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生的成败给我们哪些启示？

本文是老冯2022年3月26日直播讲座的文字版。有删节。

青年时代的蒋介石，是怎样走上反清道路的？

其实，蒋介石投身革命，还是和留学日本有关，1906年，蒋介石留学日本，在日本认识了革命党人陈其美，然后呢，陈其美把蒋介石引荐给孙中山，只不过，孙中山在那个年代，平时接见的年轻人很多，一开始不会太重视蒋介石，那是很正常的，本质上说，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人，最初不能算是孙中山的人。

清政府倒台的第5年，1916年，陈其美在上海被暗杀，这件事对蒋介石的打击是很大的，为何？因为当时陈其美对蒋介石而言，不但有多年的兄弟情谊，而且，陈其美是蒋介石政治上的靠山，蒋介石失去了陈其美，就好像一艘船失去了码头。

当然了，孙中山不会因为陈其美死了，就不用蒋介石了。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安排蒋介石到粤军、广州军政府里做事，但蒋介石是江浙派，满嘴的宁波话，没有大佬（陈其美）罩着，在满街粤语和潮汕话的广州革命阵营，必然是处处不受待见的，而心高气傲的蒋介石，自然受不了被人冷落怠慢的滋味，尤其看不惯陈炯明，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蒋介石离开了广州革命阵营，去了上海，干什么呢？做股票经纪人。当时他对革命灰心了，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认为不如在上海经商，做生意发财，也挺好。他在日记里，是真的这样说。

那么，蒋介石因为什么事，受到孙中山信任的呢？

蒋介石在1943年7月26日的日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杀陶）而起”

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个意思：“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信任我、重用我？我猜想，可能和我在1912年杀了陶成章有关。”

陶成章

陶成章，浙江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领袖。

蒋介石为什么刺杀陶成章？这件事说来话长，简单地讲，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大清尚未倒台，陶成章到南洋，找孙中山要钱，陶成章说，我们华东革命党光复会，需要经费，孙中山告诉他：没有钱。陶成章说：你不给可以，我自己在南洋筹款，那总可以吧？

于是，陶成章在南洋筹款。

结果呢，筹不到几个钱，陶成章怀疑是孙中山从中搞鬼，所以呢，陶成章在南洋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孙文罪状》，细说孙中山“贪污革命公款”的事情，这就是陶成章和孙中山、陈其美等人闹矛盾的缘由。

那么，后来到了1912年，清政府倒台之际，陈其美从江湖上听到风声，说陶成章正在谋刺他，于是，陈其美决定先下手为强，他派了蒋介石，到上海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把陶成章杀了。

那么孙中山信任蒋介石，是不是真像蒋介石说的：因为他在1912年杀了陶成章呢？可能有那么点影响，但孙中山真正信任和重用蒋介石，其实是从“六一六事变”开始的。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的粤军在广州发动兵变，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化装撤退到珠江上的“永丰舰”。

6月18日，孤立无援的孙中山，拍电报给蒋介石，当时蒋介石人在华东，他接到电报之后，没有犹豫，火速南下，并于29日抵达“永丰舰”。

这个永丰舰，其实就是后来的中山舰，后来抗战爆发，1938年秋在武汉战役中，中山舰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击沉在长江。

蒋介石抵达永丰舰之后，开始亲自指挥作战，他让孙中山下了底舱，他自己和其他同志一起，在舵楼上指挥，要知道，战争的时候，舵楼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说，蒋介石确实是冒了生命的危险。

当时永丰舰要过广州的一个叫“车歪炮台”的地方，然而炮台上有陈炯明粤军的炮兵，所以，永丰舰是冒险闯关，一路上，永丰舰和车歪炮台互相炮击，永丰舰侥幸闯过，驶至白鹅潭，脱离了危险，为什么到了白鹅潭就脱离危险了呢？因为白鹅潭后面就是沙面岛，沙面岛当时是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租界，陈炯明的粤军不敢往沙面开炮。

为什么蒋介石要冒生命危险南下，投奔危难中的孙中山呢？其实当时蒋介石刚刚从上海股灾中走出来，他在上海破产了，欠了一屁股的债，已经处于走投无路的状态，前途无望，期间接到孙中山的电报，他把心一横，决定赌一把，事实上蒋介石一直是赌徒的性格，他的崛起归功于这个性格，他后来的衰败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性格。

