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询学术前辈的足迹

每年秋季开学，再度登上讲台之时，我便会情不自禁地想念曾经的授业恩师。这份精神上和情感上的联系，始终让我觉得被老师们关爱的日子一直延续着。只因那些珍藏在他们学术著作里的思想，那些散落在生活细节中的往事，总是在我的课堂上复活，启迪年轻的一代去问津用生命做得的学问，用真情书写的生活。我也因此相信，只要记忆不老，生命便能常在，岁月亦可重来。

我从1995年开始跑乡村，最近8年做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体会尤深的是，开启田野工作并且能够延续田野工作是以情感为基础、以真诚为纽带的，而后才是修炼养成自己的学识。

我每一次下乡调查都会想起我的几位老师，特别是中山大学的黄淑娉先生。老人家75岁重访畲族村寨时还说：“自己的背包是不能让学生拿的，如果包都拿不动，我就不要下乡了。”她留在我记忆中的故事很多，无论是带我读书，还是她多年在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的经历，都深度地影响了我对为学与生活的定位。黄先生是1930年生人，1947年在燕京大学接受教育，1952年毕业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她曾参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识别，而后多年为林耀华先生做学术助手，是那一代学人当中出类拔萃的女学者。

1998年我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读博士，这一届只招收我一个国内的学生，4门专业课是黄淑娉老师一个人讲的。每每回首学习的过程，感动就会充溢心头。老师总会提前5分钟开门，总是在马丁堂铃声响起之后说“今天课就上到这儿”。在我的记忆中，4门课没有一堂课提前结束过。在4小时的课程中，她会让我汇报3个小时，这是一周读书的心得。正是在她的督促之下，我这3年的学习读了6年的书。上第一次课的时候，老师拿给我一摞手写的书单，总共有89本。我说：“老师，我3年要读这么多书吗？”她说：“这是这学期这门课的书单，不必全读，但是我指定的你一定要读。”一个学期下来，我读了32本书，我对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学的认识从此有了一个基点。当然，这门课老师带给我的最深刻的感受是，她要求我读的每一本书她都与我同步阅读，她的讲授分享总能引导我急切地去看下一本书。她给我讲马列原著的时候，还重新做了笔记，我的眼前总会出现她分析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的情景，她的笔记写了十多页，我当时感动得不行。年近七旬的老师如此这般，我哪里敢有半点偷懒。因此，每周向老师汇报读书所得之后，最期待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小孙，这周的书读得不错。”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了。

在我读博士期间，还有一件事令我刻骨铭心。1998年中山大学招收166位博士生，导师在培养学生的各环节都拥有自主权。那时候，提交给研究生院的专业课成绩单只要有导师签字就可以了。因为跨专业，每门课的书都看不过来，文章也没有时间写，便请求老师先给成绩，以便在规定的日期内上交成绩单。老师说：“我没有看到你的文章怎么给成绩呢？”于是就在盖有研究生院章的单子上写下三个字“待审核”。老师用她的行动教会我应该如何对待学问，如何对待培养学生的每一个细节。新学期补交作业之后，我急切地盼望老师的回音。第三天下午，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家里取成绩单。老师给我两门课的成绩都是85分，虽然与我期待的“优秀”有落差，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她对自己的要求是我难以企及的——说话不说一句废话，写文章不写一个错字，这是她与吴文藻、费孝通和林耀华等前辈学者一起工作和学习中训练出来的。等我拿着成绩单回到宿舍的时候，老师又打来电话说：“小孙，我想改变一下成绩，因为不能仅看你最后交给我的这份作业，还要考虑到你一个学期的学习态度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决定把两门课的成绩由85分改到86分。”我说：“能获得老师这样的评价我已经很满足了，成绩就不用改了。”她说：“如果你现在不来的话，我就去你宿舍找你。”我拿着85分的成绩单跑到她家时，她的书桌上已摆好刀片、笔和一把尺子，她用刀片刮过之后，把两个85分改成86分。难道只是一分之差吗？不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学者为学、做事的态度，是老师对学生的最用心的评价。我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学者的自律，是为师者对自己的要求。我来农大之后，几乎每一年在研究生课堂上都会讲这个故事，也因此与90分相比，我的学生们可能更愿意将86分看作是孙老师对他们最高的评价。

对我来说，每一年不知道会多少次想到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田野调查的时候。无论是在贵州黎平县的侗族村寨，还是在云南宁蒗县的摩梭人村落，我总会在某一个瞬间想到我的老师，那一刻间好像她就坐在我的身边，给我讲述1954年她跟随林耀华先生在彝族地区调研的种种经历，以及在数月劳顿后走铁索桥、过金沙江时的独特心境。我曾两度去小凉山摩梭人村寨，当车行至金沙江畔的时候，我特地说要停一停。那一刻我不是为了欣赏金沙江峡谷的壮美，只为能够在60多年之后与我老师在同一个地方，在精神上还能有一次相遇。

