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公司的总裁因病逝世，但他的成就无人能替，他就是王江民

4月5日，清明节，微博上的众多好友转来同一条消息:王江民老师因病逝世，时年59岁。跟评者多惋惜慨叹。

生前，王江民任北京江民新科技公司董事长、总裁，他开发了KV系列杀毒软件，一手创办了江民科技，被业界公认为反病毒行业的先锋。

不幸的童年

王江民刚开始记事的时候，他的腿就“已经完了”。王江民腿部的残疾是3岁时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一下楼，就从楼顶滚到了楼梯口。”下不了楼，王江民每天只能守在窗口，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寂寞时，拿一张小纸条，一撕两半，将身子探出窗外，一捻，往楼下“放转转”。

厄运并没有就此止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王江民那条不方便的腿又被人骑自行车轧断了一次;站在小桥上看河里的鱼，被过路人碰倒，一头栽到水里;在烟台海边的礁石上钓鱼，涨潮了，回不到岸上，只会潜水不会抬头游泳的他，一个猛子扎进海水里，饱尝了苦涩的海水，也学会了抬头游泳。

倒霉的王江民不信邪，腿不方便，可偏偏喜欢爬高山;腿不灵，偏要学骑自行车，结果摔得鼻青脸肿，眼冒金星;小学四年级时就学会了熬夜，这一熬，熬出了双波段八个晶体管的收音机、无线电收发机以及电唱机。

对于身上的残疾，王江民只是“有感觉但不痛苦”，让他感到痛苦的是初中毕业后，没有工厂愿意要他。“找了很多单位，不要工资白干，人家都不愿意接受。我觉得我被社会抛弃了。”

王江民一边为自己的腿暗自伤心，一边在家里自学针灸，试图医治自己的腿。一个接骨医生曾经想收王江民为徒，但看到他身单力薄，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摁住病人的腿脚，就不提这事了。

38岁开始学计算机

到1971年，终于有一家街道工厂愿意接收王江民。王江民很争气，一两年后就成为该厂的技术骨干，3年之后，他上了职工业余大学，等他成为工厂里的生产负责人，除了支部书记就数他最大的时候，再想去参加高考，厂里面就不放他了。王江民因此丧失了1977年通过恢复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

王江民是革新能手。直到现在他还承认最精通的仍然是机电，“干机电就像我现在杀病毒一样，非常轻松”。但王江民也因此被“文革”中的工作组定为“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专不红，不能重用，不能当领导”的典型。王江民丧失了向仕途发展的机会。

1979年，因为在激光产品方面获得多项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王江民被评选为全国105个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不管曾经失去了多少，最终能成为全国一百零五分之一，王江民认为自己的努力值了。

1988年，王江民第一次接触了计算机。他意识到要搞光机电自动化，必须依靠计算机来控制，不学计算机肯定会落后。“我38岁开始学计算机，没有感觉我老了，没有感觉我不行，只感到我的英语基础不好。再说，计算机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搞计算机是用计算机，不是学计算机。”

仅仅只是在上班的时候摆弄计算机，王江民感觉不过瘾，1989年，他花1000多元自己买了一台中华学习机，第二年又买了一台8088PC机。王江民首先学的是BASIC语言。

当时，王江民的孩子正上小学一年级，他就琢磨着怎样用计算机教育孩子。就这样，王江民编出了中国第一套按照教学大纲进度要求，成体系的一二年级数学、语文教学软件。这个软件在《电脑报》交流，被评为第二名，第一名是WPS磁盘版。《电脑报》每“交流”出一套王江民的教学软件，就给他25元，三个月后，他收到了800多元钱。王江民从一开始就是在用计算机，而不是在学计算机。3年级以上的教学软件，王江民没再开发，因为此时他已把目光投向了杀病毒。

独特的“广谱过滤法”

1989年，国内首次报道界定了病毒。在此之前，王江民就发现了小球和石头病毒，“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指出那是病毒”。王江民的工作是开发工控软件，但用户的机器因为感染病毒不能正常工作，用户就认为是他开发的软件不好用。“这种情况逼着我必须解决病毒问题。”

王江民先是用Debug手工杀病毒，跟着是写一段程序杀一种病毒，第一次编程序杀的病毒是1741病毒。王江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杀一种病毒就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公布这段杀病毒的程序。

王江民第一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时，有人讲，中国软件编程人员开发水平怎么这么低，连一个计算机病毒都编不出来，遇到的都是外国人编出来的病毒。两年之后，中国人编的病毒出来了，而且非常厉害，不像当时外国病毒那样大多是搞恶作剧，而是真正破坏数据。

王江民第二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一些专家的论调改成了“计算机病毒现在越来越厉害了，研究计算机反病毒不能随随便便，研究反病毒软件，最后总要卖，如果卖，难免要出现前面放病毒、后面卖软件的恶性循环”云云。王江民不同意这种狭隘的言论，“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不可能发生反病毒的人编病毒的事情，从心理学上不可能，从法律上讲是犯罪行为，而且能够杀病毒也不见得就能编病毒，编病毒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反病毒要复杂得多”。

王江民坚持走杀病毒的路。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武汉大学篮球教研室寄给他的变形病毒样本，这是王江民第一次遇到，也是在中国第一个出现的变形病毒。用传统的杀病毒方法，王江民想了一周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最后他想到了“广谱过滤法查毒”。结合后来又掌握的几个变形病毒样本，王江民在理论上归纳出了变形病毒的特性，开创了独特的“广谱过滤法”，这篇论文在全国计算机专业学术交流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拥有了先进的理论基础，王江民决心把自己的反病毒软件商品化。但等到他真正要把产品商品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杀病毒软件同样会和其他杀病毒软件一样，遇到对病毒反应滞后的问题。“KV在烟台大受欢迎是因为我就在烟台，因此，我比其他反病毒软件反应及时，但如果在别处，KV会同其他反病毒软件一样严重滞后于病毒。

“怎么办?”王江民联想到了外地用户遇到新病毒，自己打电话、发传真，告诉用户反病毒广谱特征码，查杀病毒的方法。“能不能在报纸上一个星期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用户自己升级?”王江民将自己的想法连同开放式、可扩充的KV100软件一起寄给了《软件报》，并为它起了个非常鲜明的名字“超级巡警”，以示高效广谱的查毒特性。

《软件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在1994年7月15日首次发布了《反病毒公告》。KV100在《软件报》上一炮打响，王江民快速杀病毒网的理想初步实现。“在没有Internet和光盘传播的时候，报纸的反病毒公告发挥了绝对的作用。有不少单位的领导要求计算机管理员把每一期的报纸都剪下来，把新病毒特征码加进去。”

聚散离合

手里有了一个好软件怎样把它卖出去?王江民开始跑中关村，寻求转让对象。第一个识货的是天博公司的李鸿业，但他拿不出两万元转让费，于是李鸿业就把王江民介绍给了鲍岳桥。当时鲍岳桥很想找一个杀毒软件捆绑到UCDOS3.0里面，因为用户的汉字系统染上了病毒，老说汉字系统不好。

王江民和当时负责UCDOS的宋明华谈，宋明华大方地说:“不要说2万元转让费，5万元也没问题。但宋明华不同意软件上署名UC-TB-KV，只同意署名UC-KV。双方最终没谈成。

王江民第一次通过朋友介绍和华星公司接触，华星开始并没有意识到KV100的价值，是国外某大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20多台微机染毒瘫痪事件，让华星公司认识了KV100和王江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