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沙漠下发现罕见明长城营堡，有什么特点？为何会是在榆林？

陕西考古人员最近在榆林市靖边县发现一处国内罕见的明代长城营堡遗址，清理出院落、中心楼、城防设施等大量建筑遗迹，揭示了明代长城边塞营堡的历史原貌。2020年4月末，杨桥畔村民在清平堡内挖沙取土时，发现有砖墙、泥塑造像、铁香炉、青花瓷片等遗物，当地文物部门初步判断为明代遗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随即对遗址展开了抢救性发掘，目前已经在清平堡城垣内发现有大量建筑遗迹，包括宗教建筑、院落、中心楼、城防设施等，初步认识了清平堡城内街道布局和整体结构。

据了解，清平堡是明长城延绥镇内的一个驻军营堡，始建于明成化年间，是明长城体系中的一处重要的营堡，清康熙平定噶尔丹之后被废弃于毛乌素沙漠之中。清平堡作为明长城体系中的一处营堡遗址，具有重要的文化与学术价值。

军事防御型城堡人居环境作为古代农业社会人居环境规划建设中的特殊类型，其包含了诸多方面的构成因素：城堡外在形态的构筑，既有边防政治军事因素影响下的对自然形势的利用，也有传统农业社会因素影响下对自然环境的因借；城堡内在形态的营建，既要满足屯守军队与家属的生活所需，同时还体现着边疆农牧交错带上两种文明的文化形态的交融。

明代榆林镇自然系统

“自然系统”在人居环境五大系统中居于首位，主要包括了区域环境、生态系统、土地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方面，基本上涵盖了有关人类永久生存居住和各类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之间的所有问题。在一个城市的发展中，了解其所在区域自然系统，探索其发展规律，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阴阳的对立统一和师法自然思想的延深；也是研究城市历史与保护，总结城市设计方法的基础，更是积极应对当今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有力途径。正如麦克哈格在《设计结合自然》中所述：“城市是一个形式，它是由地质和生物演进而来的，它是自然演进和人工改造以适应自然的综合产物，还需要把城市历史发展看作是反映在城市规划和构成城市的个体和群体建筑物中的一系列文化适应；有些适应是成功的并得以保存，其他一些则不然。那些保存下来的被列入有价值的名单；其他则是由于不适应而消失。”对于明代榆林镇城堡所在地，其自然系统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有：历史上其在国家自然地理环境中的位置，自身气候条件，自然地理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等影响因素，尤其是这些因素影响下的军事防御型城堡人居环境的选址与变迁。

明代榆林镇所辖区域属于今榆林地区，位于陕西北部，其南部为陕北黄土梁峁丘陵区的北端，北部紧邻毛乌素沙漠南缘，中间有一个较宽的过渡交错带，如图1所示。全区耕地主要分布在梁峁沟坬、河谷川道及风沙滩地；因此坡地多，平地少，旱地多，水地少；年平均降水量在 300 毫米至 500 毫米之间，日降水量小 于 5 毫米，基本上只能起到湿润地表的作用，根本不能渗入底层成为地下储备水。受季风活动影响，本区降水分布极不均匀，大致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趋势，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 450 毫米以下，尤其在每年 4月～6 月旱季，降水量只有 78.9 毫米～115.2 毫米，同年降水量分布一直是东南多西北少，且长城沿线以北在 90 毫米以下，长城以南在 90毫米以上。“400毫米等降水线，在地理意义上，是我国半湿润与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其东南，是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气候影响的湿润地区，充足的水源适合发展农业。400 毫米等降水线西北部，尽管也存在少量绿洲农业，但在这里占绝对优势的是草原游牧经济。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已经形成中原的农耕生产方式最北扩展到 400 毫米等降水线一带，而北方的草原游牧部落向南迁移一旦突破了这条自然环境划定的界线，也会感到的畜牧业生产的不合时宜。于是 400 毫米等降水线就成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自然边际线。”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双方在这条边界线两边以融合和冲突交相发展的方式形成了一条人工界限——长城；一片过渡地带——农牧交错带。

图1、榆林镇区位示意图

虽然年份不同降水量存在波动，但是并不可能改变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从图2所示的 1951 年至 1980 年的国家降水量分布和明代长城走势叠加的图上，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其一，明长城与 400 毫米降水线存在大体重叠的趋势；其二，长城以北的榆林地区基本处于 200 毫米和 400 毫米降水量之间，长城以南的榆林地区基本处于 400 毫米与 500 毫米之间，都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这就意味着这里生态环境不稳定，脆弱且不易恢复，不当的开发方式将可能导致该区域面临：生态环境恶化，包括有水资源短缺，地下水资源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加剧，森林植被减少和生物种类多样性降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但分布不均，容易造成经济发展模式单一，缺乏可持续发展态势，人民贫富差距大，带来社会发展不稳定因素等等社会问题。

