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的可乐不要随便喝：日本毒可乐随机杀人事件

毒可乐第一案发现场（1977年高中生发现可乐的地方）事件发生后要求目击民众提供线索的广告牌

喜欢喝碳酸饮料和啤酒的人，大概都可以简单地分成“玻璃瓶派”和“易拉罐派”吧！我是玻璃瓶派的，原因很简单：一直以来都觉得易开罐装的啤酒或碳酸饮料，喝得出来有一股“罐子味”——那是铝罐以及其上涂抹的内膜的味道。

铝罐既有怪味，又不像玻璃瓶般可以回收再利用，好处大概就是轻了点，此外无他。

那么，到底为什么厂商和消费者都很喜欢这样的设计呢？

百思不得其解的我，在看到1977年日本发生的“氰化钠毒可乐无差别杀人事件”之后，终于了解为什么了——原来，就连看似密不透风的玻璃瓶，也能够轻易地在其中下毒啊。

深夜电话亭的一瓶可乐：东京男高中生喝下的那瓶毒汽水

1977年1月4日凌晨，16岁的桧垣明君和五个同事在东京品川站下车。他们路过了一个电话亭，其中一人发现电话亭里有一枚10元日币，以及一瓶放在地上的可乐。

“太幸运了！捡到了10圆和一瓶可乐耶，大家一起喝掉吧！”——发现可乐的人这样说着，将可乐递给了桧垣明君。六人回到宿舍后，约定洗好澡之后在娱乐室碰面，一边喝酒聊天。

还不到法定饮酒年龄的桧垣明君，打开了那瓶“幸运获得”的可乐，仰头就是一口。“这可乐坏掉了！”才喝了一口，桧垣明君就意识到可乐不大对劲，立刻吐了出来，并用自来水漱口。

但不幸的是，他已经喝下足够致死的剂量，数分钟之后便意识不清地倒在地上。尽管救护车很快地就将他送到了北品川综合医院，医院也火速地进行了气管切开术与洗胃等紧急救护措施，桧垣明君仍在早上7点30分的时候死亡。

16岁的桧垣明君，是京都洛东高中的一年级学生，父亲是新大阪站的员工。因此，当桧垣明君想要利用寒假打工时，他就到了父亲任职的国铁，在由新大阪开往东京的“回声号”列车上担任工读生。

这班由大阪到东京的列车，本应是桧垣踏出职场的第一步，谁知道却沦为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

一个男高中生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东京的警察自然万分紧张。案发现场的高轮警察署与警视厅搜查一课的警官，立刻到宿舍查验。鉴定的结果，确认就是路边捡到的这瓶可乐中被加入了氰化钠。

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不过是“毒可乐事件”的序幕开场。

毒可乐第二被害者：倒在人行道上的前科犯

在桧垣明君急救无效过世之后的45分钟，距离他捡到致命可乐约600公尺远的人行道上，有民众发现了一名穿着灰色衣服的中年男性倒在路上。

尽管人尽快送到了医院，但依然回天乏术。一开始，警方从他身后遗留的物品：25圆的现金、一个单肩背包，和一条毛巾中，推断此人是因天气过于寒冷而冻死在路上。

没想到，遗体解剖的结果，竟然检验出氰化钠！这下不得了。

正好，警方也发现了遗体陈迹处附近有吐出可乐的痕迹。随着这个痕迹，在约100公尺远的路灯柱下发现了一个空的可乐瓶——这已经不能算是巧合了，很明显，这是有人蓄意在可乐中下毒的连续杀人。

那么，这是特别针对两名受害者的行动，亦或是完全随机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呢？警方开始着手清查第二被害者的身份。最后，从指纹查出此次的被害者原籍山口县下关市，名为菅原博。

46岁的他，本来在原籍地从事林业，但因为窃盗罪两次被捕，之后又因涉入诈欺罪而逃亡，已经销声匿迹了13年之久。

毒可乐的第三波攻击：与死神擦身而过的国中生

有了这两次的经验，警方不敢大意。立刻组成了约200人的机动队，在周边进行搜索。他们立刻在附近另一部公共电话前面，发现一瓶可疑的可乐。

令人吓出一身冷汗的是，早在警方发现这瓶可乐之前，已经有个住在附近的国三生看到这瓶可乐了。万幸的是，他想先去办点事，回家前再来拿这瓶可乐——当他办完事情回来，发现“当事可乐”已经被警察团团包围的景象，想必吓出一身冷汗吧。

