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耕牛有多重要？从清史档案浅析清朝救灾期间对耕牛的保护制度

传统农耕社会，耕牛是非常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中国自西周起就有“诸侯无故不杀牛”的说法，而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耕牛的保护，清朝在救灾过程中，依旧严格实行禁止宰杀耕牛的制度，为了实现灾后重建，清政府还制定了借贷耕牛制度以及其它因地制宜的制度，以确保能够让农业生产及时恢复，那么救灾期间，清廷都是如何保护耕牛的？

在灾后的恢复生产过程中，耕牛更加举足轻重，古人称“有田无牛犹之有舟无楫，不能济也”，而国以民为本，民则以食为天，若牛少则不能多垦，因此，清政府在救灾过程中，比以往更加重视对耕牛的保护，更加严格执行宰杀耕牛的法令。

清朝的法律对私自宰杀马牛者就严惩不贷，《大清律例》规定，对于宰杀以及私自开圈店、贩卖与宰杀马牛之人，第一次犯，处以枷号两个月，并杖刑一百，再犯，发配充军。杀害贩卖自己牛者，按照只计量，按照盗牛治罪，免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故意杀害他人马牛者，杖刑七十，徒刑一年半。

在自然灾害期间，对宰杀耕牛更加严厉，除了起到保护耕牛的作用以外，对于帝王来说，还有祈祷之意。

顺治14年，大旱，顺治帝带领大臣求雨，为表诚意，吃三日素斋，禁止屠宰牲畜，至此以后，凡祈雨期间，禁止屠宰牲畜，对于政府来说，小灾小难时保护耕牛并不是什么难事，但灾荒期间，想要保护耕牛就非常困难了。

“小民荒歉之时，喂饲艰难，故贱价卖犊，甚至私宰者有之”，饥荒年间，养活人已实属不易，还要养活牲畜就更加困难，所以为了保护耕牛，灾荒期间，清政府禁止私宰制度执行得更加严厉，甚至有点不近人情。

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严惩私宰耕牛者：

一、知情不报亦是犯法，对于私宰者及知情不报者，处以同样的罪罚，在清朝诸多案件当中，均强调对私自宰卖耕牛者，邻保甲对私宰者应当及时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一经发现也要一体同罪。例如康熙31年，陕西省饥灾严重，大量饥民逃往湖北襄阳一带觅食，导致襄阳一度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此时湖北广旭襄道俞森发布告令，此时为非常时期，严禁宰杀耕牛，如有宰牛者，邻右举报保甲，保甲即报该县，治以重罪，仍罚十牛，散给穷民之无牛者，如果知情不报，一体治罚，决不姑贷。

乾隆八年，直隶旱灾，灾民将耕牛私自宰杀并卖与圈店，直隶总督高斌亲自审理此案，将私宰耕牛者予以枷杖徒刑十个月，并发告示，若乡地徇私，事发连坐。道光二十九年，苏州发水，知府发布告令，如有人将牛肉公然在街市贩卖，无论何人，任由市民便随拿走，官府对抢肉者不定罪，有知情不报者与私宰同罪。

二、定期盘点耕牛数量，对耕牛严密防范，饥荒期间，清政府曾让各县令注意盘点耕牛数量，并禁止屠夫夜杀，因为在清朝，盗牛而卖的人，越晚牛的价格就越便宜。“黄昏至者半价，夜半至者，价得十之三，五更至，止与一饭而无价。”所以屠夫喜欢在半夜时分以低价购买，并屠杀，因此规定，如果屠夫在夜间屠杀任何动物，就同盗牛法，连坐十家，并规定屠夫不能住在偏僻之所，若屠夫仍住偏僻处，也同私宰罪处理，连坐十家。

如此细致周到的法令，其目的就是希望私自宰杀耕牛者可以大大减少，甚至是熄迹。为了保护耕牛不被平民私宰，灾害发生以后，除特殊情况外，清政府一般都会严禁平民买卖耕牛，并且规定，灾害过后的难民若想要借农作物种子，必须以牛具为凭证，有地无牛者，不许借其籽种。对于私下悄悄购买耕牛的牛贩，一旦被查到，按盗法处置，并将所贩之牛尽数入宫。

三、强化官员职责，对于失去察私宰耕牛的地方官，清朝法律制定了很详细的处罚条规，雍正七年，规定各级官员对私宰耕牛者不实力严查，将被会定为从犯罪，从重处罚。乾隆十三年又颁布新规，凡是失察私宰耕牛的地方官，按照失察宰杀马匹数，交部分别议处，私宰耕牛一二只者罚俸三月，三四只者罚俸六月，五只以上罚俸九月，十只以上罚俸一年，三十只以上降一级留任，这样的处罚在今天看来依旧非常严重。

为此，为了防止耕牛被杀，地方官想出了很多办法，除了重罚以外，还从因果报应的角度劝告世人，称耕牛世代为人类服务，若将其宰杀，神明将会降罪，在封建社会，这种因果报应论，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因此少有人宰杀耕牛。