那么到了1924年，孙中山组建黄埔军校，让蒋介石当校长，为什么要组建黄埔军校呢？因为孙中山总结了以往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认为：从外面“挖”过来的、策反过来的军官，几乎都靠不住，所以觉得：军官还是得自己培养，只有自己培养的军官，才靠得住，当时苏联顾问马林（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荷兰人）也建议孙中山，马林说：苏联有一套办法，可以把三年学制的军校课程，浓缩到半年，以这套办法为基础，组建一个“速成军事学校”，这就是黄埔军校的来历。

然而有趣的是：孙中山在最初，并不打算把这所“速成军校”办在广州，孙中山的原计划是：在外蒙古的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办这个“速成军校”，为什么呢？孙中山的想法是：在乌兰巴托办军校，从北往南打，一路草原，过阴山，直接攻击北京，直捣北洋军阀的老巢，这是孙中山的原计划。

那么，为了实现这个计划，1923年，孙中山派了蒋介石去苏联，名义上是“考察”，实际上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求苏联同意孙中山在乌兰巴托建立“速成军校”，建成革命基地。

所以在1923年，蒋介石到了苏联，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见了面，蒋介石提出关于在乌兰巴托建立军校的要求，不料，托洛茨基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从苏联看来，外蒙古就是苏联的地盘，苏联担心国民党在库伦（乌兰巴托）建军之后，赖着不走。

这件事给蒋介石一个强烈的坏印象，使他认为：苏联不是真心帮助中国革命，蒋介石从那时候开始，就对苏联产生了戒心，那么无奈之下，国民党被迫只好把军校建在了广州黄埔。

事实上从广州建军，从南往北打，是更加困难的，但是，当时没办法，由于苏联反对国民党在外蒙建军，那也没有办法。

那么蒋介石当了黄埔军校的校长，是不是就爬到权力巅峰了呢？并没有，事实上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的大佬是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可是呢，胡汉民叫人暗杀了廖仲恺，国民党专案组查到了胡汉民头上，网开一面，叫他出国了，然后又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怀疑汪精卫伙同苏联顾问绑架他，所以，他以这个为借口，把汪精卫也逼迫出国了。

最后呢，廖仲恺被杀一案深挖下去，又牵扯到当时国民党掌握军队的许崇智的部下，蒋介石又以这个做借口，把许崇智逼迫下野、交出了军权，就这么几个回合下来，国民党高层几个大佬，死的死，出国的出国，下野的下野，顺理成章，蒋介石成为了党内实际权力最大的人物，这里面既有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因素，而且也有一些运气因素。

事实上在战争生涯里，蒋介石还曾经自杀过一回，只不过被陈赓及时救了下来，那是在1925年10月27日，东征陈炯明战斗期间，当时陈赓是警卫连的连长，负责蒋介石的安全。

然而，东征军在战斗中失利，被陈炯明包围，陈赓、蒋介石等人一直奔跑，想突围，蒋介石跑累了，实在跑不动，他瘫坐在地上，眼看远处陈军的人即将追来，蒋介石想，与其被俘虏处死，不如自杀，于是他掏出手枪要自杀，陈赓在紧急时刻，把他的手枪夺了下来，及时制止了他，陈赓对蒋介石说，你跑不动，我背你跑，结果，陈赓背起蒋介石，一路狂奔，最终侥幸逃出重围。

共产党人陈赓在黄埔时期，对蒋介石还有救命之恩，历史，就是这样有趣。

陈赓

那么，历史爱好者常说的“攘外必先安内”，是不是真理呢？不一定。

最早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人，当然不是蒋介石，而是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他说：“安内以尊王，尊王而后攘外”，此外，北宋的赵普也说过：“攘外必先安内”，然而，很多后人把这句话当成普世真理了，其实并不然。

真理是这样的：真正决定先后顺序的，并不是“内外”，而是“轻重缓急”，打个比方：家庭内部有矛盾，如果歹徒明天上门，那么，家庭内部尚有时间理顺内部关系，团结对外，可是，如果歹徒已经杀上门了，这个时候，就顾不上“安内”了，硬着头皮，也要上。事实上历史也证明了：事在人为，有时候“攘外”和“安内”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举例说1950年出兵朝鲜，但与此同时，国内也在大规模“剿匪”，例如湘西剿匪、东北剿匪、广西剿匪，这些都是同时进行的，几年下来，全国剿匪200万，同时在朝鲜半岛，还打了个平手。