高轮署管辖的这一带，接二连三地冒出毒可乐来，警方便以此地做为中心继续之后的搜查。透过对三个潜在受害者的调查，警方初步已经判断这是无差别杀人事件，因而难以从受害者的人际关系网中寻得嫌犯。

那么接下来就是清查可以得到毒物的对象了。

然而不巧的是，尽管氰化钠是剧毒，但它同时也是镀金工厂不可或缺的药品。正巧沿着犯罪现场的品川到川崎这一带，满街都是镀金工厂。

换言之，氰化钠对凶手来说根本就是唾手可得的物品。针对指纹与可乐瓶的搜查也一一进入了死胡同。

事件就这样，在找不到物证、无法锁定犯人、连犯案动机与具体犯行经过都完全不明朗的状态下，成为隐藏在历史之中的谜案。

话说回来，到底为什么当时的这些人看到路边的可乐都能很放心的喝下去呢？翻阅众多数据，偏偏这一点没有得到什么样的解释。只能说当时的东京一带，或许是个出乎意料民风纯朴的地方吧！

事件余波：大阪的受害者与谜样的毒巧克力

在搜查没有什么进展的情况下，一个月后在大阪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态——出现了毒可乐的第三个受害者：在运输公司担任司机的39岁男性。他在出勤的途中到自动贩卖机买烟，然后顺手拿了被放在贩卖机机顶的可乐。

同事劝告他东京才刚刚发生毒可乐事件，这玩意别喝比较好，但死者说“只喝一口没关系吧”。

他喝完不久，就开始“觉得恶心”，感到双手麻木。同事急忙叫了救护车。在病床上，他告诉同事还看到另一瓶可疑的可乐。经警方检验，这些可乐和引发东京骚动的可乐，都含有剧毒的氰化钠。

在受害男性返家休养的隔日，警方上门想要询问他相关的问题。没想到却发现该名男性自杀的遗体。没有留下遗书，但其妻说，丈夫为了自己的愚蠢引发如此骚动感到相当羞耻。

但，有糟糕到需要自杀的程度吗？

由于这样不平常的举动，使得该名男性就是犯人的说法也浮上台面。关于他的各项行动也被一一检证，并找到一些确实令人心怀疑窦的行动：比如说，明明知道东京无差别毒可乐事件，就是在路边捡到的可乐，却又执意喝下肚？

又比如说，其实没有人真的看到他喝下可乐。再来是，据称送医时，该男性是可以自己走到诊疗室，而血压与脉搏并无不寻常的情况。就医师的诊断，似乎也没有中毒的迹象。

尽管有种种可疑迹证，但警方却也找不到该名男性就是犯人的确实证据。也许他确实没有中毒，只是怀疑自己有，后来发现弄错了，觉得颜面无光，而在脸皮特别薄的状况之下，决定告别人世？

再也没有人能够知道是否如此了。

就在此时，东京的八重洲地下街发现了一批毒巧克力，总计四十箱。上面以橡皮戳章盖着以片假名写就的“这是对骄傲的丑陋日本人降下天诛”一句。

警察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甚至无法确定该批毒巧克力与毒可乐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是同一个犯人，又或者是模仿犯的手笔？

玻璃瓶的衰退、易拉罐的盛行，与“愉快犯”的诞生

事件就在什么都不明朗的状况下，默默的结束了。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消费者只好开始用各种方式来保护自己。最简单的就是从此不喝玻璃瓶装的饮料了——“那么容易被人加料的产品，谁敢喝啊？”当时的人，就算说出这样的话来，也不奇怪吧。

以此为契机，自动贩卖机中越来越少出现原本是主流的“250ml、可回收玻璃瓶”此一规格，改而开始流行起“只要一打开就无法回复原状的250ml易拉罐”。带有油膜味的罐装饮料，终于以安全性击败了相较之下更环保也更美味的玻璃瓶。

此一“毒可乐事件”对日本社会还有着更深层的影响：由于犯人的动机不明，既非想要勒赎，好像也不是想要报复，因此出现了“说不定是喜欢看到世间因为自己的行为骚动难安，而感到愉快吧？”

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犯罪本身就是目的。根据这样的思路，提出了“愉快犯”的概念。

在“愉快犯”已经不是新鲜词的今日，回首过往，偶尔也会羡慕那个能够放心地喝着路边不明饮料的时代吧。随着技术的进步与环保意识的提升，近年来玻璃瓶商品又开始有了复兴的趋势——玻璃瓶的时代，或许又要到来了。

下毒的时代也会一起到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