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相比运输丝绸，这条古道传播了更重要的东西

近日，在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撒马尔罕进行的上合会，重新让“丝绸之路”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从当代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重新将“一带一路”上的国家联合起来，是在目前不稳定的国际局势中，寻求政治经济安全的一种战略手段。自古以来，这样的“抱团”就不罕见：无论是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政策，还是近代欧盟的建立，都反映了不同国家、民族为了幸存而选择合作的观念。

但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说，最终使这些国家民族在人类的浩瀚文明中幸存下来的，并不是他们自身政权的持续或经济的发展——而是文化之间的融合。

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历史已经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中更迭了百万年。这其中，无数王朝和政权已经灰飞烟灭：开辟丝路起源的西汉早已是千年之事，使丝路蓬勃发展的元朝在世界上存在不过百年。但最终，长安、胡琴、丝绸之路等当时的历史记忆，依然深深地存在于我们每位炎黄子孙的日常生活之中，仿佛不曾远去。它们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事物，早已超越了各自最初的起源——他们融入了中华文化的整体，从更大的范围上也融进了世界文化。事实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的由来，正是近代一名研究中国地理的德国学者所赋予的。

公元前138年，西汉使者张骞最初出使西域时，目的是为了联合大月氏攻击匈奴。而在外兜转奔波了十二年后，虽说没完成政治任务，但他为进入新疆、深入欧亚大陆腹地开辟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同时，他充分了解了西域的社会生活，学习了匈奴的语言，为之后的“汉夷交流”奠定了基础。正是在张骞等使者一步步的铺垫下，“丝绸之路”才最终形成，中华文化才在此过程中逐渐多元化，各地的文明也在交流中互相进步。

到了元朝，以崇尚多元宽容著称的忽必烈更是将丝绸之路的文化使命推向了巅峰。南欧人、西亚人、中亚人等族群与中华大地的来往日益频繁，丝绸、香料、皮草等不同商品在肤色不同的种群互换，各地人的想象与见闻互相碰撞。特别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出现，更是让华夏一瞥遥远西方的独特信仰及生活习俗，也让西方揭开了东方国度的神秘面纱。在这一点上，元朝被称为全球化的先驱时代之一都不为过。

元世祖忽必烈

在著名史学家劳伦斯·贝尔格林的作品《丝绸、瓷器与人间天堂》中，贝尔格林先生对“丝绸之路”中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一问题做了更细致的探讨。他将马可·波罗的游历和大量的史料结合起来，描绘了一段既猎奇又严谨的多元时代风景；通过马可·波罗这一个体的视角，我们在贝尔格林先生的笔下能够见到这段独特历史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有趣细节。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节选了其中的一段书摘，给大家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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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兄弟踏往东方的征程

（摘自《丝绸、瓷器与人间天堂》第一章）

当时欧洲人一直认为，蒙古人就是恶魔的子孙，是世界上最野蛮、最邪恶、最不遵守法纪的民族。1260 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发布训令，号召基督教国家团结起来防范蒙古人：“耳畔不绝响起的马蹄声，警示我们绝不能再掉以轻心，战斗的号角宣告一场席卷全球的毁灭性战争即将来临。之前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业已证明，这些犹如从神秘的地狱中突然冒出来的野蛮的鞑靼人，必使天下大乱。”

然而，就在教皇公开向外界宣称蒙古人带来的威胁之际，蒙古人却突然改变了他们一贯的对外政策。野心勃勃的成吉思汗在位时一直奉行无限扩张帝国疆域的政策，而他的孙子忽必烈汗则一改祖父的做法，施行了相对平和的统治策略。威尼斯史学家阿尔维斯·索尔西如此评价忽必烈汗：“他是一个追求集权统治的君主，但绝不暴戾野蛮，他善于汲取他人之长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不断地寻求有效手段来稳固政权，为了达到目的，他更多的是采取宗教施压的办法，而不是单纯依靠暴力手段。”

忽必烈汗手中最有利的武器不是利剑长矛，也不是枪炮毒药，而是与其他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事实上，为了能够在自己缔造的世界新秩序中生存，蒙古人非常需要来自欧洲、波斯、阿拉伯的商品和技术。为此，他们开辟了很多商路，并为 19 世纪后广为人知的“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丝绸之路”不仅是为东西方输送诸如宝石、织物、香料、贵重金属、武器等货物的要道，而且也是输送数不清的佛教僧侣、基督教传教士和来自各地的商人的通道。