所以，我们从这个视角回顾历史，事情就看得更清楚：蒋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因为当时国民党部队的实力比红军强，所以要先“安内”，而日军的实力又比国民党军要强，所以“攘外”的事要押后，假设日军弱小、红军强大，那么蒋介石一定会改口，说“安内必先攘外”，必然是这样，搞明白这一点，你对“攘外必先安内”这事，就会有全新的认识。

而且，蒋介石当时所说的“安内”也不仅仅指的是红军，其实当时国民政府只是名义上统一了，但实际上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很多省份都是军阀割据，表面上“服从”国民政府，实际上军权、财权、行政权，都紧握在地方军阀的手中，例如说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等等。

那么，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为什么失败了呢？答案是：因为他“安内”的速度，赶不上日本蚕食中国的速度，当时，日本已经开始蚕食华北，与此同时，伪满洲国的工业建设，也正在快速增强日本的实力，换句话说，在蒋介石“安内”的时间里，日本同时也在进步，“安内”需要多久？等你“安内”完毕之后，其实你已经越来越打不过日本了，所以，如果你不能迅速“安内”的话，那么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逻辑，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在“攘外必先安内”这个问题上，可能以下这个总结，更接近真相：

一流的能力，能够同时攘外安内。

二流的能力，能够通过攘外来安内。

三流的能力，能够打着攘外的幌子来安内。

四流的能力，即使打着攘外的幌子也安不了内。

我们都知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口头答应了：停止剿共，一致对外（抗日），但那只是口头的承诺，蒋介石拒绝留下字据，那么问题来了：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为什么不反悔？试想他撕毁约定，重新集结大军围攻红军，不就可以了？

要知道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摆在蒋介石面前最迫切的事，不是围攻红军，而是如何处理20万东北军的问题，当时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把张学良逮捕了，所以，他面对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20万东北军叛乱，如何才能成功瓦解东北军，所以事实上，蒋介石花了半年的时间，小心翼翼，才完成了对20万东北军的瓦解和改编。

其次呢，西安事变影响太大了，当时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一致对外”的口头承诺，虽然没有留字据，但当时通过新闻记者的传播，已经弄得全国人尽皆知，所以，民心大振，如果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立马反悔，派兵重新围剿延安，那么担心全国军民会出乱子，毕竟西安事变在全国已经造成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心理预期。

再者，西安事变已让蒋介石认识到：这个时候，外患已经上升为当时最大的矛盾，而且是主要矛盾，同时也意味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经彻底破产，蒋介石进一步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抗日，才能保住自己，那么假如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派何应钦、胡宗南去围攻延安，蒋介石需要担忧的是：会不会再来一次西安事变，只不过这次不是张学良，而是什么王学良、李学良，所以，当时的形势已经容不得蒋介石毁约、重新对延安动武，形势比人强，真是这样。

蒋介石戒色成功，也是一个谜。

很多朋友都知道，年轻时候的蒋介石，是非常好色的，经常光顾烟花场所，但有趣的是：自从1927年和宋美龄结婚之后，蒋介石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开始洁身自好，从那开始，再也没有乱搞女人，而且无论朝野，再也没有关于蒋介石的任何桃色绯闻，一直到他死，都是如此，这到底是为何呢？

其实答案说出来，也不复杂，主要是两点：

第一个，定都南京，意味着蒋介石爬上了权力巅峰，身为“一国之首”，必须要以身作则，以前是小啰啰，怎么搞女人都无所谓，反正人家不在意我，现在不同了，当“皇帝”了，开始爱惜名誉了，干一行爱一行，当领袖，还是要注意形象的。

第二个，宋美龄是美国人的思维模式，基督徒，是严格的一夫一妻思想，她是绝对不允许蒋介石搞女人的，这个恐怕才是最关键的原因，所以最合理的理解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之后，不敢再搞女人，也就是所谓的“妻管严”。

其实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宋美龄还是有回报的，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宋美龄不顾生命危险，远赴西安，和蒋介石共生死，应该说，对于和蒋介石的这段婚姻，宋美龄也是很认真的。

