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出资协议对民办学校出资人有多重要？

教育是家庭、国家以及社会的刚需。教育之路，承载着普通人实现阶级飞跃的梦想。即使是疫情当下，教育也仍然是家庭经济投入的主要方向，是投资者们资本逐利流向的主战场，吸引着众多投资者前赴后继。

民办学校的办学成本，既包括显性的财产诸如土地房产、桌椅板凳，也包括隐形的资源，譬如教育理念，教育资源、经营与管理、策划与实施。现实中，仅凭一位投资者之力就能提供全部资源的情况实属少数，更多的情况，是若干投资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往往很多投资人不重视内部《出资协议》，发生纠纷时悔不当初。

本文试图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启迪与国华、豫信、科美投资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探讨民办学校的出资人在拟定或签署《出资协议》时，应注意哪些方面？

以下是启迪、国华、豫信三股东及科美投资公司的关系图：

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及再审，以判决文书的方式对股东出资形式是否是其意思自治的范围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民办学校的出资人在思考股权出资协议条款的设计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一个协议：

2006年9月18日，刘继军等人以教育资源、人脉作为投资成本占股70%，张军投资7000万占股30%，双方合作成立珠海市科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美咨询公司），然后以该公司名义，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以下简称珠海分校）合作，共同建设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工程技术学院。以上内容已约定在双方签署的《9.18协议》中，以“协议签订后张军应打款500万元至科美咨询公司”为该协议的生效条件，并约定该500万元为张军的履约保证金。2006年9月30日，张军将500万元出资款汇入科美咨询公司公账。2006年10月24日，科美咨询公司将这500万元汇入了启迪公司账户。

第二个协议：

2006年10月26日，国华公司与启迪公司、豫信公司签订《10.26协议》。协议约定：（1）国华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3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30%；豫信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1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5%；启迪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5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5%。并约定三方应及时将缴纳的出资打入新设立公司（即下文中提到的科美投资公司，该公司是由前述的科美教育咨询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后产生）的筹委会账户；（2）对《9.18协议》中约定的拟与珠海分校的办学合作项目的运作及利润的分配等事项作出了约定；（3）约定了科美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由启迪公司负责办理。（4）国华公司方张军出任科美投资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5）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和投资6000万元全部由国华公司负责筹集投入。事实上，国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张军，可以看出，张军无论是在变更前的科美咨询公司还是变更后的科美投资公司，均是资方角色，之前由其打给科美咨询公司的500万元保证金，被科美咨询公司打入了启迪公司账户，后作为启迪公司对科美咨询公司的出资额。

此外，2006年10月25日，应豫信公司和启迪公司要求，国华公司汇入豫信公司150万元，汇入启迪公司50万元，并再次对科美咨询公司现金出资300万元。启迪公司将前后收到国华的550万元汇入科美咨询公司作为其对科美咨询公司的出资，豫信公司也将收到国华的150万元作为对科美咨询公司的出资额。自此，启迪与国华、豫信三股东对科美咨询公司合计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并出资完毕。

2016年10月26日，本案的三个股东启迪与国华、豫信通过了《珠海科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章程》。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启迪公司认缴出资额550万元、比例55%，国华公司认缴出资额300万元、比例30%，豫信公司认缴出资额150万元、比例15%。各股东应当于公司注册登记前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2016年10月31日，科美咨询公司在工商局变更名称为科美投资公司。在不考虑资金来源的前提下，启迪与国华、豫信三股东已对科美投资公司出资到位。

虽然启迪与国华、豫信已在公司章程中约定董事长由国华公司担任，但实际上，科美咨询公司的账户并不在国华公司或张军的控制之下，由于协议和章程均未对出资人的利益进行保护。无论是国华公司还是张军而言，现金资本虽然撬动了项目的运营，却撬不动项目的话语权，使对项目的话语权及控制权花落自家。

当启迪、国华、豫信三方在对于科美投资公司的投资和运营、管理过程中因理念不合时，作为实际出资人的国华将另外两股东诉至法院请求按照其实际出资确认股权的做法也就不奇怪了。

一审法院认为，启迪公司和豫信公司无须履行出资义务的约定等同于认可其以教育资本出资，以上两个协议应视为规避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科美投资公司的所有股东仍应按照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义务对科美投资公司出资，否则就应按照各股东的实际出资额来确定各方在科美投资公司的股权比例。

