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志在四方》

作者：冯复加

（作者戎装照）

《志在四方》是铁道兵政治部宣传部主办的一份综合性文艺刊物，创办于1972年。这是铁道兵历史上唯一一份文艺刊物，也是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只限铁道兵内部发行，没有定价，免费发到连队。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批判封资修，斩断文艺黑线，全国所有的文艺刊物停办，所有的文艺书籍封存，除了后来解封的＂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外，所有的电影封存，舞台上也只能演八个样板戏。老作家挨批判，文艺新人也找不到用武之地，文艺创作极度萧条，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极其单调。还是人民军队敢于担当，率先打破了这万马齐喑的局面。

1972年5月，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纪念。借着这个契机，总政向全军发出通知，要求各大单位写纪念文章，并率先恢复出版《解放军文艺》杂志。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也都积极响应，纷纷创办了内部文艺刊物，《志在四方》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不过，刊物原来名《铁道兵志在四方》，后觉得名字太长，口号味也太浓，就简化为《志在四方》。

最先负责编辑《志在四方》的是袁厚春同志，但他很快调到《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后来他成为著名军旅作家，当过总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他走后，就调我来接手。

（1972年9月，作者调到铁道兵宣传部工作）

我是四师宣传科文化干事，与兵部宣传部有电话联系，但并没有面对面交流，他们凭什么点我的将？虽然我是四师文艺创作骨干，发表过一些文艺作品，但这不是主要的，恐怕还是与我写的那篇纪念文章有关。

为贯彻总政的要求，兵部宣传部也给各师发文件，要求写纪念《讲话》的文章。四师宣传科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于是，我写了篇《业余作者也要深入生活》。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谈学《讲话》的体会，强调业余作者虽然生活在火热的第一线，但对生活中的人和事，也要认真观察，深入思考，否则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个认识，从新的角度诠释了毛主席关于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论述。文章报到兵部宣传部，受到极高的好评。他们推荐给《解放军文艺》和《铁道兵》报。很快被铁道兵报全文刊登。五月复刊的《解放军文艺》六月就刊发此文。《解放军文艺》还调我去学习了两个月。因为这篇文章，引起不小的反响，就选定我来主编《志在四方》。

《志在四方》是综合性刊物，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曲艺、戏剧，美术作品，摄影作品都刊登。但，编辑部很小，只我一人。从选稿、改稿、排版、校对、封面设计、印刷、发行，到财务核算和报销，都是我自己。因此，这就要求我这个主编必须是全能的，拳打脚踢，样样都得懂点。好在那时年轻，正是积极上进的时候，边干边学，倒也开心。

最初我曾想把《志在四方》办成双月刊，并定期，定篇幅，定栏目，定开本，努力做到正规化。但事实上很难，主要问题是经费。别说双月刊，季刊都很难保证，只能是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当然，基本上每年能出三四期，大体上是个季刊，只是不敢定期罢了。

《志在四方》为常年战斗在深山老林的战士们，送去一丝文化气息，一丝温情和愉悦，在部队很受欢迎，影响也越来越大。杂志被传阅，许多作品被工地广播站广播，被连队的墙报黑板报选登。铁道兵诗人刘胜（笔名远方），在《铁道兵，我的最爱》中，回顾当年在连队的生活时写道：

那时节，我们喜欢的诗文，

都从《志在四方》里找；

我们欣赏的画作，

都从《大路版画》里剪裁。

刘胜的诗，真实地描述了战士们对《志在四方》的感情，及《志在四方》在部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志在四方》的出版，大大推动了铁道兵部队的文艺创作。大批文艺创作骨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人新作源源不断。长期艰苦奋战的铁道兵战士，总算多了一块吐露心声的园地，他们的创作热情如井喷般压抑不住。

【作者（右）在承德办创作学习班时，与《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副社长吴梓楠（中）、铁道兵诗人李武兵（左）合影】

创作繁荣，稿源充足，这是办好刊物的基础。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何做到慧眼识珠，在海量的来稿中，选出最好的作品，则是对编者水平和素质的极大考验。在工作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当个好编辑不容易。

