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老冯2022年3月26日直播讲座的文字版。有删节。
青年时代的蒋介石,是怎样走上反清道路的?
其实,蒋介石投身革命,还是和留学日本有关,1906年,蒋介石留学日本,在日本认识了革命党人陈其美,然后呢,陈其美把蒋介石引荐给孙中山,只不过,孙中山在那个年代,平时接见的年轻人很多,一开始不会太重视蒋介石,那是很正常的,本质上说,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人,最初不能算是孙中山的人。
清政府倒台的第5年,1916年,陈其美在上海被暗杀,这件事对蒋介石的打击是很大的,为何?因为当时陈其美对蒋介石而言,不但有多年的兄弟情谊,而且,陈其美是蒋介石政治上的靠山,蒋介石失去了陈其美,就好像一艘船失去了码头。
当然了,孙中山不会因为陈其美死了,就不用蒋介石了。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安排蒋介石到粤军、广州军政府里做事,但蒋介石是江浙派,满嘴的宁波话,没有大佬(陈其美)罩着,在满街粤语和潮汕话的广州革命阵营,必然是处处不受待见的,而心高气傲的蒋介石,自然受不了被人冷落怠慢的滋味,尤其看不惯陈炯明,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蒋介石离开了广州革命阵营,去了上海,干什么呢?做股票经纪人。当时他对革命灰心了,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认为不如在上海经商,做生意发财,也挺好。他在日记里,是真的这样说。
那么,蒋介石因为什么事,受到孙中山信任的呢?
蒋介石在1943年7月26日的日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杀陶)而起”
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个意思:“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信任我、重用我?我猜想,可能和我在1912年杀了陶成章有关。”
陶成章
陶成章,浙江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领袖。
蒋介石为什么刺杀陶成章?这件事说来话长,简单地讲,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大清尚未倒台,陶成章到南洋,找孙中山要钱,陶成章说,我们华东革命党光复会,需要经费,孙中山告诉他:没有钱。陶成章说:你不给可以,我自己在南洋筹款,那总可以吧?
于是,陶成章在南洋筹款。
结果呢,筹不到几个钱,陶成章怀疑是孙中山从中搞鬼,所以呢,陶成章在南洋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孙文罪状》,细说孙中山“贪污革命公款”的事情,这就是陶成章和孙中山、陈其美等人闹矛盾的缘由。
那么,后来到了1912年,清政府倒台之际,陈其美从江湖上听到风声,说陶成章正在谋刺他,于是,陈其美决定先下手为强,他派了蒋介石,到上海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把陶成章杀了。
那么孙中山信任蒋介石,是不是真像蒋介石说的:因为他在1912年杀了陶成章呢?可能有那么点影响,但孙中山真正信任和重用蒋介石,其实是从“六一六事变”开始的。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的粤军在广州发动兵变,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化装撤退到珠江上的“永丰舰”。
6月18日,孤立无援的孙中山,拍电报给蒋介石,当时蒋介石人在华东,他接到电报之后,没有犹豫,火速南下,并于29日抵达“永丰舰”。
这个永丰舰,其实就是后来的中山舰,后来抗战爆发,1938年秋在武汉战役中,中山舰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击沉在长江。
蒋介石抵达永丰舰之后,开始亲自指挥作战,他让孙中山下了底舱,他自己和其他同志一起,在舵楼上指挥,要知道,战争的时候,舵楼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说,蒋介石确实是冒了生命的危险。
当时永丰舰要过广州的一个叫“车歪炮台”的地方,然而炮台上有陈炯明粤军的炮兵,所以,永丰舰是冒险闯关,一路上,永丰舰和车歪炮台互相炮击,永丰舰侥幸闯过,驶至白鹅潭,脱离了危险,为什么到了白鹅潭就脱离危险了呢?因为白鹅潭后面就是沙面岛,沙面岛当时是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租界,陈炯明的粤军不敢往沙面开炮。
