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宋育仁计划攻打日本，如果不是慈禧阻止，日本可能成中国一省

提起戊戌变法，就会想到英勇就义的戊戌六君子，在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同为四川籍，他们就义后，在四川激起千层反响，为他们喊冤的其中就有宋育仁。

晚清时，忧国忧民的开明人士涌现，宋育仁是较早看世界的学者之一，竟然一度有着攻打日本东京长崎的计划，但最终也未实现让人唏嘘。

那么宋育仁的理想之于当时清廷是何地位呢？

共同的愿望

清晚期，李鸿章带着茶叶、精致耳勺参加万国博览会，虽然赚足了外国人的眼球，但在决定国民命脉的工业上，却没有一件出彩的东西。

与众国的蒸汽机、汽车、电报相比，已经没有了竞争力，不识电梯的李鸿章被外国人嘲笑一番后只能选择沉默。

要知道在道咸时期，徐德琼第一次参加在英国举办的世博会时，上海的荣记湖丝得到好评并拔得头筹获得奖牌。

百年后，世界已经进入工业革命，古老的中国没有赶上世界的步伐，堂堂政治家李鸿章也只能干吃哑巴亏。

虽然李鸿章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多达30个，但他为大清付出的心力逐渐为后世肯定。

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在百年之后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中国人能够在外敌面前奋勇抵抗，爱国精神鼓舞人们开辟惊天动地的事业。

历史留下了李鸿章的名字，也有一些不被人熟知的，比如江西的李盛铎、又比如四川的宋育仁，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救国，让中国富强起来。

宋育仁比康有为只大一岁，但是在康有为写下《新学伪经考》时，宋育仁的《时务论》已经写就多时，不得不说康有为的观点也受到了宋育仁的某些启发。

康有为极力推崇立宪制，反对共和，而宋育仁就非常向往西方的议会制，与中国带有皇帝的制度相近也更好实施。

工商业方面，康提出要精造钞票，设官银行，宋也同样提出参照西方税制，在教民方面，康提出要化导愚民，开设报馆，而宋直接创建《渝报》。

在制造业方面，康提出制造机器、轮舟，奖励新制造，而宋提出要在兵器生产、车政船政和路政方面进行配套改革。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的这一系列举措未得到朝廷重视，有名的维新运动也只持续了百日，只有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

大有可为的改革者

宋育仁没有直接参与公车上书和维新运动，但他也是个改革者，作为早期睁眼看世界的人物，他具有丰富的学识和有相当的号召力。

宋育仁18岁即中秀才，后顺利成为张之洞尊经书院的首批学生，遍读儒家典籍的同时也接触西洋文化等；文采曾受光绪帝的赏识，是名副其实的“蜀秀”英才。

在三十而立之年就写出领风气之先的《时务论》初稿，阐述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君民共治”的思想，朝野为之一新。

1897年即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宋育仁在重庆主办《渝报》，宣传维新思想，向社会征稿，意在士大夫之间刮起救国风潮。

以《渝报》为中心的阵地，集结了大量有识之士，开启了川渝地区的新闻事业的新篇章。

创办《渝报》就可窥见宋育仁组织能力一隅，在重庆，他还创办了煤油公司局，在奔走于各方势力间筹措了几万两股金，意在实业救国，大搞生产制造业，意欲在能源方面超过英美。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已经不在国内，他已经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各国许久，凭借多年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可以常常出入英国议会及社会各界。

他在伦敦期间，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在此期间，他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对日本的地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对清朝在东南亚各国的兵力部署做了相当的功课。

在做完这些工作后，宋育仁得出结论：可以借保护商队为名，打着英国的旗号，从菲律宾出发，直攻长崎和东京。

谋定之时，他积极联系老师张之洞，恳请他为自己的行动在朝廷走动，又在欧洲国家购买船舰、枪支，集结武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惜朝廷的批文始终不到。

原来宋育仁的计划早已被慈禧知道，慈禧当即不同意，已经打算议和的李鸿章也是坚决不同意，最后宋育仁只等来朝廷叫停的文书，而当时的清朝也早已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值得欣慰的是，朝廷并未对宋育仁追究责任，原因就在于此事牵扯的人物众多，更涉及到了朝廷重臣和外国人，只让他回到翰林院供职。

攻打日本的计划失败，他心灰意冷地回到重庆，继续主持煤矿、药材等生意，逐渐淡出政治圈，成为四川一带著名绅商领袖。

历史中的消失者

时人对宋育仁的遭遇感到惋惜，更多的是同情，有人认为如果以宋的方式与日本开战，日本未必能敌，或可成为中国一省。

但时局就是如此，宋早年创办的《渝报》只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因他离职而停刊。

他创立的煤油厂初衷是好的，但他所认为的石油就是煤油，到处收购民用煤炭，差点引发民变。

时运不济，命运多舛，不过宋育仁在他的主张中也有其局限性，“托古改制”和“西学中源”，是他系列学说的理论基础，中心思想即西方的科学技术背后的道理其实都是源于中国古代圣贤。

只可惜这些道理在中国失传了，而西方只了解其皮毛就能够创造出如此先进的技术。

这一思想古已有之，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世界潮流下，古代圣贤真的能够预见中国的命运吗？

宋育仁对西方的了解并不是全面的，他所制定的改革方案并不是具有很高的实践性，那些义愤填膺的言辞多数都留在了档案室里。

晚年的宋育仁不问政事一心做学问，在国使馆纂修，在四川国学学校任教，俨然一副教书先生的模样。

小结

虽然宋育仁的理论尚有不完美之处，但对于清末急于救国的学者们来说哪里有时间探讨基础理论？

斯人已矣，但他们的理想从未被遗忘，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去世之年就是宋育仁出生之年，《渝报》停刊的6年后卞小吾重新创办《重庆日报》。

君主立宪成为过去式时，接着马克思主义之风又被吹向中国的大江南北，所以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宋育仁不应消失在时代更迭的间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