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书铺见证陈望道与鲁迅真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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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书铺同鲁迅的亲密关系，首先是因鲁迅与陈望道的交情产生的。陈望道早在五四时期就十分景仰鲁迅的战斗精神。1920年6月，陈望道把自己翻译的、刚出版不久的《共产党宣言》寄给了鲁迅，开始了同鲁迅的交往。之后，陈望道编《新青年》，他向鲁迅约稿，在9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鲁迅小说《风波》。

图为大江书铺出版的部分图书　　 （资料照片）

1927年9月，陈望道出任复旦大学国文系主任，住进了北四川路底永安里。这年年底至次年，来自海内外各地的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云集上海，为摆脱资本家和书商剥削，纷纷结团创办新式书店，形成了文人创办书局的风潮。在这种风气影响下，由于《南洋日报》编辑汪馥泉的提议，陈望道于1928年上半年多次和他通信，酝酿创办自己的书店。
1928年9月，汪馥泉回国不久，出资800元，会同陈望道、施复亮、冯三昧等人合股创办大江书铺，最初的编辑部地点就在横浜路35弄的景云里4号，同鲁迅、周建人所住的景云里17号、18号仅隔30余米。书店开办之初，虽然没有其最初设想的集资万元的雄厚实力，但相对于附近同时创办的第一线、乐群和春潮书店而言，运作资本已算是比较充裕的。

始于《共产党宣言》

大江书铺是汪馥泉提议创办的，因陈望道有多项事务在身，1930年后，施复亮又离开上海，汪馥泉实际承担了书铺的主要事务。大江书铺的主要创办人都是浙江同乡，交往多年，大多曾留学日本。大江书铺集出版发行于一体，书铺创办之始，北四川路上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正酣，“国内学者文人新近分化甚烈，交战亦杂”，所以书店一开始就找准定位：“最好范围略宽，为科学、思想、文艺的传播机关”——计划把大江书铺办成一个传播先进科学、马列主义思想及新兴文艺的机关。此后5年，大江书铺很快“以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介绍先进的科学的文艺理论等特点活跃在上海书业界，成为推动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大江书铺同鲁迅的亲密关系，首先是因鲁迅与陈望道的交情产生的。陈望道早在五四时期就十分景仰鲁迅的战斗精神。1920年6月，陈望道把自己翻译的、刚出版不久的《共产党宣言》寄给了鲁迅，开始了同鲁迅的交往。之后，陈望道编《新青年》，他向鲁迅约稿，在9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鲁迅小说《风波》。1926年8月底，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路过上海，郑振铎出面请他吃饭，陈望道出席了这次宴会。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1927年10月，鲁迅住进景云里之后，因有前面交情作基础，再加上陈望道本人就住在窦乐安路永安里，近水楼台，得以经常访问鲁迅，两人的关系日益密切。1927年10月到1928年5月，陈望道7次访问鲁迅，宴请鲁迅1次，两次邀请鲁迅到复旦大学和由他主持的复旦附属实验中学演讲。

1928年9月，大江书铺开张营业，10月开始正式出版图书。在书铺筹备与运作的过程中，陈望道与汪馥泉一起几次访问鲁迅，编辑部主任施复亮也曾拜访鲁迅，鲁迅旋即给予书店积极支持。1928年10月，大江书铺创办的《大江月刊》创刊，尽管这本月刊仅出3期（均为汪馥泉编），鲁迅却在上面先后发表了译著《捕狮》《北欧文学的原理》《关于粗人》等进步倾向鲜明的文艺译作，并于10月和12月两次共收到大江书铺稿费25元——尽管《大江月刊》对外声称稿子是不给稿费的。

1928年年底，陈望道着手编辑出版介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艺理论小丛书”。这套丛书着重收辑了弗里契和日本左翼作家的文艺论著，共6册，鲁迅翻译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片上伸著）即为其中之一。1929年4月1日，《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出版，鲁迅特地为此书写了《〈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阐明翻译出版此书的目的，并对当时国内出版传播新兴社会科学理论的有关错误态度提出了批评。

“文艺理论小丛书”之后，大江书铺旋即开展“艺术理论丛书”的编辑工作。陈望道积极约请鲁迅据日译本翻译卢那卡尔斯基的美学著作《艺术论》。此译本由大江书铺作为甲等书籍出版。6月15日，大江书铺出版发行《艺术论》，鲁迅为此书写了序言。1929年9月13日，《鲁迅日记》记载：“午后收大江书店版税泉三百，雪峰交来。”这是大江书铺付给鲁迅前面两书的第一次版税。

