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从杂货店穷女孩到诺奖得主，这位成功跨越阶层的法国女人到底深刻在哪里？

前几天，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花落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

名字传来，大家一片茫然，这究竟是谁？

瑞典文学院给予她的颁奖词是：

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与集体限制。

其实别说咱们不知道，安妮的知名度不算太高，她成名早，一度文学圈还瞧不起她，觉得她的东西过时，被人轻薄地视为“那个写自己的女人”。

安妮·埃尔诺也已经82岁，早过了想要争名夺利的年纪，这么些年，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当老师，写作攒下的身家，静静地隐居在巴黎郊区的塞尔吉，与外界没什么联系，就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前，瑞典文学院想尽办法也还没能联系上她。

一直到消息宣布，82岁的安妮在位于巴黎郊外的家门口才被闻讯而来的记者们团团围住，她也开心地向他们打招呼。

此前，法国已经有15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埃尔诺是第16位获此殊荣的作家，但之前的15位都是男作家，她是第一位女作家。

她也是继2020年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之后，再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

在之后的记者会上，埃尔诺表示，获得诺奖促使自己有了一种新的责任感。

跟绝大多数把目光投向大时代，投向世界的男作家不同，埃尔诺作品的体裁很“专一”：自传体作品或者类似的回忆录。

其实内地也有专写这种体裁的女作家，十来年前内地文坛也有所谓的“身体写作”“私写作”潮流，埃尔诺1974年的处女作《空壁橱》就是写自己私生活，时间之早，可谓“私写作”的奠基人。

无论后人如何模仿，但都达不到她的高度，为什么？因为虽然都是自己的生活，但大部分人写的是个人的自传，而埃尔诺则是借自己的生活去见证法国的大时代，她的个人史家族史完整地跟法国战后的生活史紧紧相联，她如何从底层女性变身成为富裕中产少妇，父母的杂货店如何因为法国经济生活而起伏，母亲那代女工会省吃俭用买《时尚》杂志、人们用一种叫做“玛丽花”的疥疮药……

跟埃尔诺合作过31年、将她的作品出版成英文版的出版商丹·西蒙曾如此评价：

她写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字，都是字面意义上和现实意义上的真实。然而，这些同样也是想象力的杰作。

怎么样？这句话似乎听懂了，似乎又有点听不懂吧，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位年过八旬仍然智慧矍铄的女作家的人生故事，她从一个杂货店体弱多病的穷女孩到82岁才名扬世界，34岁发表处女作，43岁成名，60岁退休才开始全职写作，从她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位女性写作者要经历如何的艰辛才能成就自己。

安妮·埃尔诺她这一生究竟做了什么，写了什么，才能打动万千人的心呢……

士多店恩怨夫妻的女儿

安妮·埃尔诺这一生经历过什么，根本不用采访，因为几乎都在她的小说里了。1940年安妮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大区的一个工人阶层家庭，父母在当地经营杂货店和咖啡馆，在她之前，她还有一个姐姐，七岁时夭折了，所以她是父母的宠儿。

关于她父母，安妮在书里曾经详细地描述过他们。

像所有人一样，他们有善良的一面，也有暴力的一面。在埃尔诺眼中，他们有时是个好父亲、好母亲，有时却变成坏父亲、坏母亲。

安妮的父亲， 年轻时是个英俊而靠谱的 男人，“高个子，褐色关发，蓝眼睛，看上去特别挺拔俊美，至少父亲自己这么认为”。

他一辈子都很向上，可以说他是把安妮从低层生活里托举出来的第一步，祖父酗酒暴力，不喜欢有人当着他的面看书，父亲十二岁就不得不出来工作，先在农场，后来又去工厂做工。

“父亲是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人，就是说，做一个一个工作，既不懒惰也不酗酒，更不爱乱花钱，他喜欢看看电影、跳跳查尔斯顿舞，但从不去酒馆……他是工厂里第一个为自己买了辆自行车的人，每周他都有存款。母亲可能就是因为看中父亲这方向才爱上他的。”

▲ 童年的埃尔诺和父亲。

后来父亲遇到了母亲，母亲比父亲小7岁，两个人都是不甘平凡与贫困的人，婚后两人苦挣苦捻才开了一家咖啡馆兼杂货店。

杂货店的生活并不好做，日常生活也充满了戾气。

尤其在冬天 ，我每天放学回家总是饥肠辘辘，气喘吁吁，家里从来不开灯，他们俩摸着黑在厨房里，父亲坐在桌前，母亲站在炉火旁边忙着什么，屋里弥漫着死一般的寂静，偶尔听到我的父亲或者母亲冒出一句，必须得把这店卖掉了。 “这个咖啡杂货店并不比一个工人的工资多多少，为了生存，我的父亲不得在塞纳河下的工作上找份活干，工作时他穿着长筒靴子泡在水里干活，” 母亲必须一边看孩子一边微笑着做穷苦人的生意。

