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 | 在涂尔干与现代中国之间

涂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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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涂尔干与现代中国之间

作者 | 肖文明

作者单位 |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原文 |

一、涂尔干的时代意义

在社会学古典三大家中，相较于马克思妇孺皆知的重要地位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韦伯热”所带来的韦伯于人文社科学界的广泛影响，涂尔干在社会学界之外乃至之内仍然是陌生的存在。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都不曾有过“涂尔干热”。这或许部分与他们写作风格之差异有关。就普通读者之阅读体验而言，相较于马克思的文笔犀利雄辩与韦伯字里行间无法抵挡的魅惑力，涂尔干的著作一如他的形象一样，显得教条乃至枯燥。涂尔干的法国老乡雷蒙·阿隆就直言不讳地表达过他对涂尔干的厌恶与对韦伯的欣赏。但是，这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回首民国社会学史，彼时韦伯依然是一位偶被提及的不太知名的德国学者，孙本文等学界大佬还在反复强调着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而涂尔干及其后学在社会学界之影响力则是随处可见的。为何在社会学界曾经具有广泛实质影响力的涂尔干，在社会学重建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引发真正的重视？这或许是因为，我们不认为涂尔干所探究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最紧迫的问题。与之相对，最近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对涂尔干有越来越多的兴趣与关注，这意味着，我们逐渐意识到，涂尔干并不曾远去，他依然是我们时代的同路人。

一般来说，经典作家及其经典文本之为经典，一定是因为其探究的问题与提供的洞察有超越历史之持续意义。但是，身处于特定历史处境中的读者与研究者，在阅读与诠释经典文本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带入生发于其所处时代的问题意识。从诠释学的角度来说，这一当下的问题意识提供了丰富和扩充经典文本之意义世界的新视域，经典文本也借此建立起与当下之关联，从而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与价值。在这方面，涂尔干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史也自不例外。就我的理解来说，涂尔干于当代中国之时代意义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涂尔干与他的前辈孔德一样，写作于后法国大革命的年代，这是一个“旧的已死而新的未生”的年代，面对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虚空，涂尔干一直在致力于思考如何重建社会秩序。经历过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革命洗礼之后，当代中国的处境与涂尔干的年代也有不少类似之处，我们也同样面临着如何重建社会秩序、夯实社会团结的根基这一重大问题。其次，社会秩序的问题当然并非涂尔干的专利，但涂尔干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秩序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秩序，社会团结与道德是密不可分、一体两面的，这也是他致力于道德科学建设的缘由所在。中国文明是具有强烈道德主义色彩的，即使是那些看似反传统的革命者，也依然延续着道德主义的传统底色。涂尔干所持守的道德观与传统中国的道德观固然有所不同，但他的强烈道德色彩与中国思维之间具有较强的亲和性。如何在现代处境下实现道德秩序之重建，这也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拙文《作为道德机构的家庭：涂尔干论家庭》（以下简称拙文）的核心问题意识。再次，在一个意识形态的年代，社会秩序与道德秩序之重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应对诸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在涂尔干的年代，法国社会就面临着不同意识形态纷争所引发的社会撕裂。在现有的涂尔干研究文献中，我们会看到涂尔干身上被贴上了无数个标签，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涂尔干的难以归类，一方面折射出我们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纷争，另一方面也是源自涂尔干对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某种调和之努力。涂尔干的贡献、挣扎与局限，也都与此相关，这也正是拙文所试图重点呈现的一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中国也很难避免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纷争的处境，如何在此意识形态的喧嚣纷争之中寻找到自身的“中庸之道”，仍是一个亟待回应的问题。最后，套用韦伯的话来说，在诸神之争的时代，我们对拨动我们心弦的守护神之选择，正反映着我们自身的价值抉择。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一价值抉择也反映出我们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与诊断。在这个方面，有别于其他理论家，涂尔干所展示的现代性图景给予我们不少希望与期冀，这一图景既不阴郁也不浪漫，而是有着不少神圣性与切实性。

二、与涂尔干的邂逅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16年前即将赴香港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在图书馆一面翻阅涂尔干的著作，一面暗下决心要好好研读涂尔干。涂尔干对我的吸引，或许就源自前述那些生发于现代中国历史处境的问题意识所带来的潜在触动。

尽管一直有这样的志向，但由于自己的博士论文所从事的主要是历史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经验研究，所以我一直对涂尔干并无系统的阅读。真正开始较为系统地阅读涂尔干，是我于2011年入职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之后。有意思的是，我来博雅学院面试试讲时，选择的主题也恰恰是涂尔干学派的文化社会学。博雅学院是一个跨学科的教学科研机构，不过在人员构成上基本还是以文史哲为主。学院当时给我的教学任务就是负责本科生的《古典社会理论》（后来延伸到《现当代社会理论》）的教学工作，而主要教学内容就是社会学古典三大家。博雅学院在教学上的一个基本特色和要求是，必须抛开概论性的教科书，直接基于经典文本本身进行教学。其背后的理据是，学生只有对经典文本有第一手的阅读，才能获得对其更准确和深入的理解。不过，这对于刚刚博士毕业且并非以社会理论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很多理论原著自己都未曾系统读过，又怎么能够基于原著向学生讲授呢？这大概是我后来断断续续地系统阅读涂尔干原著的外在动力所在。