鲁迅热情支持大江书铺

1929年下半年，中央加强了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同年10月，中央文委成立之后，就在北四川路积极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陈望道出任校长的中华艺术大学无形之中成了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中枢。

1929年，鲁迅在大江书铺出版的两本书，次年就再版了两次，给书店带来了好的经济效益。大江书铺倚重鲁迅，鲁迅也把它当作传播左翼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1930年2月1日，为筹办《文艺研究》杂志，“大江书店招餐于新雅茶店”，鲁迅与冯雪峰欣然同往。这次招餐，陈望道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请求鲁迅为大江书铺主编《文艺研究》季刊，鲁迅很快就应承了下来。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本研究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刊物，鲁迅十分重视。7天之后，鲁迅就完成《文艺研究》例言草稿8条寄给陈望道。

《〈文艺研究〉例言》发表于该刊创刊号上，强调本刊的倾向是“在究明文艺与社会之关系”，所以“社会科学上的论文，有时亦在介绍之列”。本刊“专载关于研究文学，艺术的文字，不论译著，并且延及文艺作品及作者的绍介与批评。文字内容力求其较为充实，寿命力求其较为久长，凡泛论空谈及启蒙之文，倘是陈言，俱不选入”。《文艺研究》不但涉及范围广泛，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塑绘及雕刻，而且力避陈言，务求创新。可见鲁迅是打算将它办成介绍经典性文艺理论的刊物的。可惜的是，《文艺研究》季刊创刊号，因为发表了鲁迅、冯雪峰、陈望道等人具有鲜明无产阶级立场的文艺理论译著，刚出一期就被查封了。

1930年2月15日出版的《文艺研究》季刊虽被查禁，但大江书铺一直在销售鲁迅的译著，1930年，鲁迅4次收到了大江书铺的版税，共324元。1930年5月12日夜，鲁迅为躲避国民党通辑，由景云里17号迁往拉摩斯公寓。由于交往不便，几年来经常拜访鲁迅的陈望道再也没有去鲁迅家。5月3日，鲁迅“夜托望道转交复胡弦信”，是双方在窦乐安路的最后一次到家里直接交往。

1930年12月底，鲁迅翻译完成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交神州国光社印行，但因为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鲁迅当时正被国民党通缉，神州国光社不敢出版。1931年2月，“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残害，鲁迅的处境日益危险。与此同时，因为支持进步学生运动，陈望道被当局迫害离开复旦大学，蛰居北四川路底从事《修辞学发凡》的写作。

到了下半年，鲁迅把5月13日重新整理的译本《毁灭》交大江书铺出版。考虑到国民党政府对左翼书刊的严厉查禁，《毁灭》无法正常销售，9月30日,《毁灭》正式出版时，大江书铺虽然采用了鲁迅的“隋洛文”笔名，但删除了原书附有的《作者自传》《著作目录》《关于〈毁灭〉》（日本藏原惟人作）和《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苏联V·弗里契作）4篇译文。对此，鲁迅也似乎颇感无奈。到了11月，鲁迅用大江书铺的制版，不改译者名，加上原有的插画，三色版作者像和大江书铺版原删去的4篇序跋，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再版了500册。

书铺出版陈望道、鲁迅译著

1930年3月，左联成立之后，大江书铺为便于营业，迁移到了五马路（今广东路）。之后通过扩股增资，经济实力有一定增强。1931年10月，经过一轮股东纠纷后，书铺迁移到河南路营业，并制订了一些新的出版计划，书店营运有了一点新起色。

“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替上升，上海的新书业整体经营环境变差，大江书铺虽有陈望道《修辞学发凡》、鲁迅和施复亮等人的一批优秀译著作支撑，但再也没有前期创业的激情。尤其是1933年下半年，几位主要股东为谋生离开上海，书铺缺少得力的人员经营。然而，大江书铺一直还在销售鲁迅译著，直到1933年9月28日，鲁迅还收到了大江书铺的版税31元。

1934年春，大江书铺经营乏力，几个创办人之间的意见不统一，再度搬回福州路85号开明书店上海总店营业。1934年2月，国民党实行新的图书审查制度，大江书铺出版的鲁迅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艺术论》《毁灭》、陈望道的《文学及艺术之技术革命》《艺术简论》、丁玲的《韦护》、冯雪峰的《现代欧洲的艺术》《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等一批左翼作家的作品被禁，书铺最终无法经营下去，不得不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及存书折价3000元，以持股的形式盘给了开明书店，大江书铺就此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