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当务之急是提升经济主体的安全感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为西泽研究院发表的第604篇原创文章，赵建教授的第560篇原创文章。

美元强硬加息，全球货币退潮，叠加衰退与危机预期，当下的大类资产市场中，似乎除了美元自己，具有安全感的资产越来越少。大家都在减仓或空仓，等待一场更大的风暴。这与两年前全球货币泄洪万物暴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回头来看，在大危机面前，从来没有什么“这一次不一样”——音乐响起时万物暴涨、众生疯狂，音乐结束时万物肃杀、一地鸡毛。不一样的是音乐的节奏，以及偷偷拿走酒杯的那个人，越来越狡黠，总是让人相信“这一次不一样”。如果说过去的音乐是高亢的交响乐（次贷危机），那么这一场音乐会则是疯狂的重金属摇滚——开始是疯狂的放水，现在是疯狂的加息。大起大落的波浪中，风险资产如同滚刀肉，投资者被折磨的死去活来。

而在国内，“三重压力”虽然有所缓和，但反复发作的奥密克戎，阴云密布的地缘冲突，让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不敢消费，尤其是不敢购买大件耐用品；不敢投资，尤其是不敢进行长期的创新类投资；甚至不敢结婚生子，怕疫情风险和高昂的成本......中国正经历近半个世纪最大的人口增长压力挑战。这些反应显然有点过度担忧了，但是时局普遍如此，那就需要从客观环境上找原因。

现代经济是基于预期采取的决策和行为，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人们之所以敢花钱，是因为对未来的收入增长和基本的社会保障有信心。过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是财产，主要是房地产。家庭和个人需要大额现金的时候，可以卖掉变现以解燃眉之急。但是在当前的市场形势下，房地产不仅不再是资产保障，还是现金流的包袱——一方面房价停滞、成交冰点，无法及时变现，正常的房产一旦断供，就成为劣等的法拍房；另一方面还要每月拿出一半的收入来还房贷。房地产事关千家万户，这层保障没有了，社会当然会严重缺乏安全感。

经济下行期，“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信心分层次，最基本的层次是有安全感。对一个经济主体来说，安全感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收入来源的安全感，一般来说是就业，以及工资薪酬上涨能跟上通货膨胀。其次是财产性收入，存款、理财、住房、股票、基金等，利息和租金以及价格有一个平稳上涨的预期。如果房价和股价长期熊市，老百姓投资赚不来钱，缺乏保值增值的有效手段，那么就没有收入来源的安全感。

财产产权的安全感，要有成熟的立法和司法保护体系，不能总是采用一些“暂行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来替代法律体系；有恒产者有恒心，坚决维护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给社会财富以牢固的安全感，否则会出现极度不稳定和财富外流。财产安全感，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也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没有有保障的个人和家庭以及企业财产，何来富裕？何来共同富裕？

营商环境的安全感，如何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前提也是要有安全感。对国企来说，要从激励约束机制上，从制度上保护“李云龙”式的有能力又有个性的干部，巡视监察要有边界，不要负激励和逆向选择，不能出现“能干的不如躺平的”、“少干少犯错、不干不犯错”的局面，让干部能上能下，激发行政管理队伍的干劲；对民企来说，要做实法律保护，保障民营企业私人产权不可侵犯，减少各种不符合中央精神要求的政策冲击和乱作为。第三，对外企来说，要遵守国际规则，对接国际法律与会计标准，加快打通国内外的往来政策，降低外商外企来华实地访问、交流、调研的成本。现在很多海外企业，由于海外高管人员来往国内外阻碍较大，外资企业的日常经营受到较大的影响，企业外迁的意愿越来越强。这个现象要引起高度重视。

社会保障的安全感，对国家最后兜底的信心，当个人和家庭发生失业、大病等人生重大事故时，仍然可以平稳的度过并东山再起，不至于发生极度贫困的悲剧。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相对于现代社会保障比较健全的西方国家来说，应该做得更好。中国在2021年消除了绝对贫困，并开始走在共同富裕的大路上，更要重视国家作为“最后慈善家”的兜底功能。

因此，7月底政治局会议高层提出了“发展要安全”的理念，这可能是第一次将安全要素放到发展观的内涵中。以前是和谐发展观，现在是安全发展观。什么地方要求“安全生产”？是生产危险品、容易引发事故的工厂里。现在将安全发展作为普遍的要求提出，可见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面临着多少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挑战。安全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当前很多问题触碰到了底线，底线思维实际上也就是个安全思维。然而中央一直强调发展要安全，但另一方面经济主体的安全感却越来越差，这其中发生了什么问题，需要直面问题、实事求是、科学研判、统筹解决，需要强化形成长期稳定预期的法治建设，需要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当前这种局面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在国际上哪个国家不难？欧美是前所未有的大通胀，同时美国面临着加息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欧洲陷入“捍卫价值观”与控制物价飞涨的矛盾中。俄乌现在陷入战火，南美、中东，以及一些新兴国家通胀在60—80%，几个国土面积小，人口数量少的国家，由于各方面都依赖外部，在重大的冲击面前濒临破产。全世界这个动荡的局面，让每一个人都没有安全感。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现在，已经依靠改革开放和市场机制创造了“中国奇迹”，进入比较发达的后发展时代。后发展时代是一个经济体从高速飞翔的状态，转入社会、生态、政治等平衡发展的软着陆过程，势必是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国内是“中等收入陷阱”，国外是“修昔底德陷阱”，在国家道路的选择中，一定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治大国如烹小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这一百多年，就是这样爬坡过坎过来的，也是一次次从坑中爬出来的。只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断自我改革、对外开放，中国经济会发挥出今非昔比的大国规模优势，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法治”是最能给经济主体安全感的机制设计，也是最能保住改革开放成果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