我在博雅学院的教学使得我注意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学科在教学与人才培养方面上的一些基本差异。粗略来说，人文学科比较强调文本的逻辑，强调对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要求体会文本背后的微言大义与整体理论逻辑；社会科学学科更在意的是实践的逻辑，是如何去系统搜集和分析相关经验资料（主要源自统计调查与田野调查），然后基于这些经验资料来呈现和解释社会实践的面貌和逻辑。这一差异使得社会科学的学生（当然，少数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生除外）基本上不太注重文本的逻辑，也缺乏相应的训练，我过往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也大体如此。但在博雅学院这样的更偏人文取向的机构里，我必须学会如何去体察文本的逻辑，这是我依然欠缺而需要不断学习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人文学科的学生也理应关注实践的逻辑。我以为，兼顾文本的逻辑与实践的逻辑，会让我们的学生在思维方面更加健全。在这方面，涂尔干对当时巴黎高师之主导教育模式以及法国整体的教育传统的反思，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我在研读涂尔干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另外一个体会是，只有通过写专题论文，才能深化自身对理论的思考。对理论的阅读不能替代而是必须配合对理论的写作。我曾经大体通读过涂尔干主要著作两遍，但读完之后对涂尔干的感受仍然是模模糊糊，于是下定决心必须撰写涂尔干的专题论文。论文写作的好处是，它迫使我们将头脑中支离破碎、模模糊糊的思考进行系统化和清晰化，并围绕某个问题去充分占有相关一手与二手文献，从而获致对理论某个面向更加深入和系统的认识。因此，尽管我对时兴的“不发表就出局”的学界文化深恶痛绝，但很认同学术论文写作的重要性。

那么，为何会选取家庭这个议题作为讨论涂尔干的切入点呢？在这方面，对我最直接的影响应该是北大哲学系吴飞老师的《论过日子》（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以及《浮生取义》等关于华北农村自杀现象的研究。吴飞的研究是建立在与涂尔干《自杀论》的对话之上，就对自杀的理论解释而言，我并不认为吴飞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涂尔干的基本理论框架。吴飞的贡献更多在于引入一种文明比较的视野，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审视自杀背后的社会机理，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家庭生活对于现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重要性，这构成中西文明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我在阅读古典三大家（乃至现当代）的理论著作时发现，家庭在这些著作所呈现的社会图景中，要么不被重视要么难以安放。相对而言，涂尔干是最为强调家庭之重要性的，但他对家庭重要性之强调仍然是模棱两可的，这也正是拙文重点呈现的方面。一方面是出于文明比较意识下对于家庭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注意到涂尔干研究中关于家庭议题研究的相对缺乏，这就让我感到家庭这个角度是很值得推进的研究方向。

三、论文修改过程中的一些思考

拙文在投给《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之后几经修改，外审专家以及编辑部老师的反馈意见对于拙文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其中令我格外受益的有这么几个方面：需要追问涂尔干之道德观究竟是什么；需要意识到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尴尬处境；需要跳出涂尔干来看涂尔干，或者说，需要引入一些比较与参照来审视涂尔干；需要强化与家庭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对话。对于这些意见，我在修改稿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回应，但也深知这些议题还有待更进一步的思考。

这里，我想重点讨论一下前述最后一个建议，即强化与家庭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对话。为了回应这一建议，我比较密集地阅读了国内家庭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些代表性研究。以我有限的了解来看，涂尔干理论传统对国内家庭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影响较弱，这也恰恰说明了宏大理论与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之间的鸿沟有待弥合。另一方面，这一阅读也促使我放置在当代中国家庭生活的实践中来审视和反思涂尔干的理论，二者之间既有一致之处，也存在着不少罅隙。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阎云翔所提出的“新家庭主义”与“社会自我主义”这两个概念，它们揭示出家庭传统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持久韧性，对此我们依然需要回归到前述吴飞所触及的文明比较的视野才能予以更充分的揭示。这又提出了对社会理论进行本土化的要求，而其前置条件则是对西方社会理论传统的充分理解与消化。

这一经历令我意识到，我们一方面需要尊重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各自研究方式与旨趣的差异，不可强行以一方的逻辑要求另一方。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工作应该是致力于建立起宏大理论（或者说基础理论）、中层理论（或者说分支学科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紧密关联。这一格局正是社会学有别于哲学与历史学等相关学科之处。唯有此，我们才能推动整体学科的良性互动，赋予其源源不断的活力。也唯有此，社会学才能免于支离破碎与各说各话的情况，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在这方面，布迪厄强调的要反对“唯理论主义”和“唯方法论主义”的教诲，仍然是值得铭记的。这需要理论研究者与经验研究者的双向互动，理论研究者需要适当走出理论文本的世界，去关注分支学科当中的相关进展；另一方面，经验研究者也应该追问自己究竟是站在哪位理论巨人的肩膀上，方才不会在芜杂的经验事实的丛林中迷失方向。事实上，无论是布迪厄还是其前辈涂尔干，都是践行着这样的学术旨趣，他们并不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视为截然区分的领域。我认为，这同样可以被视为涂尔干的学术遗产之一。

在给博雅学院同学上理论课时，我常引用查尔斯·泰勒的这一句话作为结束与寄语，“像帕斯卡关于人类所说的那样，现代性可以用高贵、也可以用可悲来刻画。只有一种怀抱两者的观点才能给予我们未加歪曲的洞察力，去透视我们需要奋起应付其最伟大挑战的时代”。去直面现代性之阴暗面，但不忘记现代性之高贵与神圣可能，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中去探寻另一种现代性之路径，这是涂尔干给予我的最深教导与启示。因着这份教导与启示，我期待着“涂尔干热”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