首先，要了解部队的工作任务，工作环境，了解战士们的思想感情。读不懂作品反映的现实生活，就失去了评判作品的基础。所以，要求作者深入生活的同时，编者首先要深入生活，理解生活。

第二，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和鉴赏能力。要在政治学习上下功夫，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要在开阔眼界上下功夫，古今中外，各种艺术形式，各种优秀作品，尽可能多看，尽可能多接触，努力做到见多识广。要在比较，思考，研究上下功夫，当个有眼光的明白人。人们常常讥笑那些说大话而做不了大事的人是“眼高手低”。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眼高手低＂是文艺创作的规律。只有眼高了，手才能有跟得上去的空间，才能创作出好作品。眼不高，手不可能高。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眼是不是真高。如果你戴了有色眼镜，或是近视眼，散光眼，老花眼，那就谈不上眼高了。努力让自己真正眼高，成为真正的伯乐，是一个编辑应有的素质。

第三，要按照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来评判作品，做到优中选优。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是我们党历来提倡的创作方法。但这个方法比较笼统，具体到不同的艺术形式和具体作品，很难把握。在工作中，经过不断学习总结，我逐步将这个方法细化为五个方面，即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序，言之有情，言之有品。

言之有据，是题材的选择和开掘。所写题材必须源于生活，必须有时代气息。必须是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可以虚构，可以夸张，可以天马行空，可以神龙见首不见尾，可以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但，最后必须在情理之中，符合生活真实。只有真实才感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

言之有理，是作品的思想深度。主题思想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这不必细说。重点在于作者对生活的感知力，洞察力，分析力，即艺术感觉。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历史的高度，人生的高度，于平凡中洞见深刻，于细微处发现宏大，于日常中把握沧桑，见微知著，叶落知秋，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知。并将这些生活感悟，通过艺术形象传导给读者，给读者以启迪。不是喊政治口号，而是化作春雨“润物细无声”。

言之有序，是作品的结构与铺陈。作品的开头要起首不凡，结尾要耐人寻味。起承转合既要层次分明，也要自然天成。既要环环相扣，抽丝剥茧，引人入胜，也要一浪高过一浪，跌宕起伏，动人心魄。既要高山低树，错落有致，又要繁简得当，有板有眼。该发力时用墨如泼，大肆渲染，该简约时惜墨如金，几笔带过，使整个作品摇曳多姿。

言之有情，这是作品感染力之所在。作者只有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读者。没有激情的作品，就像枯萎的花朵，没有生命力。作品的激情首先表现在谋篇布局上。作者将激情隐寓于作品的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内。表现于这些关系纠结发展，起伏变化，矛盾碰撞之中，激起情感的火花。尤其是人物的命运遭遇，甜酸苦辣，生离死别，常常催人泪下。其次，作品的情感表达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构成作品的基本材料，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决定作品的成色。好的作品不仅注意语言的锤炼，而且每句话，每个字，甚至每个标点，都有温度，都浸泡了感情色彩。

言之有品，即作品的创作风格，总体面貌和综合素质。文采飞扬也好，质朴无华也罢，气贯长虹也好，细腻婉约也罢，庄重严谨也好，诙谐幽默也罢，要有思想深度，有文化内涵，有诗情画意，情趣高雅，不粗俗，不低贱，脱离低级趣味。要真挚诚恳，不要虚情假意。要实实在在，不要虚张声势。总之，要有品位，要把读者引向更高的文明，更高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层次。

当然，这“为文五言”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有机整体，不可割裂。只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侧重罢了，需要灵活掌握。总之，有了这“五言”，就有一个总体评判标准，选用作品时不至于走眼。对于提高作者的创作水平也有一定的帮助。