我们在读蒋介石日记的时候，有时候会读到一些令人惊讶的历史细节，例如说，蒋介石竟然在1935年的时候，成功地预测了日本在1945年投降，非常有趣，我们来看看这段日记，是蒋介石1935年8月21日写的：

“日本（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

可见蒋介石在1935年8月21日预测“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是1945年8月15日投降，刚刚好是“十年之内”，蒋介石当年的这个预测，真是很有趣。

而且我们细看他这段日记的预测，一共七点，除了第六点预测错误之外，其他的都预测成功，这个历史细节，也是饶有趣味。

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以德报怨”政策，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他至少有两个动机：

第一个动机，是担心投降的日本闹暴动，当时日军虽然宣称投降，但是，很多日军并未放下武器，为了顺利接收日军的投降，所以，这段时期需要释放一些善意，是有利于接收日军投降的，更何况当时蒋介石担心各地日军向八路军投降，武器都被八路军接收了，所以，蒋介石更是需要向日军释放善意。

第二个动机是：蒋介石希望在战后，利用日军对付八路军。所以，蒋介石对日本的所谓“以德报怨”，带有很强烈的政治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战后，有很多日本军官在投降之后，自愿来到台湾，为蒋介石的军队服务，帮忙指挥，举个具体的例子：根博。

根本博

前侵华日军将领根本博，后来去了台湾，为蒋介石服务，他参与指挥了1949年底的“金门战役”，在根本博的指挥下，解放军在古宁头遭受了重大损失。所以说，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站在他的立场上看，多少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我们很多的历史爱好者有这么一个疑问：1945年9月的重庆谈判，蒋介石为什么不趁机抓捕人在重庆的毛泽东呢？

其实蒋介石在那段时间的日记里写得很清楚：他确实动过念头，不顾信用，不顾形象，要抓捕毛泽东，但是冷静想想之后，还是不敢，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原因有多个，首先，毛泽东当年去重庆谈判，他是不情愿的，为何不情愿？就是知道重庆太危险，不应该亲自去，事实上，毛泽东最终答应去重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斯大林施加的压力。

斯大林为何向延安施加压力、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呢？其实就是因为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约定：苏联恢复了对旅顺、南满铁路、中东铁路的控制，那么斯大林觉得“见好就收”，这个时候，他是真的希望中国结束内战、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其实搞政治，真的就像下棋一样，棋手根据棋局变化，每一步的想法，随时都会变的，所以叫“博弈”。

那么除了斯大林的压力之外，美国人对毛泽东人身安全的担保，也是促成毛泽东重庆之行的有力推手，换句话说，对于毛泽东来重庆，蒋介石是对美国人保证过的：保证不抓捕、不伤害毛泽东，倘若蒋介石食言，那么势必得罪美国人，蒋介石在战后，需要美国给予大力援助，如果得罪美国人，那么援助就全没了，所以蒋介石冷静下来之后，还是不敢动手。

再加上，1945年秋，事实上整个东北都被苏军占领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在重庆对毛泽东行凶，他不但得罪美国人，而且也得罪了斯大林，惹怒了斯大林，苏军拒绝从东北撤兵，对蒋介石来说，损失很大，这也是他不敢动手的原因之一。

当然了，还有一点：在1945年8、9月那会，蒋介石并不认为八路军能打赢国民党部队，当时八路军只有130万兵力，而国民党部队则有430万，简单的数学计算也告诉蒋介石：八路军赢不了，所以，抓不抓捕毛泽东，也没那么重要，反正，我老蒋兵力强大得多，我一声令下，就可以发动内战。

果然，不到一年之后，蒋介石就发动了全面内战。

有很多网友其实都不清楚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爆发于1946年6月的全面内战，其实是蒋介石打起来的，这个话可能有的网友不愿意接受，但你接受不接受，历史事实都是客观的、而且是清楚的：1946年6月爆发的全面内战，是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为标志的，全面内战确实是蒋介石打起来的，这一点在历史学界，没有疑问，台湾历史学界也都是承认的。

