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伟的老师获诺贝尔奖，为何没有潘建伟？

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三位科学家Alain Aspect、John Clauser、Anton Zeilinger获奖，以表彰他们“用纠缠光子进行实验，证伪贝尔不等式，开创量子信息科学”。

量子纠缠、贝尔不等式、量子信息科学，熟悉这几个概念的人们会想起中国科学家潘建伟。潘建伟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量子纠缠、量子信息，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发射了“墨子号”人类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基于墨子号展开了量子密钥分发、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分发检验贝尔不等式、量子隐形传态等实验，并且获得了圆满成功。今年的获奖者Anton Zeilinger（安东·塞林格）正是潘建伟在奥地利学习时的老师，为何潘建伟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这个问题还要从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争论讲起。当年爱因斯坦认为玻尔等人建立起的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并提出EPR佯谬。爱因斯坦和玻尔两派争论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直到1964年约翰·贝尔基于爱因斯坦的定域性假设给出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可以设计实验检验的，这个公式就是“贝尔不等式”。今年的获奖者John Clauser在1969年将贝尔不等式进行了改进及推广，并设计出基于光子对偏振相关性的实验检验贝尔不等式。如果贝尔不等式成立就意味着量子力学有问题，如果贝尔不等式不成立就意味着量子力学正确。John Clauser曾在70年代通过检验贝尔不等式的实验证实了量子力学的正确性。另一位获奖者Alain Aspect在1981年的实验中也得到了与量子力学一致的结果。潘建伟的老师Anton Zeilinger也用不同的实验得到违反贝尔不等式的结果。

墨子号的千公里级星地量子纠缠分发检验贝尔不等式的实验将探测器的距离扩大到1000千米以上，并且实现了卫星和地面之间的分发。从根本上讲，这个实验的最大价值在于两个探测器的距离变大，这并不算是多么有价值的创新。哪怕是将探测器放在更远的地月拉格朗日点上，实验的原创性也显得不足。而诺贝尔奖偏爱的是从无到有，从0到1，而不是从1到100。

当然这并不是说潘建伟的工作不重要，潘建伟的工作更多的是倾向于应用，比起应用科学诺贝尔奖更偏爱基础科学。当潘建伟在量子通信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就时，很多人就意识到潘建伟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不高，他的老师塞林格倒是比较有可能。

另外，潘建伟的工作促进了三位科学家的获奖。诺贝尔奖向来是非常谨慎的，基础方面没有有效的实验证据不会轻易发奖，应用方面没有美好的应用前景前不会轻易颁奖。正是因为有潘建伟的一系列实验证实星地量子通信网络的可行性，正是因为潘建伟的工作让很多人看到了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的巨大前景，三位科学家才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国科学家的工作促成其他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事例之前也有。国内一些高校热衷采购冷冻电镜，冷冻电镜的一个很好应用就是解析蛋白质结构，借助冷冻电镜解析蛋白质结构可以疯狂在《Cell》《Nature》《Science》上发表论文，这正好和国内的一些评价指标相吻合。蛋白质解析论文发得越多，冷冻电镜技术就越容易得奖。最终2017年诺贝尔奖化学奖颁发给对冷冻电镜技术做出杰出贡献的三位科学家。

二三十年前中国官方曾经提出以夺取诺贝尔奖作为奋斗目标，那是中国科技土壤比较贫瘠时期的呐喊。现在类似的说法少了些，因为有些方面已经做出了诺贝尔奖级别的发现。但是整体上一些人对待科学的观念还是比较落后。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仍很强烈，要想拿到研究项目、要想成为院士不得不分散精力做其他一些事期。而且院校以及公众更乐意看到短期的效应，更希望快速看到成果发了多少个CNS，更希望成果能够得到快速应用。这些能让人高兴一时，但是诺贝尔奖并不喜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