我编《志在四方》十多年，回想起来，我自认为是认真的，尽力的，倾注了不少心血。我知道，衡量一个刊物的学术地位，要看它发表了多少有影响的作品，培养了多少有影响的作家。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文化出版事业迅猛发展。1986年我调中宣部出版局工作，我才知道，那时全国有三千多种公开发行的期刊，其数量超过全国报纸和出版社的总和。而且，除极少部分自然科学类，绝大部分是社会类文艺类。《志在四方》是内部刊物，是特殊历史时期铁道兵的一小块＂自留地”，且办刊时间不长，拿这个标准衡量，当然微不足道。但，即便这样，后来一大批在全国文坛取得骄人成绩的铁道兵出身的作家，在起步阶段，在特殊历史时期，都曾在这块小＂自留地”里吸取过养分，得到过扶植。只是后来他们飞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龙归大海是自然的，是大好事，也是《志在四方》的期望和荣耀。最近，著名诗人李武兵做了个系列工程，在网上逐一介绍铁道兵诗人。请这些诗人介绍自己的简历，艺术成就，并自选几首诗作。著名作家韩志晨是当代文坛的大腕，也是个多面手，既是诗人也是剧作家。他与其兄韩志君合作的长篇电视剧女人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可谓家喻户晓。别的诗人选登作品大多注明创作时间地点，而他在介绍自己的诗作时，特地注明皆诗的刊发报刊，其中有三首选自《志在四方》，足以见《志在四方》在他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作为编者，我深感欣慰和荣幸。

人们常说，编辑这个差事是为他人做嫁衣，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体会，这话有对的一面。编刊物的确费时费力，我只能在工作间隙写点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损失。但是，我也深切地体会到，选稿，改稿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而且这种学习更切实际，更加扎实，对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很有帮助。

长期编稿养成了一个习惯，对作品要求比较严苛。对别人如此，对自己也同样如此。古人云，＂文章千古事”，马虎不得。不管作品篇幅大小，多少要有点可取之处，让读者有点收获。正是基于这个习惯，我对自己作品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不少作品社会反响也比较好，获奖也不少。《在那遥远的地方》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彩云追月》获铁道部汽笛文学奖，《挤》获中国人口报征文一等奖，《苍山碧水的记忆》获铁道兵优秀作品奖。《线》在散文杂志发表后，被上海文艺出版社选入《八十年代散文选1982》。1989年底，该社出版《八十年代散文精选》，又选入该文。1998年，徐州教育学院将《现当代精美散文品读》列入科研课题，也选入该文，并作了点评分析。这虽不是奖项，但比获奖规格更高。《没有新娘的婚礼》被峨眉电影厂改编成三集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青岛，湖南，中国文联等几家出版社约我写了四本专著，其中《绿色的翅膀》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革命理想高于天》获全国优秀青年读物奖。获奖是对作品质量的评价，我当然很高兴。但，让我更加激动的是另一件事。前不久，作家收藏家铁道兵文化学者梅梓祥，在微信中告诉我，有一位老铁道兵战士去世，弥留之际，他要求为他唱《铁道兵志在四方》的兵歌，朗读我写的《苍山碧水的记忆》。一篇文章能让他至死不忘，可见早已融入他的心灵和感情。离世前读一读能得到一点心灵的慰籍，含笑九泉。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使我感到既悲怆又欣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志在四方》也成就了我。我为他人做了嫁衣，也为自己做了嫁衣。

快四十年了，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铁道兵早就撤销了，《志在四方》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也早就调离了，一切都成了历史。历史是个筛子，总能把该留下的东西留下。有的能留几十年，几百年，有的能万世流传。令人欣慰的是，有许多老铁道兵还记得《志在四方》，依然滋润着他们的情感与心灵。我编《志在四方》是有意义的，至今无悔。

作者（左）在辽阳与铁道兵九师战友、著名作家运新华留影。

1983年10月，作者（前排左2）与铁道兵文化部战友在颐和园留影。

著名女诗人伊蕾邀请铁道兵文友、诗人聚餐前留影。前排从左至右：冯复加、沈掌荣、王燕生、伊蕾；后排从左至右：梅梓祥、孙栋英、韩耀先、谢克强、李武兵、刘金忠。

著名诗人郭辉邀请在京部分铁道兵文友、诗友在复兴路40号（原铁道兵大院）八一餐厅聚会，餐前合影留念（前排左2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