图2、中国等降水量分布图上叠加明代长城的走势图

虽然年份不同降水量存在波动，但是并不可能改变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从图 3.2 所示的 1951 年至 1980 年的国家降水量分布和明代长城走势叠加的图上，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其一，明长城与 400 毫米降水线存在大体重叠的趋势；其二，长城以北的榆林地区基本处于 200 毫米和 400 毫米降水量之间，长城以南的榆林地区基本处于 400 毫米与 500 毫米之间，都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这就意味着这里生态环境不稳定，脆弱且不易恢复，不当的开发方式将可能导致该区域面临：生态环境恶化，包括有水资源短缺，地下水资源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加剧，森林植被减少和生物种类多样性降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但分布不均，容易造成经济发展模式单一，缺乏可持续发展态势，人民贫富差距大，带来社会发展不稳定因素等等社会问题。

明代榆林镇军事防御型城堡祀佑功能建设

1、祀佑建筑在中国传统城市中的功能

刘易斯·芒福德描述城市发展的历史时这样说：“最初城市是神灵的家园，而最后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性在这里得以充分发挥。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的神灵，经过一段长期间隔后，从城市中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够超越神灵的局限，这是人类最初形成城市时始所未料的。”纵观西方建筑或城市发展史，宗教建筑体系在人类城市进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欧洲文明早期的希腊城邦中的精神核心“宗教圣地”建设，还是罗马帝国时期各类庙宇建筑群；更有甚之在中世纪时代教堂、修道院的林立，都充分说明了“祭祀”与“福佑”类的信仰建筑和建筑群，在人类聚居环境中的功能和作用。

在中国城市建设和人居环境发展中“祀佑建筑”同样被列为冲要，所谓“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都陈述了此类建筑及其功能在城市人居生活中占据的分量：它们是聚居生活人们心目中精神防御空间和信仰空间。

2、明代榆林镇军事防御型城堡中祀佑建筑的种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和包容特征在对待宗教文化上有着深刻的体现，长期以来人们信仰的有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以及与之并行且相互融通渗透、而介乎于宗教与神话传说的庞大神系，被学界称之为“民间信仰”，在城市、聚落、村庄、及军事防御型城堡中普遍存在。为了进一步区分、对比其建筑形式和分布格局，我们先粗略了解一下中国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王燕琴在“民间信仰对中国宗教发展的影响”一文指出：所谓民间信仰，指的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以鬼神迷信和自然崇拜为核心的民间文化现象，它不属于宗教。然而，民间信仰在中国百姓中的影响却大大过于正统宗教。台湾辅仁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志明在“关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与‘新兴宗教’之我见”中阐述：民间信仰指的是，民众日常风俗习惯下形成的传统，是集体生活传承下来的世俗化的宗教规范与社会活动，同时也是汉民族最为深层的文化结构，民间信仰本质上传承远古时代的原始宗教信仰，但偏重在鬼神崇拜、巫术活动，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也吸收了儒释道等不同方面的文化内涵，旨在建立神人沟通的灵感思维。

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独具地方传统文化风俗、艺术、历史、地方风格的城市标志，比如通常被概括为城市“八景”的许多标志性观景。以榆林“八景”为例，芹洞春香——春季, 驼峰拥翠——夏季，柳河秋色——秋季，寒泉东蒸——冬季，红山夕照——暮，龙潭藏珍——泉水，水帘飞雪——山石，南塔凌霄——塔，不仅涵盖了四季，也包括了古城自然山水和人工建筑，反映了古人从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到适应、利用，发展为对山水的审美并，并最终将其纳入到自身的生活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巧于因借、富于联想、人文色彩浓厚的环境观。这些丰厚的山水园林城市建设的历史与经验。渗透着人类的智慧和对自然的理解尊重,是当今城市规划建设值得传承和保护的。

中国传统祭祀文化中，祭拜圣贤的祠庙类型也很多，有祭祀儒家文化的文庙、 孔庙；有祭祀忠臣名仕的关帝庙、岳王庙、贤侯祠；有祭祀忠孝节悌的贞节祠、孝子祠；也有祭行业祖先的鲁班祠、药王庙等祠。除了孔庙和关帝庙有官方建设的以外，其他的庙宇多数属于民间建设，有着浓厚的民间世俗气息和乡土味道，虽然在型制不统一，更多的表现出地方性特征。在榆林镇诸多城堡中关帝庙、药王庙较多，也有文昌阁的设立。

