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明理学”到《金瓶梅词话》——明代文人纠结的女性观

古代文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参与度最高的群体，对于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明代文人所构建的女性观中，女性形象集中为三种类型：贞女、才女和欲女。

这个时代的文人们为贞女写传，为才女写诗，对于欲女，则更多表现在私生活的窥视之中。

贞女

所谓贞女，即要有坚守贞节的特点。

受宋明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贞女贞女数量之多，堪称骇人。

据统计宋朝时节妇152人，而明朝跃升至27141人；烈女从宋朝时的28人，到了明朝则有8688人。

贞洁烈女的数量甚至都比不上明朝的一个零头。

其原因便是，官方提倡的节烈，上行下效，民间文人们为女性写传做宣传。

明中期时，文人们会为自己身边熟悉的女性写传，颂扬她的贞洁表现。

而到了后期，整个文人圈子的风气便都是以宣扬女性贞洁声名，当大家趋之若鹜之时，贞洁烈妇便不够用了。

届时的文人们，便以不在考究之上下功夫，往往不认识女子，只是听说写传闻就毅然为之立传。

久而久之，文人们对于这些女性的记载忽略其一生与个性，只是单纯地记叙一个特质。

例如归有光的《陶节妇传》写到：

陶节妇方氏，昆山人，陶子舸之妻。归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妇悲哀欲自经。或责以姑在，因倪默久之。遂不复言死，而事姑日谨。……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殓毕……顷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随行，至舍西，绐婢还，自投水……既死，家人得其尸，以面没水，色如生。

文中陶节妇方氏，在丈夫死后，就欲殉情，但因为婆婆尚在而作罢，直到侍奉婆婆去世后才投水而死。

这种脸谱化的描写只是凸显了这些女子节烈贤孝的女性特质，忽视她们本身生命中许多细节。

才女

古时人们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长久以来，男权社会之中，男性对女性的角色期望一直是重“德”不重“才”。

明代著名才女叶小纨、叶小鸾之父叶绍袁写道：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儿昭昭乎鼎千古矣。

他将女子的德、才、色等同于男子的“三不朽”，虽然在女性观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主次顺序上依旧是以德为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才与色。

然而，吊诡的是，旧时才女大都以妓女伶人为主体，这又如何让人做到“才德兼备”呢？

文坛巨擘钱谦益所编的《列朝诗集》，专门为女性收录了 《香奁（lián）集》。

入选最多的却是草衣道人王微、景翩翩、周文、杨宛的诗篇，无一例外，这四人都曾沦落风尘。

而钱谦益的妻子柳如是更是当时震惊一时的名妓。

欲女

如果说文人们对于贞女与才女是女性公共生活领域的关注，那欲女则便是私生活领域的情怀了。

文人对此关注，却又私密不张扬，更多的时候还会冠冕堂皇的盖上“教化”的帽子。

如今那些被定义为“禁书”的小说，诸如《金瓶梅词话》、《如意君传》、《绣榻野史》、 《僧尼孽海》等。

无论是作者还是阅读者，通常都不会承认其“宣淫”，反而却赋予其“教化”的性质。

在《金瓶梅词话序》中有这么一句：“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不无小补。”

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说：“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

书的作者认为，“欲女”描写是表面，宣导教化才是本质。

但在更多世俗中的读者看来，浮于表面的往往是小说中的说教，吸引人眼球的正是其中令人血脉偾张的另类描写。

这些文人们道貌岸然，一面对《金瓶梅词话》等小说大为倾心，一面却又打起“惩戒善恶，涤虑洗心”的幌子，以满足自己对于女性的“窥视欲”。

纵观整个明朝，文人们始终都是处在一个拧巴纠结的状态，一方面宣导理学，另一方面，《金瓶梅词话》、《春宫图》等等作品大行其道。

一如文学大家钱谦益在国破家亡之时欲投河自尽，最终还是投降了清廷。

面对南京城的粼粼湖水，象征文人风骨的钱谦益只是怯怯地说了句“水太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