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录：台湾黑帮的政治史

若不考虑其从事业务多半非法，60多年前由一群少年创立的竹联帮能成为华人圈最大帮派，单就企业管理角度来看，堪称“创业成功”的典范。

2007年10月18日，在香港病逝的“竹联帮”前帮主陈启礼的遗体运回台北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几十辆奔驰、宝马开道，各路黑帮分子现身，上百警察出动……

这些原本只在警匪片中出现的镜头，却在台北街头真实上演。

2011年5月，台湾“四海帮”前帮主蔡冠伦昏迷在自己的车上，送医后宣告不治。5月16日，蔡冠伦公祭，现场有近1500名黑帮分子，香港、日本也有帮派代表，著名导演侯孝贤夫妇更身居其中。

更特殊的是，现场还有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行政院长”吴敦义致赠的挽联。侯孝贤与蔡冠伦的渊源始于2007年，侯的女儿侯蕴华嫁给蔡冠伦儿子蔡君飞曾引发媒体关注。

不过蔡冠伦的葬礼在“道上”算不上最为风光。2007年，“竹联帮”大佬陈启礼病逝于香港，骨灰移回台湾安葬，不仅有时任地区领导人的陈水扁等政客的挽联，由“立法院长”王金平担任治丧委员会荣誉主委，致祭的黑白两道人士估计达两万人。这场葬礼被称为世纪葬礼，几十辆奔驰、宝马开道，各路黑帮分子现身，近500名警察出动维护秩序，耗资超过2000万新台币。

陈启礼可谓蓝绿通吃，除了国民党人王金平外，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也被列为治丧委员会荣誉主委。柯建铭称，他和陈启礼本来就是多年的老友，他名列治丧委员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时新党主席郁慕明、“立委”刘文雄、蔡豪、周守训、林文郎、罗志明，台北市议员李新、陈玉梅等都一一出席。

上世纪90年代，民主化初始，各种选举需要资金和人脉支持。台湾一批黑帮大佬借此深入政界商界，逐渐“漂白”，而台湾政治人物为了获得黑道势力的支持，也与黑道大哥建立“暧昧关系”。这些台面下的事平时深藏不露，但在黑道重量级大哥的葬礼上，前来祭奠的台湾政要之多，便可见一斑。黑帮向政坛渗透成为90年代台湾民主转型的阵痛，被称为“黑金政治”时代。

随着台湾民主不断成熟，台湾进行了多次“打黑”，但同时也给不少帮派释放出更多“漂白”空间，不少黑帮大佬转型著名企业家，甚至成为政客，竹联帮等台湾黑道势力似乎已经成为远去的名词。竹联帮这个著名的黑帮依然存在，虽然影响远不如鼎盛时期，但成员仍然超过千人。若不考虑过去其从事业务多半非法，50多年前由一群毛头小子创立的竹联帮，能成为华人圈最大帮派。而“漂白”后，单就企业管理角度来看，堪称“创业成功”的典范。

台湾黑帮起源

日本殖民台湾时代，由于警察权力甚大，黑帮在台湾的发展十分缓慢，只有一些地域性的“角头”（黑社会老大)，在邻里附近经营某些特殊行业。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溃败，不少江湖大佬离开大陆，但多半逃至香港，来台的人数不多，也没有形成势力。因此在迁台初期，各地江湖生态基本维持“小诸侯”各据一方的局面。

200万外省人移入，对台湾黑道的影响，反而是在5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而且主角不是大人，是一群当时十几、二十来岁的大孩子。

在艋舺、万华等繁华的商业区，这些地位之于台北，就像香港的庙街一样的地域，是城市最早的街市。五六十年代的艋舺，闽南人祭拜的清水祖师庙和类似日本江户“游廊”式的红灯区并立，那里也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起初，本省青年在这里释放无处安放的青春。早在日据时期，台湾本土青年组成的帮派已经在这座岛屿上林立，本土黑帮文化继承自日本浪人文化，本地“角头”（黑帮老大）间井水不犯河水，江湖生态基本维持“小诸侯”各据一方的局面。此后，更为团结的“外省人”黑帮开始进入，与本土黑帮对抗，想夺取艋舺管辖权。这样的生态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钮承泽导演的《艋舺》里描述的种种黑帮之间的“战争”在这几十年，不断在这些社区上演。