我们调查的摩梭人村寨，20世纪30年代有李霖灿先生的足迹，50年代和80年代有詹承绪与和发源两位先生的采访记录，他们进村路上的时间以月、以周计算，而今我们从丽江出发仅用12个小时。虽然也是舟车劳顿，但与前辈学者的探究之路相比，真是不值一提。想到我老师在西南走过13个民族聚落，想到那么多留有她文字印记的村寨，我就会心生仰慕之情。今天我能够因为农大研究农村发展的缘故，有机会重走老师走过的路，于我而言，幸福感一直洋溢心头。而今，我们在村里调研，我还是会想到我的老师，想到20多年前她给我上课时讲到她在黔东南做调研的小事。她说早晨五点钟就醒了，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木头房子的天花板。为什么不动？怕自己的脚步声影响主人的休息，只有透过不隔音的楼板听到主人起身的声音时，她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似平常，传达的却是对乡民的尊重。她对自己的这份自律，对做学问近乎严苛的要求，是我们这一辈学者所缺少的。老师这些看似琐碎却极具深意的往事，对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学生，我曾沉浸在老师带给我的始终有期待的课堂。28年前，我在辽宁大学跟随乌丙安先生学习民俗学。乌先生是1929年生人，195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钟敬文先生攻读民间文艺学专业研究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期被下放到乡村改造，回到辽大的讲台时他已年过半百。在其后的30多年间，他撰写了10余部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专著，为民俗学事业和民俗学专业教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当代民俗学史上，被誉为“我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

乌先生2018年7月去世，我已数不清多少次想念他了。可以讲，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民俗学的滋养全都来源于我的导师，他确立了我对学科认识的底色。他在课堂上随意洒落的精彩妙语，让我二十几年之后依旧记忆犹新，我们师生之间曾经有过一个故事，就是上他的课，我竟然有过打盹睡觉的经历，那是1994年的事情。

我们这一届，辽宁大学总共招收了76名研究生，我们民俗学专业就占了7个名额。在民俗研究中心上课时，我们围着他，满心期待，说是着迷也不为过。老师的讲述如此精彩，我为什么还睡觉呢？2006年他受文化部之邀来北京参加一个关于“非遗”的会议，我们师生在安徽大厦见面，我重提了这件令我愧疚的往事。我说：“12年前在您的课堂上我曾打盹，您还轻叩桌台叫了我的名字。也许这件事您早就忘记了，但我一定要告诉老师我那次瞌睡的原因。因为第二天有您的课，头一天晚上我竟然兴奋得一宿未眠！”我讲这件事的时候，老师好像有点意外，他没有想到我对多年前的课堂还有这般记忆。在学期间，乌先生为我们讲授4门课，其中《民俗学原理》他讲了180个学时。他的课堂简直就是艺术的殿堂，说唱就唱，说跳就跳，平淡的日常生活在他的讲述中浸透着满满的人生智慧。乌先生的才华，那份骨子里透出的美是别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他的每一门课、每一堂课，都那么值得盼望。

多年之后，当我自己的课堂略有心得并沉浸其中时，只要想到乌先生，就会瞬间平息我所有兴奋的情绪，那点因上课而带来的得意和满足，一刻间削减到零。这就是老师对我的深度影响，他让我领会过课堂教学至高至美的境界。我沉醉其中，也希望自己的课堂能有点老师的影子。因此，如果我的课堂上缺乏了一份人文学科基本的美感，我会觉得对不住我的老师，也愧对我的学生。我从1995年开始回到母校沈阳师范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和“中国民俗学”，至今从未间断下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的课堂能够因为我个人对民间文化的采录和我自己的生命体验而变得丰富多彩，像我老师当年影响我一样，让我的学生也能从中感悟生活之美。

而今，二十几年过去了，但是他带给我的那份美依然可以瞬间占据我的整个心灵。想到他的时候，我还会久久无法平静，尽情地享受着他把知识之美转换成对日常生活智慧的表达，就好像重新回归到他的课堂一样。我到农大工作至今，每一届学生的“民俗学”课堂，我都会在备课、讲课和课后不止一次想到我的老师。我也因此觉得如果老师的学术思想可以因我的课堂而赓续传承，这就是为师者最大的幸福。每一年，无论是在下乡还是授课的过程中，我总觉得我的老师一直跟我有一种神秘的关联。尽管他去世了，但是有一种奇妙的近乎于奇特的感受，那就是始终能够感受到他的精神与我同在。

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中，而今联系最多的是教我唐宋文学的张家鹏先生。每年教师节我都会与他通话，因为他用行动告诉我始终不忘读书，是一位学者最享受的生活。老人家年逾八旬，却天天和师母在家读二十四史。2007年，我受命在全院的开学典礼上讲话，在那篇后来命名为《大学滋味》的讲话中，我讲到了张家鹏老师。那一年我和他通话时，他说正在看《牛顿传》，并且告诉我：“牛顿说，相对于知识的海洋，他不过是一个在海边奔跑着拾贝壳的孩子。也就是说，科学的海洋就在他身边，他还没踏进去呢。跟牛顿比，那我糟老头子还仅仅是一个隔山听潮的人，海是什么样子，我还没有见到呢！”第二年再通话时，他在看《爱因斯坦全集》。多年来，与老人家通话后，我总是彻夜难眠，由衷感慨老师痴迷于读书带给他的快乐和幸福。

每一次讲起我的几位老师，我都会有很大的压力。2015年，为纪念我们社会学建系20周年，系里专门安排了学生对每一位老师做口述采访。我曾用三个词形容过作为老师的处境——如坐针毡、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表面上看，做老师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当你赋予这个身份特别的意义时，这个称呼真的重如泰山。庆幸的是，我的老师用他们的言行阐释了为师之道，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告诉我如何做一个好老师，让我知道做一个老师应该是什么样子！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