富裕太平年间，禁止宰杀耕牛其实并不难，耕牛对百姓有益，除非是家中耕牛太多，不然很少有人会主动贩卖耕牛，因为贩卖耕牛带来的收益和风险不成正比，但在灾荒年间，想要禁止宰杀耕牛就非常难了。

贫民遇到饥荒，口食都难以顾及，家有耕牛更是无力喂养，便将其卖给屠夫，《荒年谣》中记载，灾荒年间有一个老者一直在劝告人们不该吃牛肉，却遭到了无数饥民的讽刺，称“戒人食牛人怒嗔，不见前村人食人”，古代的饥荒非常恐怖，别说牛肉了，易子而食绝非虚言，人肉尚且有人吃，何况牛肉。

因此饥荒非常严重时期，清政府再如何禁止宰杀牛肉，都已经形同虚设，所以在灾后重建的恢复生产中，不仅要严禁私宰耕牛，清政府还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恢复生产，例如向贫民散放以及借贷耕牛，因此来保护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对于饥荒严重地区，清政府也曾直接向灾民直接发放耕牛，例如乾隆三十六年，山东齐河附近四县被洪水淹没，乾隆皇帝赏四百头牛，并免其征还，不过免费发放的情况很少，更多的是借贷耕牛，也是救灾最重要的措施。

所谓借贷制度，就是贷口粮、贷籽种、贷麦种及贷牛具，清乾隆时期，又将借贷制度进一步改革，成为了救灾的重要方法：

1.借贷方式

借贷耕牛的方法非常多，第一种就是直接借给耕牛，乾隆八年，河南淮宁被大水淹没，户部借其牛种，安抚灾民，乾隆三十五年，江西临江各县水灾，政府也借给起籽种及牛具。

第二种就是官府给灾民银两，可以用来养牛、买牛或者雇牛。乾隆八年，直隶旱灾，总督高斌就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借贷耕牛办法，每亩借雇价钱25文，牛力有余之家。乾隆十二年，浙江建德等地牛疫流行，地方官员按每头耕牛借银三两，乾隆二十四年，甘肃永昌发牛瘟，地方官按每头牛五两出借，乾隆49年，陕西巡抚借给没有牛具的贫民，每牛一具，借银四两。最后一种是按耕牛和籽种混在一起借给农夫，乾隆十三年，湖南永州连续三年被水淹没，对于无力穷民，官府按每亩借给农夫六分，让其购买籽种，秋后再征还。

2.借贷牛只的征还方式

灾民从官府借出银两或者耕牛，征还方式很多样，不一定是要将耕牛归还，可以用钱谷抵还，由于灾情严重，若将耕牛还给官府，来年便没有耕种方式，所以可以用钱或者谷物抵账，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收利息的，甚至如果很严重，也会得到豁免。

乾隆十年，甘肃、宁夏、平罗地区因为地震，耕牛死伤无数，无牛的贫民，政府总共借给他们五万两牛价银，但由于震后一年灾情尚有余波，于是三县最后还欠了白银12000两，奏准豁免。乾隆三十六年，皇帝东巡各县，山东四县借籽种四万两，以及麦本、牛具无数，借免征还。

除了豁免以外，考虑到灾情恢复缓慢，清廷也会将其所借的牛具予以缓征，时间为三年或者五年，大大减轻灾民的压力，乾隆二十二年，陕西延安被灾。粮价翻了十倍，便将所借牛具分作五年征还，相当于现在的分期还款。

除了清朝廷的保护法令，地方官在保护灾区耕牛方面，往往会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当地的律令，也丰富了借贷耕牛的内容，光绪十八年秋，江苏丹阳大灾，镇江知府王仁堪设立当牛局，当牛局是救灾的临时机构，由官府出资将灾民耕牛暂时售卖，耕作的时候，再卖给灾民，这样就解决了灾民无力喂养的困境。

道光三年，江苏遭到严重水灾，江苏按察使林则徐等人设立当牛局，因为大大解决了灾民的问题，所以道光十一年，江苏遭遇水灾时，两江总督在各省纷纷建立当牛局，凡是贫民以耕牛赴质者，按量给当前，暂时替其喂养，灾难过后，以候赎养，在这之后，多地亦纷纷设立当牛局，当牛局成为江苏省救灾的范本，在道光年间，当牛局作为良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耕牛在农业社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救灾期间，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耕牛的措施，这些制度对灾后生产的恢复，提高灾民的生活质量以及生产积极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牛局的设立体现出地方官在救灾过程中的积极应对，不过，借贷耕牛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难处，借贷制度设立之初是为民所想，可大多数时候利息繁重，加重了灾民负担，加上地方官的贪腐，灾民则是雪上加霜。

有的灾民借一年的钱，要用十年来偿还，所以在清末时期，就有官员提出要引进西方机器来耕田，这样就大大减少农夫的负担，由此可以看出，耕牛对于古代社会百姓而言，既是耕种的必要工具，也是沉重的负担，政府为保护耕牛制定的制度虽说出发点是提高生产力，可实施过程中，亦会加重百姓负担，每一项制度都有利与弊，因地制宜不断改革才能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