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普京为何重提“德累斯顿大轰炸”？

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郭松民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 就20世纪的战争恐怖而言，德累斯顿轰炸事件是一个绝对带有惩戒意味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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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纳乌东四州加入俄罗斯的签字仪式上，发表了一篇颇有历史意味的演说，他开篇即道：

“我还要提醒你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英国一起，在没有任何军事必要的情况下，将德累斯顿、汉堡、科隆和许多其他德国城市炸成了废墟。”

在后面的演说中，普京又点了英美主体民族“盎格鲁·萨克逊”的名字。他说：

“但制裁对盎格鲁-萨克逊人来说是不够的，他们已经转向破坏——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通过实施对波罗的海海底的“北溪”国际天然气管道的爆炸，他们实际上已经开始破坏欧洲的能源基础设施。”

普京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触碰了什么样的历史伤口？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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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谈德累斯顿大轰炸。

德累斯顿曾是德国历史上众诸侯国之一的萨克森王国首都，是以豪华、优雅闻名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易北河上的弗洛伦萨”之称。德累斯顿拥有茨温格宫、德累斯顿国家歌剧院、圣母教堂等众多赫赫有名的巴洛克风格建筑。

德累斯顿从来不是军事重镇，战前主要生产瓷器、帽子、茶碟和香烟等，二战爆发后，也很少遭到轰炸，德累斯顿因此被德国人认为是相对安全的城市，大轰炸当天，城内有超过30万从各地逃来躲避轰炸的难民。

1945年2月13日至15日，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出动796架轰炸机，对德累斯顿联合发起了大规模的燃烧轰炸，仅在最初的两次空袭中，就投下了65万枚燃烧弹，529枚威力强大的薄壳空投炸弹和1800枚烈性爆破炸弹。

轰炸按照标准程序一丝不苟地进行：第一步，投掷大量的高爆炸弹，掀掉屋顶，露出房梁等木质结构，同时，爆炸产生的气浪把房间隔门冲走，行成贯通结构；第二步，投下大量燃烧弹点燃房屋的木质结构，第三步，继续投下高爆炸弹来阻遏消防队的救火行动。

这种“科学”的轰炸程序，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一股持续猛烈的火灾旋风，中心火场温度激增至摄氏1500度。焚烧区上方产生高速上升气流，外界的冷空气被极速带入的同时也将地面的人们吸进火中。

轰炸的效果极其惊人。据统计，德累斯顿全城共有20多万座公寓住宅，其中一半以上被完全摧毁或严重受损，其余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至于死于轰炸中的人数，据估算近20万人，确切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无法无法统计了。

简言之，对德累斯顿的轰炸，就其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来说，并不亚于一次核爆炸。

1945年2月，苏军和盟军已经从东西两线深入德国本土，纳粹德国败局已定，德军也已经撤出了德累斯顿，这次轰炸确实如普京所言，缺乏军事上的必要性。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对德累斯顿进行如此猛烈的轰炸呢？

英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曾经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就20世纪的战争恐怖而言，德累斯顿轰炸事件是一个绝对带有惩戒意味的悲剧。”

惩戒谁呢？当然是德国人，日耳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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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西方”是一个整体，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事实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并不认为自己是“西方”的一员，英美主导的“西方”也不认为德国是自己的一员。

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认为自己既和东方（俄罗斯、苏联）作战，也和西方（英美）作战，因此是“非西方”的。

与之相对，在英美主流文化中，也长期把日耳曼人视为“野蛮人”。

在英语世界中，德国人一个固定的蔑称“匈人”（Huns，即“匈奴人”）。当然，德国人获得这一蔑称，很大程度也属于咎由自取——1900年，在向中国派遣八国联军时，德皇威廉二世声称德军要像一千年前阿提拉王率领的匈奴人一样毫不留情，在中国为德国扬名立万一千年。到了一次大战，英美在和德国进行“舆论战”时，抓住了威廉二世这一讲话，统称所有德国人为野蛮的“匈人”。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军人外腰带的金属扣上有“GottMitUns（上帝与我们同在）”字样，其中的“Uns（我们）”又继续被英美士兵读作“Huns（匈人）”。

威廉二世是无知的。他不知道，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中国的汉武帝就派出卫青、霍去病统帅的远征军，直捣漠北匈奴老巢，差点生擒匈奴王。正是在汉军的持续打击下，匈奴才不得不远遁西方，到了欧洲变成令日耳曼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即匈奴王阿提拉）。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盎格鲁-萨克逊人把日耳曼人视为“野蛮人”，还有还有欧洲历史和文化的因素，比如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源于“蛮族”的不断袭击，而“蛮族”中的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均属于日耳曼族。

这些文化与历史的事实，使得地处中欧、在欧洲列强中最后崛起的德国，一直被英法等欧洲老牌“文明国家”视为在开化程度上只是略强于更加落后的斯拉夫人，更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缘故，英美对德国一直怀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

英国陆军上将和外交官，二战时期丘吉尔的参谋长和第一任北约秘书长黑斯廷斯·莱昂内尔·伊斯梅男爵，在1949年曾经这样概括北约一箭三雕使命——“拒俄、纳美、抑德”，或者更通俗的说，北约的功能是“赶走俄国人，请来美国人，压制德国人”。

也就是说，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和德国，同时都是北约防范的对象，北约的正面是围堵俄罗斯，背面却是为德国穿上拘束衣，同时为美国插手欧洲提供一个方便的平台。

所以，北约是有“内圈”和“外圈”的，而德国从来不在内圈，是北约的二等公民。

奥巴马政府时期，曾经爆出美国秘密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的丑闻，2014年，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德国秘密招募间谍，德国宣布驱逐美国在柏林的情报主管。所有这些，都折射了美国对德国的真实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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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有很浓重的“俄罗斯情结”，而俄罗斯人也有“德意志情结”。

历史上，俄罗斯帝国的很多沙皇都非常亲德（普鲁士），沙皇彼得三世（1762年1月5日—7月9日在位）就是当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铁杆粉丝。他登基后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就是放弃在七年战争中的所有胜利果实，归还整个东普鲁士以及七年战争期间占领的所有土地，俄罗斯退出战争并转而与普鲁士结盟。

彼得三世不久之后被自己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二世推翻，但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就是德国一个小公国斯德丁的公主，是原装正版的德国人。她在位期间开始招募自己的同乡到俄国垦荒，并允许他们保留德意志语言和文化，前后多达百万人。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德意志人聚集区成立了“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才被取消。

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后的历任沙皇，均具有日耳曼血统。

与之相对应的是，德国人也有“俄罗斯情结”。

据报道，默克尔任德国总理时，办公室里就一直摆放着最早征服克里米亚半岛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画像。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玛斯·曼恩也曾经特别强调德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德国《明镜》周刊曾以《德国究竟有多“西方”?》为题发表文章，再次提出德国自身的认同问题。德国朝野和经济界非常热衷的“北溪”天然气管道，无疑相当于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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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在乌克兰战争陷入僵局的时刻发表这篇演说，重新撕开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历史伤口，并提醒日耳曼人，他们与斯拉夫人都曾被盎格鲁-萨克逊人视为野蛮人。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有历史感的政治家，普京意识到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希望在于德国重新认识自己与俄罗斯及“西方”的关系，而“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毁，意味着盎格鲁-萨克逊人也在担心这一点。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