为了确保东西方贸易和宗教文化交流的顺畅，忽必烈汗在蒙古帝国疆域内实行高压集权政策，索尔西认为，蒙古帝国的和平是“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和平”。但正是因为有忽必烈汗的专制统治，“丝绸之路”才成为一条非常安全的商路，往来其间的人声称“妇女可以头顶金托盘无所顾忌地走在这条路上”。对于像波罗兄弟这样的商人们来说，就算深入亚洲和蒙古帝国腹地，人身和财产安全也完全有保障。

蒙古帝国的“丝绸之路”和威尼斯的商船使世界变成了“坦途”。在一个没有阻碍，能够相互交流的世界里，贸易往来及宗教、文化、思想的交流与融合极大地促进了各国的经济繁荣与发展。尼科洛和马费奥沿着“丝绸之路”北端向东进入到蒙古帝国腹地。

在途经今天的伊拉克的时候，马可说，父亲和叔叔来到了别尔哥汗的王国。别尔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也是蒙古帝国各部落中最有文化、最开明的一位君主，有人称他为西汗。别尔哥盛情款待了波罗兄弟，马可说：“兄弟俩给别尔哥汗献上从君士坦丁堡带去的珠宝，这让别尔哥龙颜大悦。为了不让出手大方的客人觉得自己吝啬，他赐给兄弟俩两倍于他们礼物的珠宝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两位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在蒙古帝国找到了一处临时避风港。

兄弟俩用带去的珠宝、银币和织物与其他商人做生意，由此掘到了他们在蒙古帝国的第一桶金。他们就像在经营一个流动售货摊，任何有钱可赚的货品都在其经营范围之内，马可在书中经常提到父亲和叔叔经营着各种织物，比如，棉布、锦缎，当然还有丝绸。不难想象，兄弟俩与穆斯林、犹太人和其他来自欧洲的商人做着各种生意，当时热那亚商人比威尼斯商人在亚洲更有名，但波罗兄弟俩的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兄弟俩偶尔还做奴隶交易，后来还把一个阿拉伯奴隶带回了威尼斯。

虽然蒙古人热情好客，但一年后兄弟俩还是想回家了，但恰在此时，别尔哥和成吉思汗的另外一个孙子旭烈兀发动了一场内战。马可说：“经过一番激烈血腥的厮杀，旭烈兀大获全胜。这场内战导致以前所有可以安全通行的商路从此不再有保障，波罗兄弟俩无法从原路返回威尼斯了。这时有人告诉他们，顺着别尔哥汗王国的边界走是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最佳路线，兄弟俩听取了这一建议，但沿途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们曾途经一片有十七天路程的沙漠，在沙漠中赶路的十七天里，除了住在帐篷里的蒙古人和他们的牲畜，兄弟俩没有看到其他任何城市和建筑物的踪影。”

兄弟俩在旅程中慢慢熟悉了圆形的蒙古包和经发酵酿制的马奶酒，起初他们根本不习惯这种浓烈而且有股特殊酸味的马奶，后来勉强能喝点的时候，给他们敬酒的蒙古人就会使劲揪着他们的耳朵，强行让他们把酒咽下去。后来兄弟俩还慢慢适应了蒙古人很少洗澡的生活习惯，当然那个时代的威尼斯人也不经常洗澡，但蒙古人生性不喜欢水，再加上成天和马、牛、羊等牲畜在一起，所以身上常会发出一股味道，这让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西方人很反感。不过，波罗兄弟很快克服了这种反感心理，开始与他们的主人融洽相处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与蒙古人沟通和交流，这点远比能喝下马奶酒更有意义。

后来，波罗兄弟来到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城，这里是东西方商人的必经之地，从 9 世纪到 13 世纪期间，有多个帝国曾在此定都。布哈拉商人主要经营丝绸、瓷器、香料、象牙和丝毯，兄弟俩发现住在这里的人非常好客，但布哈拉以外的地区却动荡不安，部落之间不断的冲突使得“丝绸之路”的部分路段根本无法通行，波罗兄弟这才意识到想短期内回家已经不可能了。马可对此只做了简单评述，“兄弟俩无法再继续赶路，只好在这里住了三年”。这次延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在布哈拉滞留期间，尼科洛和马费奥邂逅了“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重要人物”，此人便是旭烈兀派去拜谒蒙古最高首领忽必烈汗的大使。如果波罗兄弟能够说服这位大使，那么他很可能会给兄弟俩指引一条通往蒙古帝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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