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忱石 | 《永乐大典》的厄运

《永乐大典》的命运，像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一样，受尽种种磨难和摧残。虽然有正副二部，但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

清代康熙间，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发现了《永乐大典》，是嘉靖抄本，并已有残缺。徐乾学认为，《永乐大典》在“鼎革时亦有佚失”，也就是说副本在明清之际已有散失了。雍正间又把《大典》副本从皇史宬改贮在翰林院。李绂、全祖望在翰林院也见到过。全祖望却认为正本没有遗失，藏在乾清宫里，他曾经想建议用宫里的正本来补配副本。直到清末缪荃孙也抱有与全祖望相同的观点，而且他认为正本是在嘉庆间乾清宫失火时销亡了。其实全祖望、缪荃孙等对正本的下落都是猜测之辞。乾隆九年至十四年间，在编制《天禄琳琅书目》时，把宫中的善本都集中在乾清宫旁边的昭仁殿进行编目，如果宫中藏有《永乐大典》正本，怎么会不编入《天禄琳琅书目》呢？后来修《四库全书》时，屡叹《大典》副本不全，曾在宫里宫外都找过。《永乐大典》是万卷以上的巨帙，如果正本藏在宫里，是很容易发现的，可是并没有找到。清高宗曾作诗说：“《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清高宗对《大典》不全亦无可奈何，可见《永乐大典》正本在清代以前已经亡佚。但正本何时亡佚，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一般人估计毁于明清变动之际。《永乐大典》正本的亡佚，无疑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次巨大损失。

《永乐大典》副本的遭遇也是很惨的。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在它身上留下深深的创痕。

皇史宬

《永乐大典》副本自明隆庆迄清康熙这一百五十多年里，一直贮藏在皇史宬，雍正年间又改藏在翰林院的敬一亭。开三礼书局的时候，李绂、全祖望都利用过，发现有残缺。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四库全书馆时，要从《永乐大典》中裒辑佚书，对《大典》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已缺一千多册，合二千四百二十二卷。《四库全书》总裁纪昀对《大典》己非全帙，深为叹息。这二千多卷何时亡佚，没有一丝线索。有人猜测，康熙间修书时，总裁官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成翻阅此书，估计残缺部分尚留存在他们家中。清高宗命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这些人家中查问，并讲明《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取，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并不追究，但一本也没有找到。同时估计到《大典》是“前朝旧书”，很可能流通在书贾坊林之间，于是又派专人“留心体访”，也没有找到下落。副本二千余卷的亡佚，也可能在明清之际，这是《永乐大典》副本的第一次丢失。

清乾隆时，对《永乐大典》的保存，应当说还是比较重视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发生过一次《大典》失而复得的事件。当时《四库全书》修纂官黄寿龄，私自把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偷去。清高宗对这件事非常恼火，他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听纂修等携带外出。”命令立即“查询明确，据实覆奏”。步军统领尚书英廉严缉盗贼。由于官府搜缉很紧，《大典》是宫内之物，书店和纸铺都不敢收购，偷盗者无法脱手，又把这六册悄悄放到御河桥边。虽然《大典》失而复得，但黄寿龄受到罚俸三年的处分。从此，四库馆吸取教训，严格限制携书外出，《大典》丢失的机会自然减少了。

《四库全书》修纂完毕后，一些馆臣视《大典》为“精华采尽，糟粕可捐”的多余之物。嗣后，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一统志时都曾利用过《永乐大典》，但已缺乏严格的保管制度。尤其是道光之后，《大典》被束之高阁，蛛网尘封，虫咬鼠啮，无人过问，一些官员便乘机偷窃。《大典》在书籍中可称是庞然巨帙，不易拿走。可是翰林院的贪婪之徒偷盗伎俩极为巧妙。据清人缪荃孙记载：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带棉袍一件，打成包袱形状如两本《大典》大小。晚上离院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却把两本《大典》包入包袱里。看守人员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理应晚上仍带包袱而去，丝毫不起疑心。日积月累，像文廷式之流一人就盗走一百多本。《大典》逐渐流散出去，引起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觊觎，用每本十两银子的高价暗中收购，以致《大典》亡佚日多。光绪元年(1875)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大典》已不到五千册，至二十年(1894)六月，翁同龢曾入翰林院检查，竟只存八百册了，亡佚之快，简直惊人。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对《永乐大典》保管不善，以致《大典》又遭到第二次人为的破坏。