事实上八路军在1946年6月的时候是以130万对国民党军430万，所以，八路军没有发动全面内战的理由，这也就是为什么从1946年6月一直到1947年8月，八路军（后来改称解放军）其实一直都处于“战略防御”的状态，也是再后来，战局才变得对解放军有利。

那么，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有多差劲呢？

举例说，蒋介石团队里有一个德国籍的军事顾问，名叫Walter Franz Maria Stennes，然而，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苏联克格勃的特工，他从克格勃接到的主要任务包含：尽一切努力让蒋介石政府维持抗日立场、收集日本攻击苏联计划和动向的有关情报，等等。

Walter Franz Maria Stennes，蒋介石的德籍军事顾问，真实身份是苏联克格勃特工

然而有趣的是：这个戴着“德国军事顾问”面具的苏联克格勃特工，蒋介石用了他好多年，却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当然这个其实也难怪蒋介石：一个德国人，谁能想到他竟然会是苏联间谍呢？这个反差，确实也太大了。

当然了，这也间接说明了：当年苏联情报机关的工作能力，真的很强。

这还不算，事实上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蒋介石的团队里，有大量的重要人物，都是中共地下党，例如：

郭汝瑰：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在内战期间，国民党军的装备、人马、序列、作战计划、长江江防要图等等重要资料，郭汝瑰都交给了解放军。

吴石：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部队的兵力部署图，就是他提供给解放军的。

葛亦远：国民党军统“十三太保”之一。他其实也是地下党。

熊向晖：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胡宗南和解放军屡战屡败，多次谋划突袭延安都以失败告终，很大程度上和他的泄密有关。

王黎夫：国民党军后勤部储备司司长，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军的粮草被服等物资情况，这些军事机密，他告诉了解放军。

阎又文：傅作义的秘书，也是地下党。

更有趣的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议速记员沈安娜，也是地下党，国民党高层召开各种机密会议，沈安娜担任速记员，经常会把她记录下来的会议内容，交给中共地下党的接头人员。

这就是为什么在内战时期会发生一种怪事，就是说，国民党高层的一个决定，国民党部队的军官还没接到通报，毛泽东就先接到了通报，这说明了当年地下党的情报工作，非常厉害。

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为什么一直坚持“反攻大陆”的口号呢？

首先，国民党部队的官兵，多数在大陆都有亲人，如果去了台湾，不提“反攻大陆”，广大官兵断定这辈子回家无望，那么，会出事的，各处爆发兵变，是迟早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如何，“反攻大陆”这个口号，蒋介石是绝对不能丢的。

然而事实上，所谓“反攻大陆”其实是个悖论：如果蒋介石果然有反攻大陆的能力，那么为何当初430万的兵力，输给了解放军130万呢？

其实在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解放军战斗力很强，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无法打赢，蒋介石更是无法打赢，所以美国人还是很清醒的，他们不愿看到蒋介石“反攻大陆”，因为那样意味着台湾反而可能保不住，除非美国出兵，但美国很不愿意在中国大陆被卷入另一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援助台湾的政策是：援助不能超过台湾防卫的需求。

所以，蒋介石在台湾打出的“反攻大陆”口号，一方面是为了稳住台湾百万军队的军心，另一方面，是保留这个旗帜，静候世界局势的变化，等到局势有利于他的时候，再作进取打算，只可惜蒋介石一直等到他去世，也没有得到国际局势发生对他极为有利的变化。

唯一的一次可能算数的实质变化，是1969年，那时候正处于中苏交恶时期，苏联派出代表，到台湾来谈，苏联说愿意出钱出武器，援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并且，如果蒋介石需要的话，苏联可以把中苏边境的苏军基地，开放给蒋介石的部队使用，作为向中国内地发动进攻的基地。

对于这个计划，蒋介石一开始是感兴趣的，但是冷静下来之后，他还是不敢和苏联合作，1969年7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恢复大陆领土主权问题，俄共入不能与我等先解决，如其阳为合作，阴无诚意，则不可合作，否则清军入关，对于吴洪之欺诈，当引以为戒。”

蒋介石的意思是：和苏联合作等于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没有好结果。

当年10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又写道：

“我政府自当静观其内部变化，决不在此时反攻，以免俄共侵占华北，以制造另一傀儡政权。”

说到底，蒋介石对苏联，还是不信任，他从青壮年时代起对苏联产生的戒心，贯穿了他整个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