为什么蒋介石要冒生命危险南下,投奔危难中的孙中山呢?其实当时蒋介石刚刚从上海股灾中走出来,他在上海破产了,欠了一屁股的债,已经处于走投无路的状态,前途无望,期间接到孙中山的电报,他把心一横,决定赌一把,事实上蒋介石一直是赌徒的性格,他的崛起归功于这个性格,他后来的衰败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性格。
那么到了1924年,孙中山组建黄埔军校,让蒋介石当校长,为什么要组建黄埔军校呢?因为孙中山总结了以往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认为:从外面“挖”过来的、策反过来的军官,几乎都靠不住,所以觉得:军官还是得自己培养,只有自己培养的军官,才靠得住,当时苏联顾问马林(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荷兰人)也建议孙中山,马林说:苏联有一套办法,可以把三年学制的军校课程,浓缩到半年,以这套办法为基础,组建一个“速成军事学校”,这就是黄埔军校的来历。
然而有趣的是:孙中山在最初,并不打算把这所“速成军校”办在广州,孙中山的原计划是:在外蒙古的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办这个“速成军校”,为什么呢?孙中山的想法是:在乌兰巴托办军校,从北往南打,一路草原,过阴山,直接攻击北京,直捣北洋军阀的老巢,这是孙中山的原计划。
那么,为了实现这个计划,1923年,孙中山派了蒋介石去苏联,名义上是“考察”,实际上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求苏联同意孙中山在乌兰巴托建立“速成军校”,建成革命基地。
所以在1923年,蒋介石到了苏联,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见了面,蒋介石提出关于在乌兰巴托建立军校的要求,不料,托洛茨基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从苏联看来,外蒙古就是苏联的地盘,苏联担心国民党在库伦(乌兰巴托)建军之后,赖着不走。
这件事给蒋介石一个强烈的坏印象,使他认为:苏联不是真心帮助中国革命,蒋介石从那时候开始,就对苏联产生了戒心,那么无奈之下,国民党被迫只好把军校建在了广州黄埔。
事实上从广州建军,从南往北打,是更加困难的,但是,当时没办法,由于苏联反对国民党在外蒙建军,那也没有办法。
那么蒋介石当了黄埔军校的校长,是不是就爬到权力巅峰了呢?并没有,事实上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的大佬是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可是呢,胡汉民叫人暗杀了廖仲恺,国民党专案组查到了胡汉民头上,网开一面,叫他出国了,然后又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怀疑汪精卫伙同苏联顾问绑架他,所以,他以这个为借口,把汪精卫也逼迫出国了。
最后呢,廖仲恺被杀一案深挖下去,又牵扯到当时国民党掌握军队的许崇智的部下,蒋介石又以这个做借口,把许崇智逼迫下野、交出了军权,就这么几个回合下来,国民党高层几个大佬,死的死,出国的出国,下野的下野,顺理成章,蒋介石成为了党内实际权力最大的人物,这里面既有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因素,而且也有一些运气因素。
事实上在战争生涯里,蒋介石还曾经自杀过一回,只不过被陈赓及时救了下来,那是在1925年10月27日,东征陈炯明战斗期间,当时陈赓是警卫连的连长,负责蒋介石的安全。
然而,东征军在战斗中失利,被陈炯明包围,陈赓、蒋介石等人一直奔跑,想突围,蒋介石跑累了,实在跑不动,他瘫坐在地上,眼看远处陈军的人即将追来,蒋介石想,与其被俘虏处死,不如自杀,于是他掏出手枪要自杀,陈赓在紧急时刻,把他的手枪夺了下来,及时制止了他,陈赓对蒋介石说,你跑不动,我背你跑,结果,陈赓背起蒋介石,一路狂奔,最终侥幸逃出重围。
共产党人陈赓在黄埔时期,对蒋介石还有救命之恩,历史,就是这样有趣。
陈赓
那么,历史爱好者常说的“攘外必先安内”,是不是真理呢?不一定。
最早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人,当然不是蒋介石,而是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他说:“安内以尊王,尊王而后攘外”,此外,北宋的赵普也说过:“攘外必先安内”,然而,很多后人把这句话当成普世真理了,其实并不然。
真理是这样的:真正决定先后顺序的,并不是“内外”,而是“轻重缓急”,打个比方:家庭内部有矛盾,如果歹徒明天上门,那么,家庭内部尚有时间理顺内部关系,团结对外,可是,如果歹徒已经杀上门了,这个时候,就顾不上“安内”了,硬着头皮,也要上。事实上历史也证明了:事在人为,有时候“攘外”和“安内”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举例说1950年出兵朝鲜,但与此同时,国内也在大规模“剿匪”,例如湘西剿匪、东北剿匪、广西剿匪,这些都是同时进行的,几年下来,全国剿匪200万,同时在朝鲜半岛,还打了个平手。