《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是帝国主义两次对中国的侵略。咸丰年间，英法帝国主义谋求扩大侵华特权未果，便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肆烧杀掳掠，攫夺珍贵文物，称为“万园之园”的清代皇家宫苑——圆明园，也被侵略者焚之一炬，化为灰烬。翰林院中的许多珍贵典籍，侵略军也肆意焚烧拿取，任意糟蹋，《四库全书》文源阁本在这次劫乱中被焚毁，《永乐大典》也难以幸免。当时相传英人劫走的《大典》最多，故后来黄公度出使英法时，王颂蔚临别赠诗说：“《大典》图书渊，渔猎资来学。岁久渐沦芜，往往山岩伏。颇闻伦敦城，稿尚盈两屋。愿君勤搜访，寄我采遗目。”王颂蔚说伦敦藏有《大典》“稿尚盈两屋”，希望黄公度出使英法期间，能搜求《大典》回国。

事隔四十年，《永乐大典》又遭受了另一场更为惨重的浩劫。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阴谋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联合组成八国侵华联军，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入侵北京。翰林院座落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相接，该地沦为战场，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为兵火所焚，其余也散落在瓦砾中，遍地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竟用《永乐大典》来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一些稍微懂得此书价值的侵略者，又乘机抢劫。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毗邻，可谓“近水楼台”，劫走最多。英使馆官员翟理斯在《使馆被围日记》中记道，当硝烟余烬尚未完全熄止的时候，他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拾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卷一三三四五这一册，作为“战利品”，后来交给他父亲收藏。另一个叫威尔的，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录得更为详尽。他写道，翰林院里的藏书“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钞本，凡数千万卷”，这些典籍“有与黄金等价者”，在猛烈的枪声中，有人用火具抛入翰林院，“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威尔、翟理斯等人，当然也是属于在火光中恣意“拣选”，抱之而奔者。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哄抢完毕后，还装模作样地到总理衙门报信，真是贼喊捉贼。他们还恬不知耻地夸耀说：“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事后，在废墟堆中，还有不少人捡到《永乐大典》，译学馆官员刘可毅在侵略军的马槽下就拣到《大典》数十册。

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的残存本被分割散裂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成为他们象征东方文化的陈列品或高价待沽的商品。有的甚至出现在旧书店或拍卖行里。戏字韵的一册，就是叶恭绰在1920年从伦敦买回的。

一些帝国主义分子趁火打劫，意犹未已，还千方百计地从中国私人手中攫夺。东洋文库便是一例。东洋文库的前身是莫利逊文库，为英人莫利逊创办，他在庚子事变中掠得《大典》六册。莫利逊死后，东洋文库从他的妻子手里接收了六册《大典》，同时委托北京等地书肆，如有出卖《永乐大典》，希望首先告诉他们，因此又购得多册。1943年春，东洋文库得悉吴兴嘉业堂所藏的四十九册要出售，便勾结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松冈洋右，因此，这一大批《大典》为满铁图书馆占有了。一些官吏和书商，为贪图暴利，也随便将《大典》售于外人。民国三年(1914年)有个叫董康的官吏，携带十七册《大典》东渡日本贩卖。又如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美国还通过其在燕京大学的代理人，从该校图书馆取走该馆仅藏的一册《永乐大典》。帝国主义分子掠夺我国珍贵文物的罪行是不胜枚举的，掠夺《永乐大典》，仅是其中的一桩而已。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永乐大典》在暗偷明抢、巧取豪夺之下，几乎丧失殆尽。残存的少量《大典》，有一些也远离了她的祖国，流散到异域远邦。这部出类拔萃的文化典籍，遭受如此厄运，没有人不为之痛心的。

本文选自“国家珍贵典籍史话丛书”《永乐大典》史话， 张忱石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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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公众号

编辑 | 田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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