不仅如此，有时埃尔诺的父亲甚至是个家暴男。

埃尔诺曾在书中回忆道：12岁时的某一个周日的下午，她亲眼看到父亲差点杀死自己的母亲。

在打打闹闹中，他们家的经济状况终于得到一些改善，渐渐脱离了贫困线。

父亲一辈子对自己的北部乡下口音感到自卑，他要求自己和家人都说标准法语，在家庭餐桌上练习巴黎人的礼仪，要求女儿“有教养”并考学，他自己则骑着自行车接送女儿上学，无论冬夏，风雨无阻，他对于女儿拿到奖学金读大学十分的满意，对于女儿带回来的朋友有着份外的热情，因为他生存的目标，就是让女儿进一个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

女儿成功了，她考上好大学，而且还嫁给了出身高知家庭的丈夫， 为了迎接这个来自较上层社会的准女婿，埃尔诺的父亲特意换了新衣服，还打了领带，带着他逛自己的菜园、修建的车库，希望能在准女婿面前赢得尊重与承认。

但婚后，埃尔诺常常一个人带着孩子独自回娘家，丈夫并不陪同，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态度。

父亲对于这样的生活很满意，他收拾房子，看顾小店，因为胃病，死于1967年。

而埃尔诺的能干的母亲则一直活到八十年代。

母亲出生也很苦，很小就失去父亲，出生在一个孩子很多的普通家庭里，她“是个谨慎的女孩，每个星期天她都要去做弥撒，自己熨床单，绣嫁妆。”

她洁身自好，喜欢看书，她用严格的社会规范要求自己，不吸烟不酗酒，不晚上出门，生怕没有“好小伙子”娶她。

后来，她嫁给了埃尔诺的父亲，一个比她大7岁、相貌堂堂的工人小伙。

▲ 童年的埃尔诺和母亲。

在女儿埃尔诺眼里，母亲的形象风风火火、前一秒对你破口大骂，下一秒又抱着你叫乖乖。

有时，她也会陪着女儿谈文学、读诗歌， 和父亲一样，在女儿结婚时，她也千叮咛万嘱咐，让女儿和女婿好好过日子，“别被人家休了”。

母亲一直勤勉，哪怕晚年被接到女儿女婿家，也要非常勤力地带孩子，生怕别人嫌弃她，一直为女儿嫁到这样的好人家而感到自豪。

童话，来自婚姻结束之后

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埃尔诺是一个真正实现阶层跨越的成功者。

很幸运地，她拿到了一手不错的牌，她生得美丽，敏感聪慧，是真正靠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女孩。

家庭让她窒息， 气氛经常紧张、又充斥着暴躁的家里，埃尔诺早早升起逃离之心。1960年，20岁的埃尔诺来到英国伦敦做家教，教小孩子读书。

回到法国后，埃尔诺拿到奖学金，先后就读于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专业是现代文学，还获得了教师认证资格。

大学毕业后，她嫁给出身资产阶级富裕家庭的男孩，结婚生子。

本来童话故事应该延续下去，嫁给帅气的王子，生下帅气的娃，这意味着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对于一般女人来说，这已经是足够了，但是矛盾产生了。

时间对她来说，已经是奢侈品，用她自己的话说：自己被生活困住了，既要带娃又要工作，根本无法继续写作。

写作一直是埃尔诺的梦，但直到十几年后的34岁，她才真正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处女作。

早在大学期间，她就尝试写作并投稿出版社，但被拒，理由竟然是：她看起来太过于雄心勃勃。

34岁时，埃尔诺终于鼓起勇气、挤出时间再次尝试写作，并完成书稿。

但埃尔诺那位来自上层社会、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丈夫菲利普非但不理解支持妻子，反而对她冷嘲热讽，极尽贬低，1974年在得知埃尔诺把处女作《空衣橱》的书稿卖给著名出版社Gallimard后，他甚至感到愤怒，这样的婚姻，怎么能延续。

1981年，在埃尔诺完成第三本书后，两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埃尔诺一直一边工作一边写作，她陆续在几所学校任教，最后来到了国家远程教育中心，一直工作到2000年，60岁退休，才有了全段的时间写作。