所以,我们从这个视角回顾历史,事情就看得更清楚:蒋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因为当时国民党部队的实力比红军强,所以要先“安内”,而日军的实力又比国民党军要强,所以“攘外”的事要押后,假设日军弱小、红军强大,那么蒋介石一定会改口,说“安内必先攘外”,必然是这样,搞明白这一点,你对“攘外必先安内”这事,就会有全新的认识。
而且,蒋介石当时所说的“安内”也不仅仅指的是红军,其实当时国民政府只是名义上统一了,但实际上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很多省份都是军阀割据,表面上“服从”国民政府,实际上军权、财权、行政权,都紧握在地方军阀的手中,例如说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等等。
那么,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为什么失败了呢?答案是:因为他“安内”的速度,赶不上日本蚕食中国的速度,当时,日本已经开始蚕食华北,与此同时,伪满洲国的工业建设,也正在快速增强日本的实力,换句话说,在蒋介石“安内”的时间里,日本同时也在进步,“安内”需要多久?等你“安内”完毕之后,其实你已经越来越打不过日本了,所以,如果你不能迅速“安内”的话,那么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逻辑,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在“攘外必先安内”这个问题上,可能以下这个总结,更接近真相:
一流的能力,能够同时攘外安内。
二流的能力,能够通过攘外来安内。
三流的能力,能够打着攘外的幌子来安内。
四流的能力,即使打着攘外的幌子也安不了内。
我们都知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口头答应了:停止剿共,一致对外(抗日),但那只是口头的承诺,蒋介石拒绝留下字据,那么问题来了: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为什么不反悔?试想他撕毁约定,重新集结大军围攻红军,不就可以了?
要知道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摆在蒋介石面前最迫切的事,不是围攻红军,而是如何处理20万东北军的问题,当时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把张学良逮捕了,所以,他面对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20万东北军叛乱,如何才能成功瓦解东北军,所以事实上,蒋介石花了半年的时间,小心翼翼,才完成了对20万东北军的瓦解和改编。
其次呢,西安事变影响太大了,当时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一致对外”的口头承诺,虽然没有留字据,但当时通过新闻记者的传播,已经弄得全国人尽皆知,所以,民心大振,如果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立马反悔,派兵重新围剿延安,那么担心全国军民会出乱子,毕竟西安事变在全国已经造成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心理预期。
再者,西安事变已让蒋介石认识到:这个时候,外患已经上升为当时最大的矛盾,而且是主要矛盾,同时也意味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经彻底破产,蒋介石进一步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抗日,才能保住自己,那么假如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派何应钦、胡宗南去围攻延安,蒋介石需要担忧的是:会不会再来一次西安事变,只不过这次不是张学良,而是什么王学良、李学良,所以,当时的形势已经容不得蒋介石毁约、重新对延安动武,形势比人强,真是这样。
蒋介石戒色成功,也是一个谜。
很多朋友都知道,年轻时候的蒋介石,是非常好色的,经常光顾烟花场所,但有趣的是:自从1927年和宋美龄结婚之后,蒋介石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开始洁身自好,从那开始,再也没有乱搞女人,而且无论朝野,再也没有关于蒋介石的任何桃色绯闻,一直到他死,都是如此,这到底是为何呢?