竹联帮曾名噪一时，并与台湾情治部门共同执行了“江南案”。图为2007年陈启礼的葬礼现场。

台湾时任“立法院长”的王金平担任治丧委员会名誉主委，致祭的黑白两道人士估计达两万人。

竹联帮与四海帮是所谓“外省挂”帮派的两大势力，都是1950年代所谓“太保学生”逐渐形成的帮派，成员多半是外省籍的眷村子弟。其中四海帮成立于1955年，地点相传是在台湾大学校园内。而竹联则成立于1956年，但因组织不断发展整并，所以确实的成立时间其实很难定义。由于成立地点在台北县中和乡的竹林路（今属新北市永和区），因此以竹林联盟为名，后来就简称为竹联帮。

早年的竹联与四海，都只能算是不良少年打架闹事的组合。当时台湾的警察局设有“少年队”，其中台北市警局少年队长鲁俊，是当时警界的传奇人物，作风“恩威并施”，颇让这些太保学生服气。被抓到少年队的不良少年，当然免不了一顿体罚，但许多人也被鲁俊劝入正途，要他们“与其私斗，不如公战”，因此投身军旅。

其实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外省家庭男生的普遍情况：他们的父亲往往人在军中，没法好好管教孩子，眷村生活的群居背景，都使这些大男生倾向于抱团以免被人欺负，或者去欺负别人。相较之下，本省籍的不良少年很快进入自己居住地的小团体，没有地盘的外省不良少年，就得“自食其力”，于是原本纠众而成的小组织，就逐渐变成大组织。

随着他们逐渐长大，有些功课较佳者还是回到“正途”，日后成为留美学者；有些功课差的在父母师长的劝诱与逼迫下，念军校成为职业军人；也有人因为在江湖上走得太深，或是因违法被捕，再也回不到正路上去，“混帮派”就成为终生职业。

四海帮在台北市起家，初期成员又不乏达官贵人子弟，一开始声势高于竹联，但也因为过于出风头，遭到警方的强力取缔。竹联帮此时趁机越过淡水河从郊区进入台北市，并且不断吸纳其他眷村帮派，到60年代末期已经号称外省第一大帮。

不过有趣的是，当时竹联帮中要角，不少拥有大学或明星高中的学历，以60年代的台湾社会教育普及程度，这些黑帮人物颇符合“社会菁英”、“知识分子”的定义。

例如60年代后期起成为竹联帮领袖的陈启礼，毕业于淡江文理学院的土木测量系；1968年竹联帮扩大组织、制定规范的“阳明山会议”，负责主持的张安乐，当时只有20岁，还是淡江大学历史系学生。这与后来混迹帮派的青少年，往往是学业成绩极差，不能相提并论。

这时竹联的领导阶层年龄已经二三十岁，已经不再是年轻时“为打架而打架”，而开始经营事业，例如地下赌场、收保护费等，建立了日后黑帮盛行的“商业保护”模式。其中，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一个工地开工，竹联帮上门收取保护费，对方不给，竹联帮绑架了工地负责人，事后经调停，以交30万保护费收场。竹联帮承诺，哪怕工地丢了一块砖，他们都要负责。之后，其他帮派也前往该工地敲诈。竹联帮闻讯，火速派人前往，将对方当场重伤。从此，该工地无人上门滋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例子成为竹联帮坚守“商业道德”的案例被广为宣扬。

棍棒和拳头此时成为最常用的武器。武士刀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几年以后，当武士刀成为常规武器之后，竹林帮制造的竹枪成为黑帮火拼中的绝杀，这是陈启礼和他手下干将在几次重要的火拼中的临机发明。

而在台湾黑帮内部，对混道上的人有一个无厘头般的等级划分。混黑道的证明是什么？进监狱。但进监狱也分等级。进看守所——犯罪的小学级；监狱——犯罪的中学级；管训队——犯罪的大学级；台湾蓝屿监狱——犯罪的硕士阶段；绿岛监狱——博士级罪犯，只有大哥才配享受。大多数在道上混的人，都要经过一级一级混上去，而陈启礼因陈仁案第一次进监狱，就直奔绿岛而去。