靠写，不停地写

逃离了婚姻的束缚和枷锁，埃尔诺的写作生涯也慢慢走向高峰。

1984年，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获得法国五大文学奖之一的勒诺多文学奖。

2008年，她的类自传作品《悠悠岁月》获得杜拉斯文学奖。

在法国，埃尔诺已经是非常知名的作家，畅销作品销量是数十万册的级别。

但直到近年来，因为作品翻译数量较多，外加奖项肯定，她才在英语世界渐渐流行。

在中国，她的知名度就更低了。一个是作品中文译本太少， 据说，去年一整年，她的作品在中国只卖了400本。

不过，这回得了诺奖，她的作品应该会大卖了。

也有一部分人对埃尔诺的作品并不感冒，因为内容太私人、太碎片化了。

堕胎、被诱奸、婚外情、家庭矛盾……这些极其私人的、甚至被污名化的经历都被埃尔诺写进书里。

青少年时期，参加夏令营的埃尔诺和一个男生发生了并不愉快的性关系，后来这被她称为“诱奸”或“强奸”。

1963年，23岁的埃尔诺在法国做了非法堕胎手术（当时堕胎手术在法国是非法的），医生和护士生硬的动作和态度，也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2021年，由埃尔诺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正发生》，讲述的正是这个故事。

非法堕胎对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创伤，这部电影用毫不掩饰的真实手法残酷地展现了出来。

影片在电影节展映时，甚至有影评人因为片中的堕胎片段而受刺激到晕倒。

这部电影一举夺得去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说回埃尔诺，在1992年出版的书中，她坦承自己曾和一位已婚的俄罗斯外交官有过婚外情。这种不道德的欲望激怒了法国的社会保守主义者，但同时，仅在前两个月就大卖20万册。

这本书也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纯粹的激情》。不过，电影评分很低，评价人数也少，没什么水花。

对于自己作品引起的争议，埃尔诺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解释。

把写自己生活的人当成表现狂是“错误的”，因为后者只想展示自己，希望被人关注。而作者只能描述可耻的事情，因为自己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与别人阅读它们的时候是分开（不同）的。

写自传体作品的作者，很容易陷入自恋的旋涡中。而多数作品都是自传体作品的埃尔诺，字里行间充满了冷静克制和深刻的探索。

我对讲述我的生活不感兴趣，但我想看看一个人的生活究竟能代表什么。展示一个存在于某个特定的时间是什么样子的。

她还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像石头一样，具有现实的力量。

对她来说，女性目前面临的不平等和斗争，依旧是她要继续审视的方向。

从我作为一个女人的情况来看，在我看来，我们女人在自由和权力上似乎都没有变得平等。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部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外，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中，由埃尔诺和儿子大卫共同执导的纪录片《超8岁月》入围，也是纽约电影节的聚焦精选影片。

这部纪录片的全部素材都来自于埃尔诺前夫菲利普在1972年至1981年用8毫米胶卷相机拍摄的家庭生活录像。

曾经他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看上去就是幸福的普通一家。

一家人出去旅游。

孩子们过生日、玩耍……

菲利普也曾经把充满爱意的镜头对准妻子埃尔诺。

也记录了埃尔诺读书、写作的样子。

拿起相机拍摄的初衷是记录下家庭的欢乐时光，但拍到最后，随着对妻子的不满逐渐加深，菲利普的镜头越来越少拍到妻子，婚姻的分崩离析已经不可避免。

埃尔诺母子从长达五个小时的素材中挑选摘取，最终成片时间为一小时，埃尔诺为影片撰写了全部文本。

对她来说，这也是一次回顾、审视自己过往生活的奇妙时刻。

很多作家对时政保持谨慎而远离的态度，而埃尔诺一直不吝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出身工人阶级的她，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支持候选人之一、左翼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

早在几十年前的书中，她就表示过对左翼的支持。

2018年巴黎的“黄背心”运动，埃尔诺也表示支持，抗议政府加征燃油税。

2018年，埃尔诺和其他80位艺术家联合签署一封信，反对以色列和法国政府举办以色列-法国跨文化艺术节。以此抗议以色列对巴基斯坦的“殖民主义”。

在得知埃尔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以色列媒体也第一时间对她表示谴责，抗议她声援巴基斯坦。

2021年，埃尔诺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

直到摘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举世瞩目。

优雅女作家的隐居生活

离婚后，埃尔诺一直保持单身，孩子长大后，她便独居在巴黎郊外的家中，她说自己喜欢这份独居的自由。

数十年来，埃尔诺在独居的公寓中，写下一页页手稿，凝结成一部部书，她说每天清晨的写作，“是对世界这个未知神灵的祭奠。”