其实答案说出来,也不复杂,主要是两点:
第一个,定都南京,意味着蒋介石爬上了权力巅峰,身为“一国之首”,必须要以身作则,以前是小啰啰,怎么搞女人都无所谓,反正人家不在意我,现在不同了,当“皇帝”了,开始爱惜名誉了,干一行爱一行,当领袖,还是要注意形象的。
第二个,宋美龄是美国人的思维模式,基督徒,是严格的一夫一妻思想,她是绝对不允许蒋介石搞女人的,这个恐怕才是最关键的原因,所以最合理的理解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之后,不敢再搞女人,也就是所谓的“妻管严”。
其实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宋美龄还是有回报的,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宋美龄不顾生命危险,远赴西安,和蒋介石共生死,应该说,对于和蒋介石的这段婚姻,宋美龄也是很认真的。
我们在读蒋介石日记的时候,有时候会读到一些令人惊讶的历史细节,例如说,蒋介石竟然在1935年的时候,成功地预测了日本在1945年投降,非常有趣,我们来看看这段日记,是蒋介石1935年8月21日写的:
“日本(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
可见蒋介石在1935年8月21日预测“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是1945年8月15日投降,刚刚好是“十年之内”,蒋介石当年的这个预测,真是很有趣。
而且我们细看他这段日记的预测,一共七点,除了第六点预测错误之外,其他的都预测成功,这个历史细节,也是饶有趣味。
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以德报怨”政策,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他至少有两个动机:
第一个动机,是担心投降的日本闹暴动,当时日军虽然宣称投降,但是,很多日军并未放下武器,为了顺利接收日军的投降,所以,这段时期需要释放一些善意,是有利于接收日军投降的,更何况当时蒋介石担心各地日军向八路军投降,武器都被八路军接收了,所以,蒋介石更是需要向日军释放善意。
第二个动机是:蒋介石希望在战后,利用日军对付八路军。所以,蒋介石对日本的所谓“以德报怨”,带有很强烈的政治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战后,有很多日本军官在投降之后,自愿来到台湾,为蒋介石的军队服务,帮忙指挥,举个具体的例子:根博。
根本博
前侵华日军将领根本博,后来去了台湾,为蒋介石服务,他参与指挥了1949年底的“金门战役”,在根本博的指挥下,解放军在古宁头遭受了重大损失。所以说,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站在他的立场上看,多少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我们很多的历史爱好者有这么一个疑问:1945年9月的重庆谈判,蒋介石为什么不趁机抓捕人在重庆的毛泽东呢?
其实蒋介石在那段时间的日记里写得很清楚:他确实动过念头,不顾信用,不顾形象,要抓捕毛泽东,但是冷静想想之后,还是不敢,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原因有多个,首先,毛泽东当年去重庆谈判,他是不情愿的,为何不情愿?就是知道重庆太危险,不应该亲自去,事实上,毛泽东最终答应去重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斯大林施加的压力。
斯大林为何向延安施加压力、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呢?其实就是因为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约定:苏联恢复了对旅顺、南满铁路、中东铁路的控制,那么斯大林觉得“见好就收”,这个时候,他是真的希望中国结束内战、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其实搞政治,真的就像下棋一样,棋手根据棋局变化,每一步的想法,随时都会变的,所以叫“博弈”。
那么除了斯大林的压力之外,美国人对毛泽东人身安全的担保,也是促成毛泽东重庆之行的有力推手,换句话说,对于毛泽东来重庆,蒋介石是对美国人保证过的:保证不抓捕、不伤害毛泽东,倘若蒋介石食言,那么势必得罪美国人,蒋介石在战后,需要美国给予大力援助,如果得罪美国人,那么援助就全没了,所以蒋介石冷静下来之后,还是不敢动手。
再加上,1945年秋,事实上整个东北都被苏军占领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在重庆对毛泽东行凶,他不但得罪美国人,而且也得罪了斯大林,惹怒了斯大林,苏军拒绝从东北撤兵,对蒋介石来说,损失很大,这也是他不敢动手的原因之一。
当然了,还有一点:在1945年8、9月那会,蒋介石并不认为八路军能打赢国民党部队,当时八路军只有130万兵力,而国民党部队则有430万,简单的数学计算也告诉蒋介石:八路军赢不了,所以,抓不抓捕毛泽东,也没那么重要,反正,我老蒋兵力强大得多,我一声令下,就可以发动内战。
果然,不到一年之后,蒋介石就发动了全面内战。
有很多网友其实都不清楚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爆发于1946年6月的全面内战,其实是蒋介石打起来的,这个话可能有的网友不愿意接受,但你接受不接受,历史事实都是客观的、而且是清楚的:1946年6月爆发的全面内战,是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为标志的,全面内战确实是蒋介石打起来的,这一点在历史学界,没有疑问,台湾历史学界也都是承认的。
事实上八路军在1946年6月的时候是以130万对国民党军430万,所以,八路军没有发动全面内战的理由,这也就是为什么从1946年6月一直到1947年8月,八路军(后来改称解放军)其实一直都处于“战略防御”的状态,也是再后来,战局才变得对解放军有利。
那么,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有多差劲呢?
