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电影《刘三姐》如何“杀疯”海外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有一部歌唱电影《刘三姐》横空出世。在内地热映后，它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引发轰动效应，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困难时期我国的对外文化输出。那么，这样一部电影是如何冲破重重封锁，在海外引起“海啸级”效应的呢？今天白羽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一、香港热映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电影想要在香港地区播放几乎是举步维艰的事情。

随着国共两党在香港政治宣传的加剧，港英当局为表示中立，在1953年11月颁布《电影检查规则》。这个规则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防范两边相互的政治宣传。它完全没有明确的审查细则，全凭政府的政治意图来决断，因此被称之为“冷战竹幕”效应。

香港《电影检查规则》的范围十分广泛，要求也十分严格。如果电影中出现军人、领导人、国旗、国歌的镜头，或者只要台词、歌词甚至布景中出现“政治性”内容，都会被要求删减甚至禁映。

于是，大量内地的现实题材电影想要在香港上映，几乎是寸步难行，并进一步影响到对南洋等地的发行。

据长期在南方影业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的许敦乐先生回忆，他们当时常以商业利益受到侵害为由向电影审查部门据理力争，而且往往令审查人员无言以对甚至恼羞成怒，但依然改变不了多数电影被禁映的命运。这条规则一直到了1987年，这项《电影审查规则》才被认定为不合法。

于是在这种严苛的条件下，电影《刘三姐》同样经过了层层审查。这个虽然是民间传说的改编，但显得是如此轻松愉快。歌唱、爱情、大量喜剧性桥段，掩盖了创作中原本要表达阶级斗争的意图。影片最终确实顺利通过审查，成为该时期为数不多，能够在香港发行的非戏曲片。

根据资料显示，《刘三姐》在香港于1962、1964、1978年先后有三次规模性的放映。1962年的首次公映持续了42天，票房超30万港元，为当地所罕见。

二、新加坡热映

由于《刘三姐》在香港的示范性效应，《刘三姐》立刻吸引了东南亚片商。电影想在这些地区上映，面临第一道难关的就是新加坡。

1962年曾经有一部影片《甲午风云》在新加坡热映，引起了轰动的民族情绪效应，遭到新加坡当局的禁映。

从近代起就漂洋过海到达陌生国度开拓自己生存空间的华人，也正是希图凭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开辟出新天地。刘三姐的传说与割舍不断的民族情怀在当时引发了太多海外华人的心理共鸣。

同时，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正力图摆脱长期以来殖民地身份的东南亚地区人民，也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构成了微妙的多重复调。最终经过多轮协商，《刘三姐》在新加坡的首轮放映长达七个月，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然而，《刘三姐》轻松愉快的表层故事使其再一次通过审查，但仍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当地的各种政治较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曾借用《刘三姐》中山歌对唱的方式来讽刺反对派。

虽然缺乏其他材料佐证这场政治山歌战是否真实存在，但《刘三姐》上映期间，新加坡的确处于是否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关键性政治时期。

同时《南洋商报》上的另一则消息显示，在《刘三姐》影片热映近三个月后，人民行动党的地方支部曾举行电影招待会，同时放映《刘三姐》和宣传马来联邦的新闻片为该党事务筹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刘三姐》的确卷入了当地的政党活动。

据新加坡学者考证，电影从1962年6月26日至1963年1月24日，共映968场，观众达50万人次，创下该地中西影片首轮放映纪录。

为了避免陷入新加坡的斗争漩涡，发行《刘三姐》的新世纪公司由当地报界人士临时组建的，并且在放映完《刘三姐》后立即宣告解散。

三、禁映与期待

当然，“刘三姐”在竹幕中的穿行并非通行无阻。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马来西亚，长期对共产主义思想和华人文化都进行严格控制。

根据时任邵氏马来西亚公司放映员的黎逢友回忆，马来西亚当局对电影放映审查十分细致，放映片目需提前一至三个月向文化部、政治部详细申报，放映未获批准的片源属于严重违规行为。

因此尽管电影已经在香港、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影响广泛，但是《刘三姐》当时没有在马来西亚公映的可能，许多马来西亚观众只能赴新加坡观看该片，为此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观影旅行团。

在泰国等地，《刘三姐》的发行据称也曾遭到破坏阻挠，上演了冷战时期的又一次政治“暗战”。影片中上映时所面临的种种阻碍，似乎也跟刘三姐的放抗性山歌一样相映成趣。观看《刘三姐》不仅享受着偏重人物用智慧战胜强权阶级的快感，也叠加了接受来自红色中国神秘精神感召的、突破禁忌的快感。

在潜移默化中，观众对已然翻天覆地的遥远中国的想象，是刘三姐和阿牛哥们已经获得了类似山歌的“神性”阶级武器，斗志昂扬地打倒了恶势力，并共同过上了美好而充满希望的生活。

在东南亚观众的回忆中，《刘三姐》往往与香港武打电影《唐山大兄》相提并论。对于外来族群被长期压制的华人来说，只要稍加转换，无论是对穷人巧取豪夺的地主，还是盘剥工人草营人命的资本家，都可以轻易对应上现实境遇中的种种不公正。山歌和中国功夫一样，成为普通民众心中可以战胜一切恶势力的独有民族武器，也是一种神化的力量。

1978年，《刘三姐》第三次在香港大规模放映，其后又多次重映，南方影业公司采取了到广西桂林旅游抽奖的宣传方式，最轰动时曾经引发85万香港观众参与。

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马来西亚，由于当地对华人的长期管制，所以马来西亚华人大多数聚集在“新村”。2013年，马来西亚学者组织了《刘三姐》的露天放映，虽然仅仅是用DVD播放，但是连续两周的放映，依然吸引了大批在60年代跨境观赏《刘三姐》的观众前来观看。

很显然，《刘三姐》已经成了海外观众共同文化记忆，甚至形成了世界华人华侨的新文化传统，这一切又与故国、故人的怀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深层的民族情感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