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国在经济建设活动中,开展了一场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主要特征的群众运动,这就是历史上的“大跃进”运动。客观来说,“大跃进”运动严重破坏了当时脆弱的经济结构,也因为这个原因,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开始。
也是1959年,为了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的错误,我党在庐山召开了庐山会议。庐山会议的本意是纠正“左”,恢复经济与农业生产。然而,在庐山会议上,彭老总提交了一封“万言书”,仗义执言地指出了“大跃进”运动以来的错误。在这之后,会议的风向发生了变化,由纠“左”改为了反“右”,彭老总也持续受到批判。
说到彭老总被批判,离不开康生的“煽风点火”。土地革命时期,康生就已经在中央“特科”从事政治保卫工作,是我党较早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人员之一。不过,顾顺章叛变之后,中央“特科”的工作几乎无法开展,康生也在不久后前往苏联,在那里学习革命理论。
在苏联期间,康生逐渐与王明走到了一起,并且忠实地执行王明的“左倾”主义路线错误,在苏联迫害了很多留学生,把他们打成了所谓的“托派”分子,使得他们的身心受到极大的迫害,康生也在此期间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整人”能力,深得王明信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康生与王明等人从苏联经由新疆返回国内,值得一提的是,到新疆之后,康生继续配合王明迫害基层革命干部,那段时期,西路军留在新疆的残部有很多干部受到了康生与王明的迫害,比如李特就被迫害致死。
返回延安后,康生担任了社会部部长等职务,继续从事情报以及政治保卫等方面的工作。延安时期,康生把自己的“整人”功夫发挥到极致,比如他发起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得大量无辜人士受到牵连,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
新中国成立后,康生担任了山东省委书记,不过,他对自己的这个职务并不满意,因此一直称病,没有复出工作。直到“八大”之后,康生觉得自己复出的时机到了,于是重新出来要求工作。那段时期,康生说过一段话:“我这个人不懂经济建设,只懂阶级斗争,一搞阶级斗争,我的病就好了”。
“八大”召开后第三年,也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提出了自己对“大跃进”运动的看法,然而,彭老总也因此受到了批判。值得一提的是,在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阶段,康生的发言非常尖锐。
彭老总的原名叫彭得华,号石穿。康生抓住这个名字与号做文章,说“得华”是“得中华”的意思,说彭老总野心很大,还起了个“石穿”的号(毛主席的乳名为石三伢子)。会议阶段,康生大力批判彭老总,说他搞阴谋,他的言论也使得彭老总身心受到极大的迫害,并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说回康生,康生也因为积极参加那段时期的运动得到重用,并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委,成为正国级干部。不过,十年特殊时期结束后,相关部门开始调查那段时期的冤假错案,查出康生迫害了包括彭老总在内的一系列干部,只是当时康生已经病亡,所以并没有起诉他。不过,后来康生也得到了相应的惩罚,不仅被开除了党籍,骨灰也被移出了八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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