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称帝，为什么让司马光很头疼？-细品《资治通鉴》之三国争霸

昨天的文章发表比较仓促，标题沿用了上一篇的标题，今天改正过来再发表一次

公元221年，在曹丕称帝后，蜀汉的刘备也选择了称帝。

刘备称帝，对于历史学家带来的困扰就是谁是汉朝的正统。由此引发了历史上的争论。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当时的司马光是如何解释这个关于谁是正统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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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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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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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反思

公元220年，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自己称帝，建立了曹魏政权。

曹丕称帝后不久，刘备在四川称帝，历史上把刘备建立的政权称为蜀汉。蜀汉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

为什么刘备会选择在曹丕称帝之后也选择称帝呢？

其实刘备称帝背后，还是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树立自己是汉朝的继承人的角色，从而联合其它诸侯一起反曹魏。

当时传言汉献帝已经死了（当然这个谣言也可能本身就是刘备集团自己造的。毕竟如果汉献帝禅让政权，那么曹魏得到的政权就是正统的，合法的，再去造反就不是名正言顺了）。如果汉献帝是被曹丕害死的，那么曹丕所建立的曹魏政权就是不合法的，那么刘备作为汉室皇亲，以自己是宗室的名义来称帝，就有汉朝合法继承人的合法性。所以刘备才会急着称帝其实就是为了争取这个名分。如果曹魏称帝，刘备不称帝，就会失去汉朝政权的合法性继承人的制高点。

所以为什么刘备要给汉献帝办丧礼，要贬斥反对其称帝的费诗，根源就在这里。

所以从刘备称帝的行为来看，是其要针对曹丕称帝的必然应对，而不完全是自己的私心。只要汉献帝还在位，刘备就不会称帝，汉献帝不在位，刘备就必须称帝，没有其它选择。

当然在曹丕称帝的时候，刘备也已经六十多岁了，而曹魏的力量还是要强于蜀汉，留给刘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刘备称帝，才能让自己的政权具有合法性，才能让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兄弟们一个明确的前景，从这个角度而言，刘备称帝也是必要的。

那么为什么司马光在编制《资治通鉴》的时候那么纠结在正统之分呢？

因为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是按照纪年来安排内容的。要知道在中国的古代并不是采用西式的纪元法，而是采用的年号，年号据考证是从汉武帝开始启用的，实际上就是中央集权的政权给全国制定的一个纪年的标准。

在汉武帝发明年号以前，中国的纪年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干支纪年法，一种是帝王在位年序纪年法（就是将新的君主继位后的第二年作为新的君主的元年，使用在位的年序纪年，比如春秋时期齐桓公三年，晋文公四年，汉高祖元年等）。如果有心翻一下《资治通鉴》最开始的纪年，都是威烈王二十三年等等。但这种纪年方法并不是强制推行的，导致全国实际上会有很多个纪年的方式混用，如果出趟门，都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的现象很普遍。（春秋的时候出了诸侯国就不清楚是哪一年了）。所以到汉武帝时期，由于快速的开疆拓土，就需要在新管理的地区统一标准，建立一个统一的纪年也尤为重要，所以汉武帝就在公元前140年创建了年号制度，这样朝廷的年号通用于全国的任何地方，同时也能根据年号明白这是哪一年。

当然年号只是一个标准，都是皇帝来颁布年号，而如果皇帝认为现在的年号不吉利或者需要更换，也是经常更换的，《汉书》上记载说，那年十月，汉武帝出去狩猎，捉到一只独角兽白麟，群臣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纪念，建议用来记年，于是立年号为“元狩”，称那年（前122年）为元狩元年。可是，过了六年，又在山西汾阳地方获得一只三个脚的宝鼎，群臣又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建议用来纪年，于是改年号为“元鼎”，称那年为元鼎元年。

既然年号是政权的皇帝来命名的，那么如果编历史，如果出现了多个政权如何处理就成为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就必须要分一个主次，也就是正统还是非正统的问题，要采用正统的政权颁布的年号。但到曹丕建立曹魏政权后，就颁布了自己的年号是黄初元年。而刘备在第二年称帝，颁布年号为章武。那么史书采用哪个年号来纪年呢？这就是司马光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难处理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界定正统和非正统，在历史上争议会非常的大。哪个政权是合法的，哪个政权是非法的，在历史上争议是很大的，因为很多中国古代很多政权都是贵族和士族建立的，这些贵族和士族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性，都会选择让自己和古代某个政权的皇族具有继承性，才证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比如司马光所在的宋朝源于后周，所以他就要把后梁，后唐，后周这些政权视为正统，才能证明宋太祖拿到的权力的合法性，而不能随便将其它政权视为正统，否则不要说乌纱了，连性命都可能难保。

所以在本文中，司马光特意在强调其编《资治通鉴》只是打算说明国家的兴衰，记录百姓的悲欢，所以就会搁置争议，不去强调哪个政权是正统的，哪个政权不是正统的，所以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才会将《三国志》中以曹魏为主的记载作为主纪年，而不是把蜀汉作为主纪年。

所以年号这种事物，是有其存在的意义的，年号是在中央集权政权出现后，为了统一各个地方的纪年标准而出现的，就跟书同文，车同轨一样，有了年号的存在，让自己统治的区域都遵循一个纪年的方式，才有了统一的标准，对于国家形成统一的文化和意志是非常重要的。

但历史上各个皇权的更迭是很快的，所以用年号来纪年，不可避免的又会陷入历史记录的混乱，对于我们了解历史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后来到了辛亥革命后，才引入了西方的公元纪年，也就是以耶稣的诞辰那一年为公元元年开始记录的，这样才方便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沟通。

所以时代在变化，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了国际上的交流和沟通，采用自己的标准来纪年就存在着太多的不便利的地方，比如说一个光绪二十四年，不仅是外国人，甚至很多国人都没有概念，但如果说公元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我们就很快能从时间轴上找到这个时间位置，更方便我们进行中外之间的对照和比较，所以这就是进步。所以读历史，我们要知道在当时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司马光才会用大段的文章来阐述为什么自己要用曹魏年号，读历史千万不要想当然，用现代人的观点去思考古人的处境，只有还原古人的处境，我们才知道司马光在编这部史书的突破性意义。