“讲政治”的黑帮

1970年7月，竹联帮要角之一、绰号“赌博郎中”的陈仁卷走公款逃逸，并向警方寻求保护。这件事引起帮内不满，陈启礼派出三名帮众执行“家法”，将陈仁砍伤，事件在全台引起轩然大波，也使得“竹联”之名首度为社会大众所知。当年29岁的陈启礼，因此被捕入狱服刑6年。

在陈启礼入狱期间，张安乐成为实际接班人，并让竹联帮的组织更为紧密。张安乐创立了“母金制”——各堂口必须将开设赌场的收益交一部分作为“母金”，任何情况下，不得动用，因公伤、战伤或特殊情况需要补贴，一律由各堂负责人从中提付。

70年代后半段，随着台湾经济起飞，竹联帮的势力也进一步扩大。1975年陈启礼出狱，但并未回归江湖圈，而是借着台湾经济发展的大潮，花费6年时间将消防器材生意做到了行业龙头，转型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1981年，竹联帮成员、凭《独臂刀》红遍全球华人圈的武打明星王羽被另外一个台湾帮派四海帮刺成重伤。竹联帮派多名干将，贴身保护王羽上法庭指证。当天一名和四海帮关系甚好的台北飞鹰帮高层，在法院走廊恐吓王羽必须和解，结果被竹联帮众人追杀进法院警卫室，刺成重伤。

为了摆平舆论压力，陈启礼决定重出江湖。他召集了不少媒体朋友在台北红楼一起吃饭，这顿饭却吃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陈启礼还谈到了竹联帮的转型，认为竹联帮应该为家国做些事情，并提出“参与政治”，“反台独”等目标。

红楼会议后，陈启礼开始招兵买马，无论眷区子弟、客家子弟及农村子弟都是他积极争取的对象。陈启礼将他退出江湖这些年，经营企业的盈利发展堂口。很快，各方人马纷纷投效。竹联堂口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很快地在台湾各地冒出来了。

为了要灌输这些好勇好强的青少年朋友们的“爱国思想”，竹联帮帮规第一条就是要“忠于国家、忠于民族”。

也就是从1980年起，竹联帮大佬们开始着手将组织企业化。到1984年“江南案”爆发前夕，已经拥有二十多个堂口，势力扩及全台，甚至在香港与美国部分华人社区也有分支，成员号称达到7000人以上。1982年，一个前军官出身的竹联元老“灰鸭”柳茂川充分运用了军队的知识和技巧，再次训练出精锐的死士，作为堂主的保镖。他甚至规定，堂主身边至少要跟随三名死士。当遇到危险时，其中一人保护堂主安全离开，另外两人要死战挡住追击的敌人。这些人经他训练完成以后，在市区集中居住，随时待命出击……

在竹联势力最盛的80年代初，陈启礼等创业领导人的年龄也不过40岁上下，发展速度几乎可说是奇迹。相较于固守地盘的本省帮派，竹联、四海等外省帮派因为缺乏固有地盘，反而积极向外拓展，藉着火拼夺取地盘，或与在地势力携手合作。而在营生工具方面，也不再仅限于特种行业，举凡营造、电影、唱片、餐厅、游览车等行业，都有参与。此时也由于帮派扩展过快，加上黑道分子的“武装”升级，土造或走私的手枪，逐渐代替扁钻、武士刀成为“主战兵器”，使得当局必须正视治安日益败坏的问题。

1984年6月，台湾当局宣布，各不良帮派限期办理自首撤销，登记期限过后将要严格取缔。陈启礼等人体会到这一波风雨欲来的危机，因此便积极结交党政高层以求自保。此时正好情治机关高层也认为，这些帮派领袖多半是军公教家庭出身，“忠党爱国”立场鲜明，可以利用他们在外面“替国家办事”。

当年6、7月间，本来就计划与政治“联姻”的陈启礼请陈立夫和蒋纬国两位大佬出面，邀请“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聚餐，后来汪与陈又餐叙数次。汪在席间提及，旅美作家江南（本名刘宜良），是情报局线人，却撰写《蒋经国传》污蔑领袖，甚至更疑似与中共特工勾结，出卖情资给大陆。陈启礼当场主动“请缨”，愿意前往制裁。

