：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先开，穆不可用，林不可弃。将遗疏揣于怀中，自缢于圆明园寓邸。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王鼎慷慨献身，以警示世人，欲挽狂澜于既倒，丹心昭昭，堪为千古诤臣。次日，侍者发现王鼎自缢，正在惊慌失措时，军机章京陈孚恩来到寓邸。陈系穆彰阿死党，因未见王鼎上朝，心知有异，前来探视，并发现遗疏，知“尸谏”对己不利，遂违犯规定，在未“奏闻得旨”的情况下，私自将尸体解下。这时王沆也从城内赶来，陈孚恩恐吓王沆说：“上方怒，甚不愿再闻此言。若奏之，则尊公恤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终身废弃。”王沆被迫同意陈孚恩将遗疏偷换成一般的谢恩折，以王鼎病故搪塞过去。王鼎去世后被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皇帝派成郡王载锐前往祭奠，赏银一千五百两经理丧事。初六，灵柩入城，皇帝派军机大臣、左都御史何汝霖代为赐奠，并谥号“文恪”。后道光帝又谕赐恤文、祭文、碑文，其中对王鼎病故之说也有疑问：“何期数日之间，竟作千秋之诀。”但他未深究，只隆重祭奠，优厚抚恤，并将王鼎之大学士位空缺，长达三年，以示笃念之意。

林则徐自祥符与王鼎分别，起程西行，当年四五月间到达西安，因安置家眷、治疗疟疾等原因，在西安停留两月有余。期间得知王鼎噩耗，十分震惊和悲痛，作有悼诗、挽联，以寄托哀思。他“伤心知己千行泪”，并赞扬王鼎“廿载枢机赞画深，独悲时事涕难禁”；他以史鱼尸谏、晋卿祈死与王鼎之死相提并论：“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对王鼎的尸谏壮举深信不疑，并给予高度评价。其时，魏源的悼念诗则更加直言不讳：“身后被谁焚谏草”，“尸谏谁闻古荩臣”。王鼎尸谏一事，“清史不书，墓志不述”。对此，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为王鼎的墓志碑石书丹的山西寿阳人祁寯[jùn]藻愤然写道：“史传不能载，孤愤盈万口。直哉史鱼节，纯臣心可剖。”

次年三月初九，王沆奉父柩归葬于蒲城西南六里之忽家村西北。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七月初九，林则徐接任陕西巡抚，十二月初十获病假三月，期间专程到蒲城为王鼎守心丧。在蒲时，林则徐瞻仰王鼎故居，拜望师母孟老夫人，亲到城西六里忽家村王鼎墓去祭奠，并在蒲城留下很多墨宝。

由于王鼎遗疏被调换，致使“奸臣因得自掩其罪以欺君，子孙无所据以代明，台谏亦不能举以弹劾”，也使鼎之爱国壮举“抑而不彰”，鲜为人知。正因为如此，王沆受到人们的责难，以其“不能成父志，为蒲城（王鼎）诸门生及陕甘同乡所鄙弃”。王沆“亦愧恨，遂终身不复出”，归隐故里，郁郁而亡。

王鼎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数千年未有的大变革时代。晚清政府早已如腐朽的机器般难以运行，内忧外患、积重难返。作为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早已刻入王鼎心中。王鼎拼一人之力，欲挽大厦于将倾，他审疑案、揪贪腐、理盐务、治黄河、荐能臣，件件难办，件件办。在国家危难之际，他力荐林则徐禁烟，鸦片战争爆发后更是在朝堂上据理力争，力保林则徐，痛斥穆彰阿。但因为清廷的腐败与落后，局势终难转圜，王鼎在悲愤与绝望之下，选择了尸谏林则徐。《清史稿》称王鼎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正是因为他自身端正，做人清白，才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干出一番大作为，成为流芳千古的一代爱国名相。我们要学习王鼎的精神品质，坚定不移抓好作风建设，争做清廉正直、克己奉公的党员干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供稿：市地志办 编辑：李军 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