而她美丽的公寓和书房是传说中优雅女作家的样子：

人到老年，埃尔诺的气质似乎是年岁越长越淡定从容，那种骨子的优雅让人不得不感叹智慧与文字对一个女人气质的加持。

如今年过八旬，偶尔在家中接受采访时，也往往只着一身素色，间或点缀一些造型艺术的珠宝。

一头略显毛躁的长金发，绿色眼睛，有的时候拍照气场强到像在拍时尚大片。

跨越阶层也意味着挑战

终于讲完了埃尔诺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杂货店穷苦女孩跨越阶层的传奇故事，甚至用最俗的那一句“离开男人、获得自由、走上人生巅峰”的大俗话概括，但其中漫长的哀伤、困惑、愤怒和挣扎，还有在阶层之间的困惑与流亡，只有当事人最感同身受。

这些复杂滋味的经验伤害过她，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文学的果实，哺育了她，成就了她。

毫无疑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作家这个身份来说，安妮·埃尔诺获得了女作家世俗意义上的最大成功和巨额奖金——她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约合人民币642万元。

我们也非常乐于看到一个世界上最具含金量的文学奖项，颁发给一位数十年来始终不断书写女性个体人生故事的女性作家，虽然她的获奖也拥有是某种程度的时运，这是对于最近实施堕胎违法风潮的欧洲式的反击。

但我们更想说的是，一个女人在漫长的一生中如何找到自我的故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她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她总是在不断地尖锐地审视自我人生中的各个阶段，发掘记忆的极限，并尽可能接近现实。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是为了让我能够讲述它们。也许我生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我的身体、我的感觉和我的思想成为文字。换句话说，是一种可以理解和普世的东西，使我的存在融入到其他人的生活和头脑中。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始终在写，未曾停歇。

从34岁（或者说那遥远的20岁出头）一直到如今的82岁，她的写作生涯仍然是进行时。

2021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安妮·埃尔诺说：“我一直坚持不懈，女性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写作。”

▲埃尔诺作品法语版。

其次，她再次确认了书写在女性的生活固有其独特的意义。

对于喜欢埃尔诺作品的读者来说，她的作品之所以与众不同，一部分原因便是她所记录的都是女性的普通经历：婚姻生活的单调、身为母亲的琐碎、第一次性爱的困惑与矛盾，于年迈父母的矛盾，等等。

这些经历是个体化的、私密的，也是普世化的、公众的，她说：“生命是巨大的，是无限可观察的，一生还不足以告诉你一个一生。”

最后，女性上升的轨道中，最值得骄傲的不仅是阶层上升，而是在阶层上升中找到自我。

有人说，为什么书写自我，埃里诺始终更打动人心，诺奖评委会主席安德尔斯·奥尔森有一句这样的评语，在评点埃里诺书写父亲的《一个男人的位置》这部作品时，他“她的写作总是被一种背叛她所离开的社会阶层的感觉所笼罩。”

是的，这个世界的成功学总在赞美阶层上升的喜悦，但却没有人审视这期间人要付出的代价，而安妮·埃尔诺最厉害之处也正在这里，她深刻地剖折自我，深刻地表达了在阶层上升中人性的困惑与内心的流亡，而不是沉浸在庸俗的欢乐中，她总是在审视着这一切“现在我去巴黎，总有一种撬锁而进的感觉，总有一种不属于那里的感觉，我是住在城郊、来自乡下的姑娘，当我看巴黎那些富人区的人走路，他们的举止，我会有种人种学家的研究态度。”

学者李佩珊有过这么一段论述：

哲学家尚塔尔·雅奎特（Chantal Jaquet）发明了一个词叫“阶层叛逃者”，当人们从一个阶层向上流动至另一个更高的阶层，似乎天然地带着些叛徒的意味，但问题在于，这些向上流动者往往会遭遇更大的虚无，并且在这两个阶层的夹缝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正如向上流动成为了著名历史学家的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所说的，“困难的不是上去，而是在上去的同时，保持自我”。

人类总是这样复杂，生活里充满了颠沛流离，向下的通道里充满了焦虑，向上的通道满是虚无，而真实，勇敢地直面这些，大概才是个人的救赎之路。

愿我们都找到真我，找寻各自的救赎之路。

祝好运。

作者：水鸭、小潘

责任编辑：Miss H

出品：蓝小姐和黄小姐

文字原创，配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