8月14日，陈启礼以“郑泰成”的化名，前往情报局训练中心接受讲习。9月初他与帮中重要干部吴敦前往美国，连同旅美的竹联帮忠堂堂主董桂森，10月15日在刘宜良家将其开枪击毙。

同年11月12日，在当时的警备总司令部主导之下，警方在全台各地发动全面扫黑，大举逮捕各帮派要角，陈启礼与吴敦也在第一时间被捕。被捕的黑道人士，被依据行政命令层级的《台湾省戒严时期取缔流氓办法》，不经审判就径自移送“管训”，总数高达4000人，其中竹联帮成员约占1/3。

2001年8月10日，台湾竹联帮前帮主陈启礼（右）在柬埔寨军警的护送下到金边法院接受审讯，他因私藏枪支罪被判刑三年。台“刑事局”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请求柬埔寨将他送往第三地，之后再押回台湾。但这个计划无疾而终。

陈启礼与吴敦在立下“大功”返国后，原本认为可以“漂白”。不料因江南拥有美国国籍，加上其拥有的高知名度，美国人大怒，多次公开谴责蒋经国政府。在陈、吴在台被捕后，人在美国的张安乐为了救友，就对媒体公布了台湾情治部门与陈启礼等人会晤的录音等相关内容，使台湾特工到美国暗杀美国公民顿时震惊美、台两地。汪希苓与另外两名情报局官员因此被捕，最后被判徒刑。

“江南案”也促使晚年的蒋经国改组情治机关，情报局改组为军事情报局，专职对大陆情搜，不再插手台湾内部“维稳”；被指下令情报局“制裁”刘宜良的蒋孝武，也被蒋经国外放新加坡，从此远离权力核心；蒋经国更公开声言，未来的总统不会再由蒋家人出任。

至于到底“制裁”刘宜良是哪个层级的命令？陈、吴两人“立功返国”后为何仍被当成首要扫黑目标逮捕？甚至“一清”项目的发动，是否是情治体系之间互斗的结果？即使事件已经过去将近30年，相关疑问至今都没有完全一致的答案。

黑帮实体化

“一清”项目固然短期内让黑道势力大受摧折，但“大哥”们纷纷入狱反而使得许多“小弟”提前出头，江湖秩序崩溃的结果，导致“有所不为”的伦理瓦解。例如当年竹联明令禁止帮众从事毒品买卖，后来禁令也被打破。

另一方面，黑帮首领被集体移送管训，反而促成了“大哥”们之间交流“革命情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原先只是“割据诸侯”的本省帮派领袖，如罗福助、杨登魁、谢通运等人，在狱中组织“天道盟”，成为与竹联、四海鼎足而立的台湾三大帮派。天道盟人士出狱后为求自保，更大力介入或自行参与各级民代选举，如县市议员、“立法委员”等，成为李登辉时代所谓“黑金政治”的原因之一。

2000年8月1日，高雄监狱三声枪响，结束了“黑帮政客”郑太吉不到50岁的生命。这是台湾官员任内犯案被判死刑的首例。开枪打死好友、犯下杀人罪的郑太吉，身份是屏东县议长，但是更为著名的身份是屏东本土最大黑帮的领导者。1984年因为两次杀人未遂被“一清专案”管训，结训后年仅30岁的他，赶上了台湾民主化，竟然能够一举选上屏东县议员，还被推举为议长横行乡里。郑的故事可以称为屏东县十多年黑道治县的阴影。

管训结束后，黑帮大哥一一恢复自由之身，“白狼”张安乐也于1995年在美出狱，返回台湾。此时正值“台湾钱，淹脚目”的经济发展最高峰期，而随着解严与民主化，政府对于社会活动的控制也大幅减少，黑道大哥们更是纷纷“漂白”转为商人。

陈启礼、张安乐等人，名义上都已经转行从事工程、营建等正规生意，但因为他们在道上的势力，因此围标、绑标等传闻还是不断。吴敦与天道盟的杨登魁则投身娱乐业，都成为影视剧大亨。著名导演侯孝贤1989年夺下威尼斯影展大奖、描述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悲情城市》，杨登魁就是投资人。