二审法院对上述两个协议性质进行了更详细的论述，并在判决书中提到“签订过程实质上是刘继军将其掌握的教育资源转换为启迪公司的资源作为出资，国华公司负责实质上的现金出资。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普通高等学校主要利用学校名称、知识产权、管理资源、教育教学等参与办学。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主要利用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等参与办学。本案中刘继军等名义上是以现金出资，实质上是以教育资源作为出资。双方实际上是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规避了我国相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9.18协议》应属无效协议。在此协议的基础上，启迪公司与国华公司及豫信公司达成《10.26协议》也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国华公司代启迪公司出资的行为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原审判决确认的启迪公司占科美投资公司5％股份、豫信公司占科美投资公司15％股份该院予以确认。启迪公司上诉称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完成出资，《9.18协议》及《10.26协议》是合法的商业交易行为等理由，缺乏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支持。

一审二审均以两个协议因规避了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为由，否定了现金资本的出资人代替教育资源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的做法，因而判定各股东应以实际出资额来确认股东权利。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思路应当结合当时的《公司法》来理解，2005年《公司法》还有实缴出资及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从资金流向来看，首先是张军将500万元打入科美投资公司的前身科美咨询公司（即变更公司名称及注册资本后的科美投资公司）的账户，然后由科美咨询公司将这500万元又打给了启迪公司，这一番打款的操作，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损害了原科美咨询公司的资本安全，构成了抽逃出资。但由于当时几方利益相关方矛盾尚未激化，没有人作为诉讼主体来追究科美咨询公司抽逃注册资金的责任。抽逃注册资金的责任虽未被追究，但科美咨询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主观过错是有的，一二审法院正是考虑了这个因素，支持了现金资本方国华公司“按照实际出资额确定股权”的诉求。

但是，最高法的再审判决完全颠覆了一审二审的裁判思路，驳回了国华公司“要求以实际出资额确认股权”的诉讼请求。再审判决书中是这么说理的：“各方对各自掌握的经营资源、投入成本及预期收入进行综合判断的结果，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损害他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属有效约定，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是构成公司资本的基础，但公司的有效经营有时还需要其他条件或资源，因此，在注册资本符合法定要求的情况下，我国法律并未禁止股东内部对各自的实际出资数额和占有股权比例做出约定，这样的约定并不影响公司资本对公司债权担保等对外基本功能实现，并非规避法律的行为，应属于公司股东意思自治的范畴。”

由于国华在案涉的两个协议中，均认可了各方对于出资及股权占比的约定，那么协议对国华公司及其他各方自认产生了法律约束力，待国华公司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发现自己丧失话语权导致对自身投出的现金资本失去了控制，想要挽回局面为时已晚。

股权之争实质上是公司控制权之争、话语权之争。根据笔者经验及检索到的关于办学纠纷相关案例，民办学校的投资人之间的纠纷主要集中在股东权利受到损害的领域。而股东权利受到损害，往往缘起于一份考虑不周的出资协议。

比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北大依林公司诉北京北大附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2020年度公司类纠纷十大典型案例之十：A公司诉C公司、B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等......

如果在项目伊始就对出资协议的条款中的关键性条款做出顶层设计与安排，局面就会不一样。

通过整理与民办学校投资者股权纠纷有关的案例，笔者有以下建议，仅供参考：

1.法律赋予股东较大的意思自治自由，《出资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可以对股东内部的实际出资数额和占有股权比例做出约定。例如本文讨论的公报案例，虽然当时的《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普通高等学校主要利用学校名称、知识产权、管理资源、教育教学资源等参与办学。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主要利用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等参与办学”。刘继军和后续的启迪公司、豫信公司属于十一条规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不能以教育资源作为出资的制约。但股东之间的《出资协议》并不是《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第十条中要求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该《出资协议》在条款设计和权利义务安排上可以相对自由，对股东的保护也可以更灵活。

2. 在设定《出资协议》时，投资方可将各方意图、投资形式等不适宜在章程及办学协议中约定的内容约定在《出资协议》中，并约定保密条款、项目设立失败时各方费用承担、违约责任等。既可以保证各方投资人权利义务清晰，也能预防有投资人中途反悔对项目造成影响。

3. 各出资人在项目运行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合作与分工形式。例如对关键业务岗位、管理岗位的人员安排，项目遇到具体问题时各方的表决权等。一份好的出资协议，往往是业务与财务、管理、股东权限各方高度统一又协调灵活的。

4. 股东之间内部《出资协议》的约定，要注意不能违反法律法规、行业禁止性的规定，具体到民办学校，要注意不能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民促法实施条例》中提到的几个“不得”，即：“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学校）筹设期不得超过三年；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民办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教育用地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以上是我对投资协议设计的一些粗浅认识，欢迎各位阅读、批评指正，并共同探讨。

文源 | 行初子规（202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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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办学校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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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能否进行“股权”设计，其股权利益如何体现？

6.民办学校如何像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一样设计“合伙人”制度？

7.如何解决出资股、管理股、教学股、服务股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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