3、佑建筑在榆林镇长城沿线军事城堡中的作用和意义

1.精神上的防御空间

信仰的力量在于它能将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生长背景的人群聚集在一起，并按照一定的秩序，能和平、安宁的生活在一定空间（即聚落）内。共同的信仰使人们零散而渺小的劳动力、创造力和自我保护、繁衍与生存能力能够聚集和放大，帮助人们，尤其是帮助自然生存环境恶劣地区的人们获得充裕的信心和顽强的生命力。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多种信仰并存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各地域之间宗教流派、民族信仰和习俗均不一而同。概而言之，在汉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以其影响下衍生出的民间信仰并存；而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则以民族信仰为主，参杂一些地域习俗。我曾经去考察、调研过的地方和村落，其中两个是少数民族的自然村落，一个是汉族的明代氏族聚落，虽然，它们位于不同的经纬度，聚落形态不一，建筑风格迥异，甚至拥有不同的民族和信仰，但是它们各自都有守卫自己内心家园的精神核心。

作为军事城堡，守护边疆的和平不仅仅本职功能所在，更是维护自身存在和安全的首要任务，因此城中的祀佑建筑在当地军民心中往往等同于城堡的兴亡。据道光《神木县志》记载：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 1567 年），蒙古部落首领吉能进犯榆林，总兵黄渲率部抵御却战败阵亡，紧急调遣神木参将高天吉增援时，恰逢窟野河涨水，高天吉顺势向水神祈求平安，随同军士受到鼓舞情奋而战勇，不仅安然渡河而且战胜凯旋，官兵均感恩于神佑，修建中心楼供奉天、地、水三官并命名为“凯歌楼”。因此，仔细观察城堡不难发现修建中心楼成为城堡建设型制中的必要元素，其实质是城堡军民在战争时期守护家园的精神核心。

2.定“位”的作用

中国古代很早就针对方位形成了稳固的“择中”意识。《荀子·大略》说：“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吕氏春秋》说：“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在五行学说中，“东、南、西、北、中”的方位，以“中”为尊，称之为“中央”。因此，“尊礼制，辨方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自上而下自然尊崇的道理。 而“通天地，连鬼神”的祀佑建筑，似乎自然的成为边疆荒芜大地上定中立位的首选。以高家堡的实例来分析说明。

3.风水与城市设计

首先，就城堡内部而论，在交通功能分析时总结城堡路网布局形式有十字结 构、丁字结构。这种道路交接口在风水中称为“冲口”，《阳宅十书》云：“凡宅，不居当冲口处，……”。因此在道路的十字路口、丁字路口交叉处甚至巷道末端多不建住宅而立为庙宇，意欲驱邪镇妖。习俗通过文化渗透到城市设计里使得这些祀佑建筑慢慢成为早期城市中公共活动中心。这些庙宇、神盒、和泰山石敢当均有文化上的意义，同时又是整体构架上的连接点，起到了对景的作用，使得巷道空间更为丰富。

其次，就城堡选址和周围环境改造建设而论，往往利用祀佑建筑起到弥补城堡风水形式，营造天人合一山水格局的作用。

4.景致——标志

标志性建筑物是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最为人关注的元素之一，凯文·林奇在《城市的意向》一书中指出:“标志是观察者的外部参数点，是变化无穷的简单的形体要素。城市居民依靠标志系统作向导。也就是说，对与众不同的特殊性的关注胜过了对相似的、连续性的关注。”中国古代城市在尊重城市的自然环境、 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独具地方传统文化风俗、艺术、历史、地方风格的城市标志，比如通常被概括为城市“八景”的许多标志性观景。以榆林“八景”为例，芹洞春香——春季, 驼峰拥翠——夏季，柳河秋色——秋季，寒泉东蒸——冬季，红山夕照——暮，龙潭藏珍——泉水，水帘飞雪——山石，南塔凌霄——塔，不仅涵盖了四季，也包括了古城自然山水和人工建筑，反映了古人从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到适应、利用，发展为对山水的审美并，并最终将其纳入到自身的生活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巧于因借、富于联想、人文色彩浓厚的环境观。这些丰厚的山水园林城市建设的历史与经验。渗透着人类的智慧和对自然的理解尊重,是当今城市规划建设值得传承和保护的。

总结

长城是我国历史上持续修筑时间最长的人工建构筑物，长城的存在对历代中原汉民族统治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同时它作为中国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多重界线倍受各界学者们的关注，引发了来自各个领域不同视角的大讨论，发人深思。而这一次的考古发掘，更加会引起人们对于明代城堡的关注，从而了解那个时代军队、经济、文化、建筑等各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