竹联帮开始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原始的黑社会手段只能是辅助性的，竹联帮开始向一个近似美国小说《教父》描写的黑手党方向靠拢。90年代中期，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控制“舆论”，陈启礼开始经手办报纸、杂志。他先接手《华美日报》，又创办了《华美报道》。

此外，陈启礼立即对竹联帮进行整顿，订立严格的帮规，成立“突击队”，使竹联帮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帮派。制定了“化解其他势力，壮大自己力量，控制底层社会”的策略，对其他帮派头领以礼相待，化干戈为玉帛，甚至不惜和有血仇的四海帮和解求共存。此外，竹联帮还把台湾许多退役军人、情治人员聘请安插到竹联帮控制的企事业机构中，与官方及大财团建立共存共荣的关系，也为自己求了一纸“护身符”。

但首次“漂白”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1996年，当局又对黑帮人士发起“治平项目”。当时台湾已经解除戒严，警备总部不复存在，政府的法源是法律等级的《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主持治平项目的“法务部长”廖正豪为了打造“扫黑英雄”形象，更是将逮捕的黑道“大哥”们直接以警用直升机送往绿岛看守所羁押，宣传效果十足。不过陈启礼、张安乐、杨登魁等人事前都已得到风声，因此在治平项目发动前就都已经合法出境避居。

此次台湾官方“打黑”，舆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少黑道大哥触角深入政治太深。以竹联帮为例，他们被认为是宋楚瑜坚定的支持者，而宋楚瑜与刚当选为“民选总统”的李登辉关系属于破裂的边缘。而已经成功当选为“立委”的黑帮大佬则逃过一劫，如天道盟台北县文山帮头目罗福助，他于1996年高票当选“立委”，1999年顺利连任。

陈启礼此后长住柬埔寨，与当地政界高层建立深厚关系，并且取得柬埔寨护照。他协助旅居当地的台商解决不少问题，甚至被人戏称是“驻柬埔寨地下代表处”。“大哥”们的为人处事，几乎都呈现出两面性格：一方面他们的获利来源，多半不是完全“正当”；但另一方面往往又乐善好施。例如竹联帮另一位已经半退休的大佬“赵霸子”赵尔文，近年甚至成立文教基金会，长期帮助台东偏僻乡下的贫困儿童就学。

2007年，陈启礼因胰脏癌病逝于香港，骨灰移回台湾安葬，由“立法院长”王金平担任治丧委员会名誉主委，致祭的黑白两道人士估计达两万人。他的儿子陈楚河，也在叔叔吴敦的栽培下成为演员，主演过多部电视偶像剧。

目前竹联帮由陈启礼生前的得力助手黄少岑主持，规模大不如前，也没有实体经济，这个传奇的黑帮正在陨落。现存的竹联帮“堂口”估计有70个左右。大体而言，竹联帮与四海帮的架构都属于由下而上，成立“堂口”必须得到“中央”的许可，获准成立的堂口则各自运作。至于堂口最主要业务，通常是经营讨债公司，以及高利贷、特种行业的保护费等；另外，虽然已经没有“不能碰毒”的江湖禁忌，但多半是以贩售摇头丸、K他命等禁药为主，至于海洛因等“高档”毒品因为树大招风，容易遭到警方严格打击，因此许多兄弟仍不愿涉入。

至于财力雄厚的大佬级兄弟，多半改行做营造、贸易之类“正规”生意，但以他们在江湖上的背景，在商业竞争时若说完全没有“优势”，恐怕也是自欺欺人之论。

而历经70年的族群融合，新一代参加帮派的人士已经没有什么本省、外省之分。各帮派从事的业务，也没有多大差别；不同帮会“大哥”之间，往往也是很好的朋友；各帮会之间打打杀杀争地盘的情况，也多半被合作赚钱所取代；但如果遇到利益冲突，即使同一帮派内不同堂口还是可能爆发火并相残。有媒体评价称，台湾的黑帮愈来愈制度化、企业化，基本上就是市场竞争，由利益主导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