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德军在贝尔格莱德东南小镇枪杀了16名平民

令人意外的是，一名行刑队士兵居然叛变了，他自愿和“游击队”站在一起，选择与良知共存亡。
1941年4月，德军第714步兵师横扫了贝尔格莱德，坦克履带碾过的地方，城镇和村庄在哭泣。7月19日，德军在帕兰卡公路巡逻时遭遇了袭击，交火后，国防军进入小镇逮捕了16名居民，罪名是“疑似与游击队同谋”。按照上峰的命令，一切反抗都要扼杀在摇篮中，“阵亡一名德国士兵就要处死100个塞尔维亚人”。

这无疑给基层颁发了“杀戮许可证”，袭击事件演变为人道危机。16位居民未经审判就被宣布死刑，由临时行刑队负责执行。作为行刑队的一员，国防军士兵舒尔茨陷入了良知和天职的两难境地，平民未经审判就枪毙，难道不是丑陋的犯罪吗？疑惑还在脑海徘徊，命令却已到达耳边，“举枪瞄准”
“我拒绝开枪，他们是无辜的”，舒尔茨讨厌杀良冒功的把戏。那16个人根本不是游击队，他们居住在帕兰卡小镇，最多对反抗军心怀同情。同情并不犯罪，可拒绝执行命令一定是死罪。舒尔茨要么和行刑队一起开枪，要么和游击队一起被枪毙。
步枪即将吐出火舌，但舒尔茨拒绝举枪。这激怒了军官，他费解地中断了行刑，队员们齐刷刷望向舒尔茨，“我不能开枪，他们是无辜的”。空气死一般静寂了片刻后，咆哮降临了，“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714步兵师会为你蒙羞，快举枪懦夫！”
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舒尔茨听从了良知，他抿着嘴，依旧拒绝执行命令。队伍一阵骚动，有人轻蔑，有人同情，军官无计可施，只好下达第二道命令。“舒尔茨站到对面去，我要枪毙你”。气氛一下子紧张到极点，队友们屏住呼吸，希望舒尔茨别昏了头，但他固执得令人惊讶。

舒尔茨缓缓放下枪，接着松开了风纪扣，丢下钢盔，又解开皮带，就这么走向刑场那头，和16名小镇居民站在一起。那一刻，刑场被某种悲情主义笼罩着，大家乞求似的看向军官。现场除了一名随军摄影师外并没有党卫队在场，只要上司肯高抬贵手，大家都会忘记这尴尬的抗命。可事与愿违，命令终究还是下达了，“举枪”
“砰砰砰”，舒尔茨的年龄被定格在32岁。在整个占领时期，贝尔格莱德爆发了大规模针对平民的杀戮事件，帕兰卡只是序曲。之后的一年里，德军在塞尔维亚总共杀戮了3万人。但舒尔茨的故事被隐藏起来，714步兵师并不希望名誉受损。
就在枪决被执行当天，师部向远在德国的陆军总部发电，上报了帕兰卡遭遇战的阵亡名单，舒尔茨的名字赫然在列。第二天凌晨，专门负责丧报的文职人员找到了舒尔茨的哥哥沃尔特，对方在表达慰问的同时也通知亲属，战斗结束后，舒尔茨的遗体没能找到。
舒尔茨的遗体连同那16名小镇居民一起被草草掩埋，再也无人过问，战争的痕迹可以被时间抹去，但家属的伤痛却很难愈合。若干年后，只有帕兰卡公路旁的小树林还记得发生过什么。转眼来到六十年代，当地政府开始有条不紊的挖掘战争遗迹，并把各地的遇难者遗骸集中安葬，舒尔茨的故事才意外浮出水面。
人们从帕兰卡森林的尸坑中发现了穿着德军制服的遗骸，这完全没有道理。消息传到德国，关于帕兰卡的故事又引发了各种猜测，人们开始找寻714步兵师在1941-1942年的作战日志，一些幸存老兵也隐晦的提起舒尔茨，最后，那名德军摄影师站了出来。
他提供了一张满是噪点的黑白相片，据说相片是在1941年7月20日拍摄的，地点是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东南一个叫帕兰卡的小镇外围。一名德军士兵解除了武装，他和十几名受害者站立在枪口前，可关于相片的拍摄背景，事件经过，摄影师莫讳如深。沃尔特一眼就认出，那就是自己的同胞兄弟舒尔茨。
随着挖掘的深入，各种自相矛盾的细节被拼凑起来，一个完整的故事初见雏形。杀戮与征服，良知与救赎，舒尔茨的形象在公众面前日渐丰满。官方档案确实显示舒尔茨阵亡于遭遇战，在战争遗留文件中明确记录着，“7月19日凌晨，714步兵师士兵舒尔茨在与游击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尸体找寻未果”。该文件的说法被官方的“路德维希堡州司法行政中心办公室”所采纳。

可另一方面，战后的德国人更迫切需要向世人证明纳粹士兵也有正义感，他们大多数并不甘愿做狂魔的工具，也在用微薄之力与邪恶与不公做抗争，所以公众更愿意相信714步兵师为了掩盖真相而伪造了事实，电影工作者更喜爱这种题材。
到1973年，南斯拉夫某电影公司为舒尔茨拍摄了一部小电影（约瑟夫-舒尔茨），颂扬这位良心未泯的德国士兵。今天路过帕兰卡还可以看到一块纪念碑，那是1980年南斯拉夫政府专门为舒尔茨所设立，纪念他那微不足道的善行，和一个普通人对战争机器说不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