举例说,蒋介石团队里有一个德国籍的军事顾问,名叫Walter Franz Maria Stennes,然而,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苏联克格勃的特工,他从克格勃接到的主要任务包含:尽一切努力让蒋介石政府维持抗日立场、收集日本攻击苏联计划和动向的有关情报,等等。
Walter Franz Maria Stennes,蒋介石的德籍军事顾问,真实身份是苏联克格勃特工
然而有趣的是:这个戴着“德国军事顾问”面具的苏联克格勃特工,蒋介石用了他好多年,却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当然这个其实也难怪蒋介石:一个德国人,谁能想到他竟然会是苏联间谍呢?这个反差,确实也太大了。
当然了,这也间接说明了:当年苏联情报机关的工作能力,真的很强。
这还不算,事实上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蒋介石的团队里,有大量的重要人物,都是中共地下党,例如:
郭汝瑰: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在内战期间,国民党军的装备、人马、序列、作战计划、长江江防要图等等重要资料,郭汝瑰都交给了解放军。
吴石: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部队的兵力部署图,就是他提供给解放军的。
葛亦远:国民党军统“十三太保”之一。他其实也是地下党。
熊向晖: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胡宗南和解放军屡战屡败,多次谋划突袭延安都以失败告终,很大程度上和他的泄密有关。
王黎夫:国民党军后勤部储备司司长,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军的粮草被服等物资情况,这些军事机密,他告诉了解放军。
阎又文:傅作义的秘书,也是地下党。
更有趣的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议速记员沈安娜,也是地下党,国民党高层召开各种机密会议,沈安娜担任速记员,经常会把她记录下来的会议内容,交给中共地下党的接头人员。
这就是为什么在内战时期会发生一种怪事,就是说,国民党高层的一个决定,国民党部队的军官还没接到通报,毛泽东就先接到了通报,这说明了当年地下党的情报工作,非常厉害。
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为什么一直坚持“反攻大陆”的口号呢?
首先,国民党部队的官兵,多数在大陆都有亲人,如果去了台湾,不提“反攻大陆”,广大官兵断定这辈子回家无望,那么,会出事的,各处爆发兵变,是迟早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如何,“反攻大陆”这个口号,蒋介石是绝对不能丢的。
然而事实上,所谓“反攻大陆”其实是个悖论:如果蒋介石果然有反攻大陆的能力,那么为何当初430万的兵力,输给了解放军130万呢?
其实在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解放军战斗力很强,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无法打赢,蒋介石更是无法打赢,所以美国人还是很清醒的,他们不愿看到蒋介石“反攻大陆”,因为那样意味着台湾反而可能保不住,除非美国出兵,但美国很不愿意在中国大陆被卷入另一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援助台湾的政策是:援助不能超过台湾防卫的需求。
所以,蒋介石在台湾打出的“反攻大陆”口号,一方面是为了稳住台湾百万军队的军心,另一方面,是保留这个旗帜,静候世界局势的变化,等到局势有利于他的时候,再作进取打算,只可惜蒋介石一直等到他去世,也没有得到国际局势发生对他极为有利的变化。
唯一的一次可能算数的实质变化,是1969年,那时候正处于中苏交恶时期,苏联派出代表,到台湾来谈,苏联说愿意出钱出武器,援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并且,如果蒋介石需要的话,苏联可以把中苏边境的苏军基地,开放给蒋介石的部队使用,作为向中国内地发动进攻的基地。
对于这个计划,蒋介石一开始是感兴趣的,但是冷静下来之后,他还是不敢和苏联合作,1969年7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恢复大陆领土主权问题,俄共入不能与我等先解决,如其阳为合作,阴无诚意,则不可合作,否则清军入关,对于吴洪之欺诈,当引以为戒。”
蒋介石的意思是:和苏联合作等于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没有好结果。
当年10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又写道:
“我政府自当静观其内部变化,决不在此时反攻,以免俄共侵占华北,以制造另一傀儡政权。”
说到底,蒋介石对苏联,还是不信任,他从青壮年时代起对苏联产生的戒心,贯穿了他整个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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